中國最早釀酒器出土傳奇

濾酒缸，大汶口文化時期遺存，證明莒人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釀酒技術。

大汶口文化時期儲糧罐，學界普遍認為，只有糧食有了富餘，才可能開始有規模地釀酒。

盉，大汶口文化時期酒具。

本版照片均由記者錢歡青 攝

學術顧問魯文生學術支持山東省博物館學會

□本報記者 錢歡青 發自莒縣

「李白斗酒詩百篇」、「張旭三杯草聖傳」，且不說李白、張旭兩位「藝術大俠」酒量究竟有多大，酒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構建元素，卻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但關於酒的溯源，長久以來卻存在多種猜想和假說，無論是傳說的儀狄造酒，還是杜康造酒，都注入了先人對酒的美好想像。

學術界普遍認為，能有充分證據證實酒的起源的，是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時期的成套釀酒器具，這些器具包括濾酒缸、接酒盆、盛酒盆，和盛放發酵物品的大口尊。

尤其是濾酒缸，證明早在5000年前，我們的祖先就掌握了釀酒技術。

這些中國最早釀酒器，如今陳列在莒州博物館，向世人證明著先人的智慧。

而它們的出土過程，則還有著一個曲折的傳奇故事。

陶文大口尊帶來「好運氣」

莒縣博物館原館長蘇兆慶先生告訴記者，釀酒器的發現，和「陶文大口尊」不無關係。

1960年暴雨衝出三件分別刻有「錛」、「斧」和「日月山」的陶文大口尊后，為了考察其年代，1962年夏，蘇兆慶陪同山東博物館的王思禮、張學海兩位先生徒步去陵陽河遺址考察。

蘇兆慶記得，當時沭河水很深，走在木橋上，水還能沒到大腿，「我們三人互相牽著手前進，這樣還有隨時被衝到橋下的危險。

事後想來才有些害怕。

」經過考察，王思禮和張學海分析：「陵陽河的文化遺存比山東典型龍山文化還早，是山東又一新的文化典型。

」隨後，考古部門進行了試掘，挖了五座墓葬，因資料少和認識不足，未能及時公布，後來先公布了泰安大汶口的報告，所以這一新的文化被命名為「大汶口文化」，而事實上，正如後來張學海先生所說，「陵陽河遺址是最早發現的大汶口文化」。

1969年，蘇兆慶背著三件陶文大口尊上北京展出後，在古文字學界和文物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學者們紛紛撰文，認為它們將中國的文明史和文字史提前到了5000年前。

進京展覽的三件陶文大口尊，是大水衝出來的，沒有地層關係，所以有的學者認為是龍山文化時期遺物，而不是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時期遺物。

為確認「大口尊」的地層關係，就必須進行正式發掘，找到共存物。

1978年秋天，蘇兆慶到省博物館辦事，恰好在省博物館接待室里遇到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東隊隊長高廣仁先生，他和夫人邵望平也都寫過有關陶文的文章。

蘇兆慶請高先生幫助發掘陵陽河遺址，但高先生說省博物館已在陵陽河做過工作，我們再插手，怕影響兩級關係。

他讓蘇兆慶自己發掘。

蘇兆慶說我們的經濟能力和技術力量均難承受。

他說這好辦，「你自己發掘有困難時我可以幫你，因為陵陽河遺址太重要了。

」高廣仁的一席話，堅定了蘇兆慶要發掘陵陽河遺址的信心。

但是他也怕和省博物館關係出問題。

於是就在臨沂文物處(莒縣原屬臨沂)等地造輿論，說要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來莒縣發掘陵陽河遺址，確認陶文大口尊的地層關係。

消息傳到濟南，省博物館跟臨沂文物處和蘇兆慶說，省里明年春天一定去莒縣對陵陽河遺址進行正式發掘。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從1979年4月3日開始，山東博物館和莒縣文物管理所聯合對以陵陽河遺址為中心的大朱家村、小朱家村等遺址進行發掘。

令蘇兆慶沒有想到的是，這次發掘，不僅確定了大口尊的地層，還發現成套的釀酒器，用他的話說：「大口尊帶來了好運，讓我們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釀酒器。

」

徒手挖缸，挖得手都出了血

因為事關重大，所以至今蘇兆慶都清楚地記得當時考古發掘的「陣容」：省方領隊王思禮，參加人員王樹明、袁旺、賴修田，萬良、張振國、何德亮等；莒方領隊蘇兆慶，參加人員張安禮、柏春明等。

從4月3日到30日，考古人員清理了墓葬五座，但他們期待的「東西」卻還沒出現。

「五一」之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考古項目又經歷了停工風波，一直到5月9日才重新啟動。

5月9日早晨8點開始，蘇兆慶和賴修田組織指揮60多個農民工在陵陽河道里打探溝，直到中午12點多才讓收工回家吃飯，忙忙碌碌一上午，沒有發現任何線索，農民工散去後，蘇兆慶和賴修田在河邊洗手後沿河床由東向西走，邊走邊看，無意中發現一塊高約10厘米，寬7至8厘米厚的陶片，蘇兆慶趕緊伸手去拿，沒拿動！立即興奮地說：「找到了！拿不動就說明它在泥里，是個『大傢伙』！」兩個人無比高興。

因為當時已經收工，沒有工具，兩人不約而同地雙膝跪在地上，用手不停地挖了起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兩人足足挖了一個多小時還沒把那個「大傢伙」挖出來，就稍微喘息了一下，這才感到手有點疼，一看，哎呦！流血的手上沾了許多泥土。

此時，兩人誰也顧不上包紮，又不停地挖了起來。

蘇兆慶點上一支煙，看了賴修田一眼，興奮地把目光聚焦到了陶片上。

賴修田和蘇兆慶對視了一下，望了一眼斑斑駁駁的沙灘，也把目光投射到了陶片上。

兩人蹲在陶片旁，如同兩塊山岩。

各自沉思了一會兒，就商討起了下午施工的細節，越談越高興，都忘了肚子還在咕咕叫。

下午6點多，兩人和農民工終於挖出了一件濾酒缸，此缸為夾砂紅陶，高37厘米，口徑58厘米，底徑44厘米，敞口，斜直壁，底部有直徑9厘米的圓形漏孔，通體飾藍紋，形體碩大。

後經專家鑑定，是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時期罕見的釀酒器。

這就是當時的陵陽河遺址6號墓。

6號墓是目前大汶口文化時期最大最豐富的墓葬，隨葬品多達206件，大口尊，成套釀酒器等重要文物一併出土。

5000年前，莒人就已發明釀酒技術

蘇兆慶說，6號墓中出土的成套釀酒器具，實屬重大發現，堪為莒人早在5000年前就已發明了釀酒技術的物證，也是莒地原始農業發展，糧食已有剩餘的標誌。

之後，在蘇兆慶的建議下，考古人員在6號墓四周擴方，繼續發掘。

持續了大約一年時間，陵陽河遺址考古發掘終於結束，這次發掘，總共清理了45座墓，出土了2800多件文物。

其中有「大口尊」、「釀酒漏缸」、「瓮」、「高領罐盆」、「鬹」、「鼎」、「豆」、「盉」、「壺」、「單耳杯」、「薄胎高柄杯」等大汶口中晚期文化遺存，其時間距今約5000年左右。

在6號墓出土一套釀酒器之後，17號墓也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釀酒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件高60厘米、口徑33.5厘米的灰陶尊，刻有一個塗了朱紅的會意字，其上成串的小圓圈與上部相通，看起來好像是有水正在往下滴，是濾酒的會意摹畫，與其他釀酒器互相印證，專家因此認為，這件灰陶尊上刻畫的圖案，應該是原始釀酒業的實物描繪，是祭祀酒神的祭文，可以將其解釋為「酒」字。

蘇兆慶說，凌陽河遺址考古發掘中，大墓中的酒具占了隨葬品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釀酒技術在5000年前就早已開始了。

另外，這批墓葬規模不一，大墓均有原木組成的葬具，隨葬品多寡懸殊，質料優劣有別，貧富分化明顯。

6號墓長4.5米，寬3.8米，有木槨，隨葬品多達206件，而且器形大，質量好，可為同時期墓葬之冠；但個別小墓長僅2米，寬0.80米，隨葬品只有六七件，且陶質粗劣。

從位置上看，大中型墓集中在遺址北部，靠近河床處；小型墓在遺址中部或偏南處，這是貧富分化的標誌與說明。

蘇兆慶認為，陵陽河遺址的發掘極其重要，它對研究我國文字的起源、釀酒技術的發明與發展等具有重大意義，為進一步探尋我國私有制的產生、文明的起源、氏族社會向國家轉變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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