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東：中國史學的五次反思（一）

為什麼說中國史學上的反思又是史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呢?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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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活躍了一陣子，到了五十年代就變得沉寂了。

六十年代初，在全國文科教材會議的鼓舞下，出現了再次活躍的勢頭，但不久「文革」開始，又沉寂下去了。

「文革」結束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開始出現生機。

可以說，幾十年中，斷斷續續，時起時伏，人們在這個領域裡，還沒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夠的積累來思考其中的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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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大量的西方史學的理論著作被引進國門，如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卡爾的《什麼是歷史?》、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等，受到中國史學界的熱切關注。

相比之下，中國史學尤其是中國古代史學在理論上似乎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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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當人們在「熟讀」西方史學的理論著作時，不由自主地以19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的理論模式來看待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來衡量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元素。

當然，這種非歷史主義的方法，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產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並不是正確的。

正是由於這幾個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動著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探究，從而作出自己的說明。

這些，就是史學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

二

中國史學上五次反思的背景和特點

中國史學上的反思，是在中國史學有了很大發展和很多積累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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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上的第一次反思

兩漢時期，司馬遷和班固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當時複雜、動盪的政治形勢和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的歷史條件下，史學出現了多途發展的局面，史書的內容更加豐富了，歷史著作的數量和種類都大大增多了。

到了唐初貞觀年間，設館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後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和《晉書》，以及《南史》、《北史》，當朝實錄、國史也在撰述中，還有雜史、家傳、傳記、譜牒等。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史學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和經驗，一方面史學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教訓和問題。

這種客觀存在，激發了史學家的思考，加之現實的歷史撰述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如唐代史家劉知幾所說：「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

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

」①劉知幾認為，當時史館「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以至於把修史活動的種種障礙概括為「五不可」②。

這使史學家對於這種思考達到了必須作出總結和說明的程度。

於是，這樣一個歷史性的課題，就落在了曾經在武則天、唐中宗時期擔任史官的劉知幾身上。

從中國史學發展的總的趨勢來說，劉知幾是開中國史學反思之先河的史學家。

劉知幾對中國史學的反思，是中國史學上的第一次反思。

這次反思的主要特點，是產生了中國史學上第一部有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

《史通》這部書，對唐初以前的史學從歷史編纂上作了全面的總結，涉及史學家的歷史撰述態度和歷史撰述方法的許多問題，既概括了成功的經驗，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

思路開闊、語言犀利，是《史通》的鮮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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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史上的第二次反思

中國史學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現於清代前期。

其學術背景是，在劉知幾之後史學經歷了中晚唐、兩宋、遼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發展，成果積累和思想積累更加豐富，提出的問題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為反思的前驅，於是出現了章學誠對史學的反思。

這次反思的主要特點，是產生了一部有系統、有深度的史學理論著作《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討論文與史的理論問題，而以討論史學的理論問題為主。

這部著作繼承了劉知幾的自覺反思的批判精神而又發展了這種精神，它主要是從史學家的歷史撰述思想對以往史學作了總結，並著重從理論上進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帶有規律性見解的認識，從而把對於中國史學發展的認識提高到理論認識的層面。

可以認為，《文史通義》一書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所達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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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上的第三次反思

中國史學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現在清代末年，其歷史背景和學術背景是，清代後期從1840年開始，中國備受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到了20世紀初，更是出現了帝國主義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

與此同時，一方面是史學家們出於救亡圖存的目的，加強了對邊疆史地和外國史地的研究和撰述；一方面是一批進步的思想家引進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作為改良政治的思想武器。

這種歷史背景和學術背景，激發了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學的審視和批判，於是出現了以梁啓超為代表的「史界革命」的主張，形成了第三次反思。

這次反思的主要特點，是產生了梁啓超所撰寫的《新史學》為標誌「史界革命」的「宣言」。

《新史學》以歷史進化論為武器，對中國古代史學進行激烈的批評，提出革除「君史」、撰寫「民史」的主張，強調歷史撰述應寫出人群進化的過程及其公理公例，否則不是好的史學家。

以《新史學》為代表的史學思潮，在20世紀的前三四十年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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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上的第四次反思

中國史學上的第四次反思出現於20世紀二十年代，它同第三次反思有緊密的交叉，但它們在性質上卻有明顯的區別。

20世紀初，中國社會變動劇烈，歷史步伐也大大加快了。

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清皇朝統治的結束，以及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國，史學家們進一步開闊了視野，理論思考進一步加深，一部分史學家、理論家、社會活動家的世界觀、歷史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來思考歷史問題和史學問題。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李守常(大釗)於1924年出版了《史學要論》一書。

此書參考了當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闡述了歷史學的性質、歷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以及歷史學的社會功能等重大問題，從理論上和方法論上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生、發展的基礎，同時突出地反映了近代學科建設的自覺意識，成為中國史學走上科學發展道路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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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上的第五次反思

中國史學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現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其歷史背景和學術背景是，20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的政治形勢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意識形態領域則是以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其時代特徵。

於是，在經歷了十年「文革」動亂之後，中國的理論界、學術界從「萬馬齊喑」的狀態一下子活躍起來，幾乎每一個學科或學術領域都在思考自身的發展道路。

一般來說，思考的核心問題有兩個重點：一是「四人幫」對這個學科或學術領域的干擾和破壞，二是這個學科或學術領域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經驗、教訓。

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重點，前者是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的清算，後者主要是關於學術上的正確與偏頗的檢討。

這樣一個嚴肅的同時也是生動活潑的歷史局面，是以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其起點，因為它喚起了人們的自尊、真誠、信念和熱情。

中國史學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

這次反思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它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可以看作是學術群體的反思；

第二，它以重新學習和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目標；

第三，它要回答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

許多史學家如侯外廬、尹達、劉大年、白壽彝、尚鉞等老一輩學者都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這次反思的重大意義，是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當今史學多元發展的形勢下，繼續居於史學的主流地位，並創造出新的成就。

以上是講中國史學上五次反思的梗概，下面我們著重講這五次反思的標誌性著作及其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