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掘的地層關係看，一些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把夯土城牆直接打破。

因此夯土城牆的年代不會晚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可以確定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

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應該是目前發現的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王芬表示，目前發現的大部分城址年代為大汶口文化之後的龍山文化時期，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典型代表。

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年至4500年，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已經有古城初現，實屬驚喜。

而在王芬看來，遺址所處的位置，賦予了其更加不同尋常的意義：遺址周圍分布著不少後李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址，而在其南部5公里處，就是著名的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址——城子崖遺址。

「加上夯土城牆、環繞城牆的壕溝和一大批高等級墓葬，以及大批量的玉器、白陶和彩陶的發現，昭示著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已成為魯北古濟水流域具有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意義的都邑性聚落。

」王芬說。

大墓棺槨俱全禮器齊備

考古發掘顯示，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聚落功能已經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

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考古人員發掘出大小不一的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

大型墓葬面積在10平方米左右，有2座為重槨一棺，20座為一槨一棺，隨葬品有玉鉞、玉鐲、白陶杯等。

中型墓葬數量比較多，葬具為一棺，在墓主頭端和腳端放置著陶鼎、陶罐等，隨身佩戴小件的玉石、蚌類裝飾品。

小型墓葬規模較小，大多數沒有葬具，隨葬品也幾乎沒有或者只有少量的陶器、骨器等。

「這些墓葬的葬具使用率超過60%，這在全國同時期的其他墓地中極為少見，說明和其他聚落遺址相比，焦家遺址的等級比較高，而且從墓葬體量、葬具、隨葬品等情況來看，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社會分化現象。

」王芬說。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15座墓葬中，有104座墓葬都隨葬有數量不等的玉器。

玉器可分為禮器和裝飾品兩大類。

禮器多為玉鉞，裝飾品大多為玉鐲、玉環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對這些玉器給予了極高的關注。

「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前認為大汶口文化不重視玉器的看法。

這就意味著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開始，可能受到與良渚文化持續交流的影響，玉器在禮儀系統占據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李新偉說。

「遺址出土的玉刀和玉鉞的形制、穿孔方式、在孔中填小玉粒這樣的細節等，都與山西陶寺墓地相同。

」李新偉認為，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所處的時代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這個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千年。

這個千年的晚期，形成了對應堯舜傳說的陶寺文化，這個千年結束後，又形成了與夏王朝對應的二里頭文化。

「早有學者指出，在這個千年之初就開始的大汶口文化快速西進，對後來陶寺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該遺址正在泰山之北麓、古濟水之濱，沿濟水西上，經過太行八陘中最南端的軹關陘，可以直接到達侯馬，進入陶寺文化的核心地區臨汾盆地。

焦家遺址的發現再一次明確提醒我們，陶寺文化形成過程中，東方禮制的影響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說。

填補魯中北地區大汶口文化

中晚期階段居住形態的空白

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另一個亮點是發掘出116座大汶口文化房址，為研究當時的居住單元、社會組織等問題提供重要資料。

「魯中北地區之前很少對聚落遺址進行大面積的考古發掘，對當時人類的居住形態、社會關係等的了解和研究比較少，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對該時期房址的系統發現，填補了魯中北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居住形態研究的空白。

」王芬說。

王芬介紹，時代較早的居住期分布著比較有規律的半地穴式房屋。

房屋有分群分組現象，面積在5平方米至15平方米之間，門道方向不固定。

功能有儲存、手工業作坊、居住之分。

有些還發現了保存比較好的灶址。

時代較晚的居住期房屋在空間分布上成列或成群分布特徵明顯，根據形制特徵又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段：早段為基槽式地面建築，單間，面積為15平方米至20平方米；中段為基槽式兩間或三間的地面式排房；晚段為柱坑套柱洞式的地面建築，也是東西向兩間或三間排房。

中、晚兩段房屋的單間面積多在6平方米至10平方米之間。

「從半地穴式房屋到地面建築，一方面和建築技術的發展有關係，開始古人的建築技術有限，後來隨著建築技術的進步，壘牆能力的提升，變成地面式建築。

另一方面受到文化交流的影響，比如周圍有更先進的建築技術影響了這裡的居住方式。

」王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