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 頻：為了生的寫作｜《鐘山》筆會

按：《鐘山》非常關注文學的新生力量。

當「60後」作家成為當代文壇的重要力量時，1998年前後，《鐘山》組織了全國首次「新生代小說家研討會」、「新生代作家筆會」，當年有較大的反響和爭議。

最近這二十年來，文學觀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寫作群體也有了較大的分野：有順應、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寫作，有迎合讀者、一味追求發行量和點擊率，以商業利益為目的市場化寫作，也依然有人文本位，對社會現實、人生人性保持警醒意識的知識分子立場的寫作。

《鐘山》倡導和堅持的是知識分子立場的寫作。

「在理性的背後有對正義的激情，在科學的背後有對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後有著對美好事物的憧憬」（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理性」、「科學」、「批判」是偏客觀方面的要求，「激情」、「渴求」、「憧憬」是偏主觀方面的界定。

2014年10月中旬，《鐘山》舉辦了一次四十周歲以下的青年作家筆會，就「文學：我們的主張」為題，受邀的十二位青年作家發表了他們的看法和主張，此專題發表的是他們發言的整理稿。

《鐘山》從不以年齡劃分作家，與其說我們關心青年作家，不如說我們是想在年輕的作家中尋找聲氣相投者。

我們更關心年輕作家的價值立場和精神取向。

王彥山:實誠人的手藝

俄羅斯有個民間故事，翻譯成中文叫《世界第一傻瓜和他的飛船》，說從前有個老農夫，他和他的妻子有三個兒子。

老大和老二都很靈光，而且吃不得一點虧，老三很駑鈍，就像個傻瓜，大家都叫他傻廖沙。

一天，這個國家的沙皇要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能送他一艘飛船的人。

兩個哥哥蠢蠢欲動，想不造船就把沙皇的女兒娶到家。

於是他們在父母的祝福和豐富的物質支持下，踏上了冒險之旅。

傻廖沙則被冷落一旁，在他的苦苦哀求下，父母才勉強讓他上路，不過在他口袋裡就裝了些乾巴巴的黑麵包渣和一壺白水。

故事結局和所有古今中外的寓言一樣，像小孩子一樣單純，甚至比很多小孩子還要天真的傻廖沙，最終獲得了勝利。

他不僅找到了一艘飛船，還請每一個他見到的人上船，他們在船上快樂地唱歌、漫遊。

在這些人的幫助下，傻廖沙和沙皇鬥智鬥勇，最後贏得了公主的愛情和價值連城的嫁妝。

兩個哥哥則再也沒有什麼消息。

這則俄羅斯民間故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其實還是一個老套的說教，那就是：實誠、善良的人往往最後能得到上天的眷顧，收穫人人渴望的成功。

這個故事也很像中國傳統的學手藝的過程，同樣一個師傅，兩個學生，一個聰明，一個笨拙但實誠，往往最後那個略顯笨拙的才能得到老師的真傳，聰明的那個可能由於想法太多，半路開小差，去幹了別的營生。

寫詩亦然，做詩人亦然。

詩歌是實誠人的事業。

這種實誠，看起來拙，其實包藏人生很多的智慧。

比如對技藝孜孜不倦的摸索，對自己近乎偏執的不妥協，對自己事業無限的熱誠。

畢竟詩歌天才還是極少數，大多數詩人都要靠自己這種後天的笨拙的訓練，才能完成你心中的那首帶著聖潔的光輝的、帶有殉道色彩的悲愴之詩。

太陽底下無新事。

說來說去，其實還是一些常識。

詩歌作為一門實誠人的手藝，你必須老老實實地面對這門技藝。

前輩們走過的路，你都得認認真真地走一遍，甚至前輩們不曾抵達的路徑，你都要試著去趟出一條血路來，正所謂在無字處讀書，在無路處走路。

前輩們熱愛過的山川湖泊，你都得真真切切地愛一遍，甚至要比前輩們愛得更決絕，更壯懷激烈。

這些功課，你一門都少不得去做。

這很像《論語·述而》里孔子講的，「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路漫漫其修遠兮，願每一個傻瓜廖沙，都能乘著詩歌這首飛船，找到你的公主。

孫 頻：為了生的寫作

孫頻｜2014年《鐘山》筆會

關於文學的主張必定千差萬別，因為寫作個體本身就是千差萬別的。

必定每個個體都有著自己最深的渴望和最隱秘的寫作通道。

說起寫作，我非常讚賞大江健三郎說過的一段關於寫作的話，「我在極不確定的感覺中對抗著那些瘋狂而恐怖的東西，摸索著紮下自己的根。

如果我不寫小說，大概我也會不得不留下年復一年越來越憂鬱的遺書吧。

然而，與其說我在小說的世界中把自己的想像力用於確立與某種近似於恐怖，黑暗而可怕的東西相抗衡的，光明而正義的東西毋寧說我一直試圖把那些近於瘋狂的東西更明確地呼喚到自己的意識中，並把黑暗、混沌、悲慘的東西引到明處來。

這種意識不知能否根除其毒性，我只能繼續寫下去，否則我會立刻毀滅的。

」這其實是一種關於生的寫作態度。

我也願意把自己的寫作看做是關於生的寫作。

一旦把寫作的功能定位於此，它其實就與宗教與哲學有了暗合之處，就像宗教向人類提供了最大的慰藉與滿足，通過喪失自我，人便能夠與上帝和自然合而為一。

事實上任何一種對精神的獻身與自我沉湎都能獲得這種滿足。

而寫作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作為人類，其實我們一直處於與這個世界的對立狀態，關於這種對峙中產生的創傷的治癒便是關於生的寫作。

所以，寫作的核應該是關於人類的苦難和疾病的，應該是探求人類心靈史的，是應該朝著精神的深度和緯度走去的。

我以為這種探索是小說最本質上的意義，探索得越深才越能獲得一種存在的自由。

有時候我覺得作家的職業與敦煌千佛洞裡的畫工很相似，與其說他們在那洞裡畫出了一幅幅不朽的壁畫，不如說他們為人類畫出了一盞盞心燈，因為，當時的洞裡有多黑啊。

為人類畫出的心燈其實就是作家用文字爭取來的人存在的更高尊嚴和意義。

所以我一直覺得文學是最具有宗教氣質的藝術形式。

宗教消退之後，文學便吸收了宗教所產生的大量情感和情緒，再把它們傳達給人類。

文學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

所以文學必定會帶有補償與救贖的性質，它生來就是要與黑暗和絕望抗爭的，是用來消解苦難的，對於人們來說，這種生才是文學中的生。

時代嬗變至今，寫作方式層出不窮幾近於琳琅滿目，年輕作者更甚，以揣摩讀者心理精準而賣相好的暢銷書也算一種對世界的征服，粉絲雲集總會讓一個作者獲得一種存在感。

但是寫作畢竟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它通往一個怎樣的方向仍然應該由一個作者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渴望與疼痛來決定，那就是，還是應該去寫那些最想表達最想碰觸的東西。

也許這種選擇必然導致清貧與寂寞，會導致一個寫作者靈魂里永無休止的劇烈衝突，但也會讓一個寫作者面對這個世界永遠懷有敬畏和驕傲之心。

而所有真正的藝術都是由這兩種感情來完成的。

這就是生的方向，就是怎樣才能讓人們更好地活著。

甫躍輝：為什麼是「80後」？

「文學：我們的主張」主題討論會上，范小青老師問，來參加筆會的，是否都在《鐘山》雜誌發表過作品？賈夢瑋老師說，百分之九十九吧。

范老師問，那百分之一是誰？我說是我。

其實我想說，我是代表那些沒在《鐘山》發表過作品的廣大寫作者來參會的。

是一家家雜誌、一位位編輯，伴隨我一直寫作到今天。

我曾不止在一個場合說過，我寫作從來只是遵從內心，不是為發表寫，也不是為讀者寫———因為讀者實在太少，我也不知道這讀者在哪兒。

但真的如此嗎？若完全不發表，完全沒讀者，我還能一直寫下去嗎？寫作是孤獨的事業，但人都是脆弱的，絕對的孤獨，是太難承受了。

所以，我們需要讓寫作變得熱鬧一些，比如，一堆寫東西的人不時要聚一塊兒聊聊，算是抱團取暖吧。

我常聽到人們———尤其年輕人談論文學。

說實在的，我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場合了。

因為差不多都是那麼些話，都說的西方文學、哲學、歷史。

並不是說這些不好，但就只能說這些嗎？它們讓文學成為比較誰聰明和淵博的遊戲。

我們這代人接觸的書和信息很多，聰明和淵博，在某些時候，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我讀同輩人的作品雖不算很多，但也不少，多數重要作家的作品我都讀過。

今年，好多本重要刊物集中刊發「80後」的作品，我都找來看了。

「出道」十多年了，「80後」仍舊被這些刊物當做「新人」對待，真是個奇蹟。

「80後」寫作者一直被當做早熟的一代，多少人頭頂「少年天才」的光環啊？！其實是特別晚熟的一代。

或者說，我們被媒體和大眾的「早熟」論騙了，反倒晚熟得厲害。

以致「80後」寫了這麼多年，仍被當做「新人」，得到各種刊物的「優待」，作品即便不是很好，仍然可以因為「新人」的標籤被發表。

為什麼「80後」會這樣？有兩個原因或許比較重要：一是這代人有不少獨生子女（說「80後」是獨生子女的一代，這也是個帶有迷惑性的提法。

我曾經看到一個數據，「80後」中的獨生子女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容易自認為「獨一無二」；二是這代人完全生活在改革開放後，社會環境較好，能夠比較早地開始寫作，但很快就被商業利用了，進而讓一些「80後」沉浸在「天才」的迷夢之中。

「天才」了這麼多年，有什麼特別牛的作品麼？

同樣作為「80後」，讓我說一部讓我印象深刻的「80後」作品，一時還真說不出來———或許是我沒讀到？我把這幾本刊物翻出來，花了一個多月時間，一篇一篇讀下去。

可如今，要問我有什麼印象深刻的，我仍舊很難說出來。

我接著讀了幾篇關於「80後」的文章：李敬澤老師的《一種毀壞的文化邏輯》，王干老師的《80後作家的分化與漸熟》（《光明日報》2014年9月22日），徐妍老師的《文學生產機制視角下解讀青年寫作現象的新格局》（《上海文學》2014年第11期），以及同輩人楊慶祥的《80後，怎麼辦？》（《今天》2013年秋季號），黃平、金理的對談《什麼是80後文學？》（《南方文壇》2014年第6期），岳雯的《80後創作新觀察:80後作家，文藝的一代》（《光明日報》2014年11月3日）。

這幾篇文章，在分析「80後」這一十多年來的重要文學現象時，有不少不謀而合之處，和我此前對幾家刊物上「80後」作品的閱讀印象也比較接近。

首先，假現實。

幾年前，不少人提倡「底層文學」。

很多人贊同，也有很多人反對。

我也不喜歡這提法。

首先是怎麼界定「底層」，其次是對所謂「底層」的書寫，變得非常模式化，寫來寫去，村支書都是欺男霸女的，打工者都是極其悲慘的。

「80後文學」多的不是「底層」敘事，而是「校園敘事」、「青春敘事」、「文藝青年敘事」。

隨著「80後」紛紛告別校園，「校園敘事」算是偃旗息鼓了，後面兩種敘事，尤其最後一種敘事卻越來越大行其道。

這些敘事和「底層」敘事其實有同樣的毛病，讀多了，也一樣地覺出模式化。

什麼逃避城市到鄉下隱居啊，什麼妓女都是善良無辜的啊，哦，還有一路開著車到哪兒哪兒去朝聖啊……讀多了這樣的小說，再離開屋子到這世界上走走，會覺得這世界無比陌生。

岳雯說：「如果說50後試圖介入社會政治，60後則回到了人性的領域；如果說70後的寫作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樓閣之上，那麼到了80後，他們將日常生活又推進了一下，也就是說，他們更在意的是被個人體驗過了的現實，是精神現實。

於是，現實呈現出更為精巧、幽微，也更為狹窄的圖景。

」「我將80後的創作特質歸結為兩個字：文藝。

」在我看來，這是對「80後」的極大批評，絕非讚美。

其次，偽先鋒。

如果說活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先鋒小說家們是向西方學習，我們現在不少所謂「先鋒」小說，要麼是繼續向那些已經被學習過無數次的西方小說家學習，要麼是向八十年代那些先鋒作家學習。

也就是說，要麼繼續做西方小說家的學生，要麼做西方小說家的學生的學生。

那些早就「先鋒」過的東西，拿到現在來炒冷飯，還能算作「先鋒」麼？怕只能是「後鋒」了吧？

近百年來，我們在文學上一直向西方學習，包括很多大作家。

如今，年輕一代寫作者仍舊如此。

甚至於，我們不再向西方的大師級作家，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福克納等學習，而是向那些三四流作家學習。

很少有年輕寫作者談論四大名著、《聊齋志異》和《海上花列傳》等作品。

我們的作品裡，也很少看到這些作品的影子。

這些作品真就過時了？這些從我們的土地上自然生髮出來的作品，是否仍然存有再度先鋒的可能呢？我們能否真正創造出適合於今日文學的最恰當形式？

在我看來，「先鋒」文學就是為文學提供新的、最恰切的形式和內容的文學。

但「80後」文學裡，並沒出現這樣的作品。

黃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對文學發展構成發展的『80後』作家還未出現」，實在是一針見血。

最後，真撒嬌。

這是讓我最為失望的一點。

有些「80後」寫作者，缺乏直面自我的勇氣，或者說，有勇氣，但演技實在太好。

這幾年，「體制」成了一個經常被人提起的詞彙。

很多寫作者在網絡上批評「體制」，比如莫言獲獎，就有人批評他是「體制內」作家。

但那些批評的人呢？不少就是所謂「體制內」的人。

事實上，沒人能夠脫離「體制」。

「80後」寫作者也有不少人做出反抗的姿態，在網絡上表演，在作品中表演，仿佛這世界都在迫害他。

然而呢？現實中「體制」帶來的好處他們全沒落下，他們不過是在跟他們「反抗」的對象「撒嬌」。

楊慶祥說：「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

在對物質的無窮盡的占有和消費之中，在對國家機器的不痛不癢的調情中，我們迴避了最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屬於哪個階級？我們應該處在世界史的哪一個鏈條上？我們應該如何通過自我歷史的敘述來完成自覺的、真實的抵抗（抵抗個體的失敗同時也抵抗社會的失敗）？」這無疑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得見我們自身的黑暗，才有可能去尋找光明啊。

若我們連那個趨利避害的自我都不敢面對，談何反抗？

若我們連真誠都做不到，談何寫作？

這三個印象，其實不光針對我看到的某些同代人的作品，也針對我自己。

回首自己近十年的寫作，我越來越感覺到，實在沒有哪一篇是值得一提的。

到現在為止，我寫出的所有作品都註定速朽。

它們不是我期待的文學。

通過它們，看不到這個巨變時代的疼痛和溫暖，也看不到身處這個時代的真實的「我」。

是的，我想寫出一個雖然卑微，但又巨大的「我」。

有人認為「80後」寫作者特別自我，沒能寫出「廣闊的世界」，就連小說的敘述者往往都是「我」。

我不贊同這觀點。

文學本來就是自我的，作家的世界，都是作家看到的世界。

沒有「我」，哪裡還有世界？這並非遠離世界，相反，是更貼近世界。

我們應該對自我和世界的關係有更深的認知。

我可以去寫農民工，寫妓女，寫戰士，問題是，我為什麼寫他們？他們和我究竟有什麼關係？只有把這關係弄清楚了，才有資格去書寫他者。

這也正是為什麼我那麼一再提起魯迅先生的這句話：「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

這些人認為要寫「廣闊的世界」，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這世界太精彩了，什麼奇奇怪怪的事兒都在發生。

為什麼還需要小說家虛構？問題是，寫作的好壞，並不是以情節是否奇特為衡量標準的啊。

再者，虛構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奇怪」。

虛構是小說家的根本，是小說家對世界的態度。

為什麼在小說里讓一個人死，讓另一個人活？對小說家來說，這是天大的問題。

這裡有對整個世界的全部絕望和希望。

今年我三十歲了，不再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了，應該好好看看自己，看看世界了。

「80後」是這大變革時代催生的怪胎，也是這大變革時代的最佳觀察者。

當我們能夠真切地看清楚自己，看清楚我們的虛假、虛弱、虛偽、虛榮，以及這之後的掙扎、無奈、妥協和奮起，當我們能夠直面這一切，並把這一切行諸文字，或許我們才能寫出「時代中的80後」和「80後中的時代」。

我相信，那樣的作品將是最接近不朽的。

張羊羊：泥土的和平精神

當我熟悉的與漢語寫作有關的人，把簡歷積攢得越來越長時，那並不意味著我們豐滿了。

我時常打量一下自身的審美裝束，再想一想來歷和出生，我就可以每一天懷揣感恩之心過下去。

從未想過「主張」這個詞語與文學放在一起，這讓我一下子有了抵達第一現場的感覺，雖然我並沒有離開過現場，並一直在角落均勻呼吸著，我缺少報幕員式的發音和口才。

這些年，我的寫作理念和姿態都比較隨性，對潮流、走向不那麼敏感，也沒有刻意地經營風格與思考主張。

我無拘無束地寫著，想法也比較簡單，就是給流逝的生活和我愛的人和事物留下一點誠摯的文字。

所以，感謝因為《鐘山》的這次相聚，讓我得以從眾多青年才俊的「主張」中發現其實我也有「主張」的。

我的記憶是一片美好的棲身之地，在那裡，我小王國里的主角們像往常一樣快樂地活著，並通過我的敘述，給以後的孩子們補充一些他們錯過了的童話般的中國故事———那些生靈們在作為「食物」的認識之外，還會帶給我們無限遼闊的溫暖。

我時常回到出生的那個小鎮，在那條叫西柵門的沿河老巷，喊上一碗看著就讓人渾身舒暢的豆腐湯和一塊剛烘出爐的大麻糕，過上一天感覺富有的江南生活。

臨水的巷子，將時光刪繁就簡，心也被洗得柔軟而溫潤，待我的飽嗝里開始散發芝麻的香味，陽光似乎也為此尋蹤而來，慢慢打開鐵匠鋪、裁縫鋪、理髮店、小酒館……的惺忪的眼睛，一張張臉上寫滿迷人的舊。

如果，我的少年時代未被漢字羅列秩序的奇妙觸覺所吸引，我大概和現有的生活方式早早撇清了關係，我可以是這巷子裡任何一家鋪子的掌柜或夥計，這難道又有什麼不好嗎？可這也無法假設了，我已經讓一個女人在二十多年的張望里變成了一位多看兩眼就心疼的老母親。

我就像一個生了病的孩子，每一天都帶著一份愧疚感活著，我甚至覺得每天吃飯都在消耗許多鮮活的生命。

而寫作和喝酒一樣，也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並且能減輕我內心的愧疚感。

誠如小王子問酒鬼為什么喝酒呢？酒鬼回答為了忘卻羞愧。

記得小時候，在水稻田、麥子地、桑樹林忙碌的母親，她因每季糧食和蠶繭的收成而享受來自耕作手藝的自豪表情，讓我在多年以後才懂得的那種鄉土中國的真切面容，溫和的鄉村總有一種隱形的文火之力———胼手胝足，知足常樂。

時光流逝中，母親已沒有土地可精耕細作，我們的母親有點不像母親了，她們不再像以前那般從容。

當我在故土上找不到水稻、麥子、桑果，我漸漸變得慌張。

我找不到燕子銜泥壘巢的屋檐，找不到門前高大水杉上出雙入對的喜鵲，找不到茅針、蘆葦、紫雲英……我只找到了一種僅剩下人的孤獨和可怕。

大概十年前，我讀到了利奧波德《沙郡歲月》里「人和動物、植物以及土壤，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在相互的寬容和諒解中生活和相處著，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

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所呈現的土地倫理道德；那年，我還讀到了已故中國當代散文家葦岸「那吃草的，亦被草吃，那吃羊的，亦進羊的腹里」如此聖徒式的哲學忠告。

他們的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靈。

這些話似乎都與泥土有關，這些話似乎並不因為國籍而阻礙一個交集的形成，那麼我就能因此被引領著，看見泥土眼睛裡所昭示的一種和平精神，讓我擁有了一顆對萬物的敬畏之心，讓我從一塊藍印花布寧靜致遠的美中，追問為何那種閃爍和平精神的光芒會再次從祖先以獸皮遮體向種植棉花紡紗織布的文明追求中剝離出來重新回到迷戀皮草的虛榮人性的倒退中。

於是，這十年來，我一直在書寫故土上的一草一木，一蟲一鳥，這一片泥土足夠我重複一生去寫，並盡力重複得完全徹底。

沉醉其間，我感受著每一個漢字所裝滿的人類遠古的心事以及漢語詞彙水米交融般產生出的柔軟力量，清澈、簡潔地接近人類的普遍情感。

如果我的文字能夠溫暖過自己也溫暖過別人，我就覺得快樂和足夠，這能不能說是我的文學「主張」呢？———讓我繼續這樣寫下去，給載上人類的這列迅馳的「現代性」火車減一減速，並在一個叫「適度的文明」的驛站停靠下來，想一想一旦背離自然我們的明天又將何去何從。

作者簡介：

王彥山，男，1983年生，詩人，曾在本刊發表詩歌《詠懷八首》(2012年第4期)、《王彥山自選詩十首》(2014年第4期)。

孫頻，女，1983年生，現任雜誌編輯。

2008年開始小說創作，至今在各文學期刊發表中短篇小說一百餘萬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說《同屋記》、《醉長安》、《玻璃唇》、《隱形的女人》、《凌波渡》、《菩提阱》、《鉛筆債》等。

甫躍輝，男，1984年生，雲南保山人。

2006年在《山花》雜誌發表第一篇小說《少年游》。

中短篇小說見《上海文學》、《山花》、《大家》等報刊。

小說集《少年游》入選中國作家協會2011年度」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

張羊羊，男，1979年5月生於江蘇武進，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

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

作品散見《散文》、《鐘山》等刊物，有詩集《從前》、《馬蘭謠》，散文集《庭院》等出版。

本期筆會的書面發言稿刊發於《鐘山》2015年的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