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焦家遺址:中國上古文明的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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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作為近30年來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的焦家遺址入選。

地處濟南章丘的遺址是5000餘年前魯北古濟水流域的一處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意義的聚落,在未發現文字記載的上古時代,黃河、長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終融匯出中華文明。

中國東部地區的文明起源和發展,在焦家遺址中若隱若現。

濟南章丘焦家遺址航拍圖

農田裡的「探險」

隆冬時節,濟南章丘區龍山鎮焦家村外的農地一片寧靜,除卻農戶家的圍欄里傳出幾聲鴨叫,只有五六個人裹著護膝,舉著洛陽鏟在地里探土時,細密的人語和落葉的破碎聲。

村民對他們習以為常,那些是留守在此的山東大學考古系的學生和技術人員。

但田間的靜謐卻是久違了。

並非因為農閒,而是之前的兩年里,這片農田下的遺址吸引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我剛來考古調查時,村民見我們在田裡轉悠,一度認為我們是來破壞遺址的。

」王芬是山東大學焦家遺址考古隊的領隊,在她的帶領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會生態被掀開了一角。

她告訴我,這片農田下有古遺址,30多年前便盡人皆知。

1987年文物普查時,焦家遺址被發現。

上世紀90年代初,考古部門在小規模試掘時,從墓中挖到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玉器,頓時轟動,這裡被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16年早春,她的團隊來調查遺址面積時,農田的中央是一片種糧食的高地,低矮處有樹,四周被村莊包圍。

王芬與此地結緣,必然中也有偶然。

她告訴我,在焦家遺址之前,山大考古隊在多處著名的龍山文化遺址開展工作,前些年,她曾帶隊發掘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貝丘聚落,但針對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之前所涉不多。

2015年山東大學承辦高規格的國際歷史大會,在章丘區開設了一個衛星會議,探討龍山文化與早期文明。

作為會議的召集人和聯絡人,山東大學的欒豐實教授和濟南市政協的崔大庸教授均是考古系出身,深知章丘地區的考古價值,最終促成山東大學和章丘的深度合作,決定在焦家遺址持續開展工作。

焦家遺址發掘現場。

考古人員通過測量人骨,發現墓葬男主人身長最高的竟然達到1.9米,超過1.8米的也為數不少

「我們希望學生能有一處文化遺存豐富、可持續開展工作的實習場所。

」王芬的初衷十分簡單。

這個目標實現起來也不難。

焦家遺址所在的章丘地區本就是考古重鎮,遺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遺址,那是龍山文化最早被發現和命名的地方。

而城子崖往西不到兩公里,又有山東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後李文化的西河遺址。

章丘龍山文化博物館田紀寶館長告訴我,焦家遺址周圍蘊含著山東地區上古文化一脈相承的一塊拼圖。

「這裡可以挖掘10年、20年。

正式發掘之前,考古隊經過勘探,初步判斷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東北。

考古隊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王芬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算是冒險的決定。

「我們把發掘區定在兩片區域中間,覺得既有墓葬又有房址,能對不同時期遺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區和變遷,形成一些比較關鍵的認識。

」2016年3月底,在王芬和同事的帶領下,30多名學生每人負責一個探方,開始一學期的挖掘工作。

隨著挖掘的深入,不同時期的土層漸次展現在王芬師生面前,這卻在最初的十幾天裡帶給王芬越來越深的焦慮。

王芬告訴我,他們挖完漢代文化層時,已臨近4月中旬,早期文化層幾無蹤跡,大汶口時期的遺蹟似乎更是遙不可及。

王芬在學生面前故作鎮定,卻隱隱擔心整年的挖掘工作撲空,有些懷疑自己劃定的發掘區域。

「是不是當時有點貪心,既想挖房子又想挖墓葬,結果恰恰布在了居住區和埋葬區中間的空白地帶?」

轉機隨著探方中出現長條形的遺蹟悄然而至。

那時已有一些房址和灰坑露頭,遺蹟出現的形狀疑似墓葬,學生悄聲的匯報終如撥雲見日,「出器物了!」

喜悅在工地上迸發,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繼出土。

王芬已忘記轉機出現那天,他們工作了多久,她只記得器物清理到一半時,天色已黑,陶器還留了半截在墓里。

「不能讓陶器在地里過夜。

」學生們舉著手電筒圍在探方四周,老師在下面挖掘,直到墓葬里的文物都被清出。

既然發現有陶器,師生們害怕晚上墓葬被盜,把塑料棚搭在車和梯子上,在現場搭起一個簡易帳篷,幾個男生裹著被子臨時值夜班。

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到5點,老師和部分學生就起床了。

興奮勁兒仍未消退,他們準備好發掘工具,背著包,把守夜的學生替回來。

「那時感覺特別好,早上起來黑黑的,就迎著第一縷曙光在那兒清理遺蹟。

但歡快的氛圍很快被工作壓力淹沒。

王芬告訴我,「我們是看天工作,如果天亮得早,我們不到7點就上工,等特別熱的時候就休息,但要保證每天8小時在工地。

」因為農村周邊沒有旅館,他們租住在村裡的舊房,無法保證每天從工地回來能洗上澡,天氣漸熱,他們隔幾天才會去一次鎮里的公共澡堂。

每日回到住處,學生仍要繪圖、寫發掘記錄、製作遺蹟的三維成像圖。

「很快學生們就在忙碌中變得越來越安靜,早上起床時間也越來越晚。

忙碌的工作直到實習結束也沒有停息。

工地收工後,王芬與學生在學校里整理遺址資料。

「2017年初,我們已對遺址形成大體認知。

所以第二年度挖掘的1000平方米,比第一年從容得多。

比如我們針對城牆、壕溝等重要遺蹟,做了重點解剖,還發掘出一批大墓,能為遺址定性。

」王芬說,「除了發現大量大汶口文化遺蹟,還發現了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灰坑,而漢代遺蹟也很多。

」她向我介紹,最矚目的成果仍在大汶口時期,兩年共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時期墓葬215座、房址116座。

另有灰坑、窖穴、手工作坊等遺蹟類型。

出土遺物規格很高,應代表了魯北地區一處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遺址。

考古即教育

王芬不會把野外的考古工作僅視為學術研究,為考古隊順利駐紮進村,協調各方關係,是身為領隊的職責。

而長年鄉野的生活,與村民相濡以沫,彼此間淳樸的感情是她最珍視的。

村民郭梅負責為考古隊的師生做飯。

「她對我們像家人一樣關心。

」師生每次進村,郭梅都會噓寒問暖。

我隨王芬在村裡見到她時,她們用當地方言攀談起來。

「王老師待我們村民就像自己的學生一樣親。

」當我問起考古隊在村中的情形,郭梅回答得乾脆:「他們用啥,我們給啥。

彼此融洽的關係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考古隊進駐之初,村民對這些外來者和他們的工作都不甚了解。

考古發掘占用耕地,挖掘土層破壞地力,進駐之前需向村民支付賠產費和青苗補償費。

「他們給的錢比我們自己種糧食能得的多。

」郭梅告訴我,王芬沒有虧待村民。

「占用一季土地,他們補償兩季的錢。

占用兩季,補償三季。

」考古隊還需要在當地招工,幫助勘探和發掘。

一天50塊錢的工錢在經濟不景氣時,對村民的生活是個不小的補充。

他們起初生怕考古隊會拖欠工資,而面對需要做的工作,他們更是懵懵懂懂。

焦家遺址發掘現場的陶壺

上世紀80年代,遺址旁邊有窯場,燒窯取土,挖出過一些瓷器和玉器,在九十年代初,還一度發生了盜墓的現象,曾在村民中引起不小震動。

被盜的文物後來大部分被收繳回來,存在章丘龍山文化博物館。

村民意識到,地里的東西屬於國家,不能亂動。

農田歸於平靜,仍種小麥和玉米。

在遺址周邊,村民逐漸形成保護的意識,才有王芬進村時,舉報陌生人的舉動。

但村民卻始終不了解地里文物的價值。

直到他們看到考古隊的學生們像呵護珍寶一樣清理陶片,給在他們看來不起眼的陶片貼標籤。

他們感覺到,這些文物一定非常寶貴。

田館長說,焦家遺址的出名,讓村民們長足了見識。

「原來村民哪裡見過當官的。

現在不但市裡的領導,連省里的、國家文物局的領導也見了個遍。

」2017年6月的「世界遺產保護日」,山東省文物局在焦家遺址成立公眾考古基地,此前低調行事的考古工作呈現在公眾面前。

當年的實習考古結束後,經多方專家論證,決定長遠規劃,對遺址進行回填保護。

「政府和村裡簽了保護協議,村裡設立警衛房,派駐警員,又雇當地村民做文物保護員。

」田館長告訴我,「農田四周都安上了攝像頭。

2016年的時候,還發現有人去地里盜墓,如今再也不會了。

焦家遺址發掘出的大部分文物都存放在龍山文化博物館,田館長決定春節期間做個特展,向周邊的遊客展示焦家遺址的成果。

在他看來,焦家遺址的發掘為城子崖的龍山文化找到源頭。

遺址中發現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牆遺蹟,又能將山東地區出現早期國家的討論,從龍山文化時期向大汶口文化時期提前。

而遺址中大片未發掘的地帶更引起他的遐想:「會不會還有更早期的北辛文化遺存,能夠將距今7000多年的後李文化接續起來?」

聚落考古,「想到才能挖到」

我隨王芬乘車前往焦家遺址,村路四周一片開闊。

她告訴我,這裡屬泰沂山北側的山前平原地帶,自古交通便利。

北面因黃河古道多次改道,人跡無多。

而此地東可通海濱,西距古濟水很近,沿濟水向西,可以直通濟源、王屋山。

那裡有「太行八陘」最南邊的軹關陘,通過軹關陘,可一路走到臨汾。

遺址穿過城子崖往南,便是泰山、沂山一線的泰沂山系。

山間有古道,一路通泰安,直至淮河支流泗水、汶水的上游。

這基本是以泰沂山係為中心的海岱文化區的輻射範圍。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李新偉向我介紹,在距今9000年到4000年間,經歷北辛、後李、大汶口、龍山四個時期,山東境內的海岱地區形成了一個連續、穩定的文化傳統。

它的範圍大致包括山東、河南東部、安徽北部和江蘇北部。

「當地文明演進到距今5600年的大汶口時期時,開始加速發展,社會逐漸複雜化。

而到了大汶口的中晚期,等級分化加劇,出土的墓葬有大有小,大墓中隨葬品多,出現彩陶、象牙器等貴重器物,墓裡頭的棺槨制度也開始不一樣。

社會形態由聚落向早期國家邁進。

焦家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

「從大汶口晚期,一直到龍山文化,還出現了文化上夸父追日式的西進。

」李新偉曾在河南主持考古工作多年,他從中原地區的墓葬里,見證了那個時期強大的東方化趨勢。

地處臨汾的陶寺遺址被一些考古學者稱為「堯都」,它所代表的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區的華夏文明形成的關鍵一環。

在那裡的遺蹟中,發現了海岱文化區的墓葬風格。

「海岱文化區重視酒食器,精緻、規範的陶鬹、陶鼎、陶壺、陶杯都是那裡典型的隨葬品。

又注重尊卑分明的禮儀制度,墓的規格、器物都分級。

這些都是等級更加平等的早期中原地區文化難以見到的。

」王芬向我介紹,商周時期最典型的青銅器,正是中原地區將中亞傳來的青銅技術,與海岱地區陶器器形結合的產物。

而與夏代對應,被學者稱為「最早的中國」的以洛陽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其中發達的禮制許多即脫胎於彼時已被稱為「東夷」的海岱文化區。

焦家遺址正處在大汶口文化的核心位置,出土最多的遺蹟又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與田館長對於接續年代的期許不同,王芬和李新偉對墓葬的關注,更多是透過聚落研究的視角,聚焦在共時層面上,大汶口時期社會的變革。

王芬認為,考古工作中鑑定年代譜系的工作十分必要。

但若想更深層地了解古代人的生活,還是需要聚落研究的理念。

「就是在挖掘前便要想到,所有房屋的格局和分布,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制度和觀念。

」李新偉說,考古人員挖到一個房子,不單要弄清房子的建造工藝,還要想裡頭住了多少人,物品的擺放緣由。

小至房屋內部的布局,大至房屋間,乃至村落間的關係,均需如此思考。

「比如聚落中大房子的位置在哪兒?如果動物骨骼都集中在它的周圍,這可能就是組織盛大活動,宴飲吃肉的地方,住在這裡的就會是個身份高的人。

而有這個大房子的聚落規模大不大?如果大,周圍中小型聚落與它是何關係?它可能身踞要地,是一群聚落的中心。

這些思考促使考古人員在出土的成果中不斷發現問題。

王芬對焦家遺址發掘最滿意的地方是發現墓葬里的重槨。

「木頭已經朽了,只不過棺槨部分的土顏色、質地跟周圍不一樣。

仔細觀察才能發現木頭曾經存在過的一條黑色。

把那個平面用手鏟刮乾淨,清理出一個乾淨的平面,棺槨的痕跡就會顯示出來。

」李新偉是「六大發現」中焦家遺址的評議人,他向我講述發現棺槨的經過。

「但考古中不可解釋的因素太多了,很可能只被當作一條普通的黑土。

只有預先意識到,才可能在發掘時挖到。

但王芬師生不滿足於此,她想到的是背後的社會基底。

「就我們開掘出的遺蹟來看,62.8%的墓葬有棺槨等葬具。

這個比例高得驚人。

」王芬告訴我,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的一筆支出。

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還有一重棺,兩重槨,可見此聚落中曾生活著一個龐大的富貴階層。

「那麼,聚落能夠負擔這個階層所倚賴的支柱是什麼?是農業?手工業?抑或是商業?如果有商業存在,它交流的貨物是什麼?連通的遺址是哪裡?走的又是哪條古道?」

李新偉則最看重焦家遺址呈現出當時不同文化圈之間的交流。

他告訴我,陶寺遺址的墓葬中有玉器,形制與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十分接近,然而地理上橫亘在它們之間的大汶口文化,在先前的考古遺蹟中,發掘出的玉器極少。

「焦家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玉器,且玉璧、玉環等形制與良渚地區一樣,填補了一段空白。

」但他的疑問也接踵而至,「為什麼只有在焦家遺址里發掘出了大量的玉器?」這些疑問有賴於遺址的繼續發掘。

王芬的辦公室里堆滿資料,挖掘的場景也始終在她的腦中縈繞。

她像偵探一樣,回顧發掘過程中可能漏掉的細節。

他們決定今年勘探遺址全貌,不再安排考古挖掘,「我們要沉澱些時日,厚積薄發」。

(郭梅為化名,感謝彭小軍、惠佳對本文的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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