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發現4座漢晉城址 或解開這些巴蜀歷史謎團

扼守交通要道、深入巴蜀核心區域，在漢晉時期，一場大規模的城鎮化運動在全國開展，一座座城池不斷興建、民族交流與融合不斷進行。

隨著王朝更迭、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少城址都消失在歷史煙雲之中，這些城址的具體位置，也成了爭論焦點。

2月6日，成都商報記者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了解到，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從2014年以來，文物考古部門以漢晉時期城址為主要研究目標，先後對6座漢晉城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其中還新發現4座城址。

在這些城址中，除了嚴道城、綿竹城這2座城址在此前就已經有過發現，宕渠城、武陽城、廣漢城、陽泉城這4座城址都是此次的新發現，其地域涉及川東和成都平原地區，其時代涉及西漢到魏晉時期，與眾多歷史事件有關，極大地擴充了四川漢晉城址群，是四川漢晉時期考古的重大發現。

考古專家介紹，在這6座城址中，每一座城址都凸顯出其獨特的歷史價值。

宕渠城

目前唯一發現與賨人有關的城址

眾多城址中，渠縣城壩的「宕渠城」是目前發現的唯一與巴國的重要民族——「賨人」有關的城址。

考古專家介紹，此前大家對於「賨人」城址所在具體位置爭論不休，但這次宕渠城遺址的考古將用實物給出結論。

據現場考古專家鄭祿紅介紹，2017年2至7月，配合大遺址考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渠縣城壩遺址進行了第四次的年度考古發掘，總面積約1200平方米。

根據性質劃分，可分為水井區、墓葬區、居址區及城牆區。

通過對郭家台城址南牆發掘及解剖，基本弄清了城牆結構及夯築方式，也證實了城牆至少經過兩次修建，東漢時期經過增修，與漢志等文獻記載可相印證。

在城牆內遺址的發掘中，出土了大量漢代遺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出土了1件「宕渠」文字瓦當。

隨後，考古人員在城牆區又發現了1件殘「宕渠」瓦當，這也成了城壩遺址為秦漢「宕渠」城最為直接的文字證據。

鄭祿紅稱，郭家台城址南北長約260米，東西最寬約250米，面積約5萬平方米，已經可以確認是宕渠城。

結合近幾年來的考古發掘，可以推斷出城壩遺址的年代為戰國晚期至六朝時期，其中以兩漢時期的堆積為主，而兩漢時期的遺存，尤其是墓葬遺存，包含大量的移民文化因素。

陽泉城

鄧艾滅蜀後的「新綿竹」？

三國蜀漢政權晚期，鄧艾偷渡陰平，一路奔襲成都，諸葛瞻父子引兵在綿竹拒敵，在平原上與魏軍決一死戰。

兵敗如山倒，諸葛瞻也最終戰死綿竹，身後的綿竹城也毀於戰火。

在後代考古發掘中，位於德陽黃許的綿竹城遺址，並沒有發現三國以後的遺存。

「我們可以斷定，當時的綿竹城在晉初就已經遭到廢棄。

」 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章澤介紹稱，被戰火毀掉的是第一代綿竹城。

讓人費解的是，《晉書》中卻又反覆提到綿竹，研究人員認為，這個「綿竹」最有可能的就是由綿竹城分立的陽泉縣。

2017年年底，文物考古部門在綿遠河、石亭江上游（綿竹）區域考古調查中，發現了金土村遺址。

「從時代、面積、地望等因素來分析，這裡不可能是一個普通聚落或者村鎮。

」 劉章澤說，從初期的考古調查來看，遺址分布面積100多萬平方米，時代為漢晉南朝，該遺址應該是陽泉故城，也就是綿竹2.0版——今天的綿竹已經屬於3.0版。

在西晉初期時，「綿竹縣」這一名字依然存在，而陽泉縣則在《晉書》中並未留下記載，使人產生陽泉縣在晉朝一度被取消的錯覺。

劉章澤認為，後續的考古發掘將還原真實的歷史，填補德陽、綿竹地方歷史的空白。

武陽城

秦滅巴蜀後蜀王敗逃的「終點」

在成都平原以南，平原與山地的過渡地帶，彭山武陽城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2017年12月～2018年1月，考古人員對該遺址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古勘探，取得了重要收穫。

負責此次考古的劉志岩介紹，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全國實行郡縣制，武陽為最早置縣的地區之一。

東漢中期以後，更是成為犍為郡的郡治，武陽地位之重要可見一斑。

通過本次考古勘探發現的武陽城址，保存較好，城內外的布局結構較為清晰，為四川盆地內目前發現的最為重要的漢晉城址之一。

有文獻資料記載，秦滅巴蜀之後，蜀王一路向南撤離，最終死於此地，這也給該遺址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如今，考古人員在武陽故城遺址發現城址一座，平面呈三角形，面積約23萬平方米。

一些高出地面的古城牆清晰可見，城牆依地勢而建，土結構，未見包磚，地面以上的高度在0.8~4.5米。

廣漢城

窯址分布密集 古代工業重鎮？

在位於梓潼縣的西壩遺址，考古專家也有不少收穫。

在遺址區，上世紀60年代就發現了一些土坑木槨墓，2012年之後的後續發掘中，又出土大量遺蹟和遺物，同時初步確認遺址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長約1000米，分布面積200多萬平方米，時代從西漢早期一直延續至明清時期，其中遺址的主體堆積為西漢早中期；初步確認了該遺址的手工業作坊區和墓葬區；同時也對殘存的北城牆進行了確認，現殘存約200米，露出地表約1.5米。

負責現場考古的專家李萬濤介紹，廣漢郡是古四川最早的三郡之一。

在秦國時期，四川設有巴郡和蜀郡，秦滅亡後，漢高祖6年，在四川新增設第三郡廣漢郡。

考古專家鎖定了西壩遺址應為西漢時期廣漢郡郡治遺址所在，發掘過程中專家還發現窯址分布密集、非常有規律，陶窯作坊區內發現的大量生活用具和建築構件的成品和半成品，等級較大、規模較大，應為當時廣漢郡官府燒制器物的大型手工業作坊區。

出土器物中，盆、缽、碗等生活器具都刻有製作者的名字，並有三個窯共用一個操作間的情況出現，大大提高了製作器具的生產力。

專家說法

這些城址展現

漢晉時期帝國擴張過程

「這些城址在選址上，要麼靠近交通要道，要麼依靠河流進行防禦，最為明顯的特徵，就是深入巴蜀中心。

」考古專家表示，在這些城址中，梓潼西壩的「廣漢郡城」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城址，也是分巴割蜀而設的第一個郡——廣漢郡「的見證；彭山的」武陽城「和德陽的」綿竹城「是進出成都平原的南北門戶；滎經的「嚴道古城」是打通西南夷的重要城址，每一座都有各自特殊意義。

考古調查和發掘基本上確定了各個城址的具體位置，與史料記載相互印證後，解決了一批歷史文獻對於城址地望的爭議問題。

此外，這些城址完整展現了漢晉時期帝國的擴張和對成都周邊地區的開發，對全面理解多元一體中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