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國古代史研究之觀感

【作者簡介】彭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最近十年來，從先秦至晚清之前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呈現出持續進展的態勢。

根據《中國史研究動態》各年度不同斷代的學術綜述，近十年中國古代史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在兩萬篇以上，專著和論文集在1800部以上，從量的角度來說，其繁榮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在質的方面同樣也是如此。

由於大量新的資料的不斷刊布，不僅一些新的問題進入了研究領域，我們對許多歷史細節有了更為接近真實的判斷，而且某些留有疑問的課題如法律形態、賦役制度、土地占有方式等也獲得了新的線索，並引起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同時，隨著與國際間學術交流的頻繁開展，我們在保留自己研究特點的同時，所思考的問題也愈來愈具有普遍性和前沿性，比如對歷史上生態和環境問題的思考，關於性別史的研究，關於疾病醫療歷史的探討等，這一切都顯示出當下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活力。

有一些現象頗為有趣，如文章越寫越長，20年前，15000字就是長文了，十年前兩萬來字的文章還不多見。

而如今二三萬字的文章已很普遍，由於電腦的使用，作者寫作的時間未必增加，但讀者的閱讀時間肯定增加了。

又如20年前，一篇論文徵引的資料種類和數量是博學的象徵，如今作者就須小心翼翼地加以選擇，以免被人譏為檢索史學。

但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還不是這些現象，而是這十年古史研究中表現出的兩個短板和一個熱點。

相對來說，近十年中國古代史研究者主要致力於對古代歷史的重建，而對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論問題著意有限。

儘管有的研究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有的雜誌如《文史哲》、《史學月刊》和《中國史研究》分別組織了對「古典學」、「秦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命名」、「封建社會形態」以及「唐宋變革論」的討論，並在學界產生了一定反響，但就總體而言，這些探討在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整體框架中，仍是邊緣問題，仍然沒有得到預期中的關注，仍是研究中的短板。

這種情形促使我們思考：對具體問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能否支撐起構建理論的空間?在對中國古代具體歷史研究厚實的基礎上，能否嘗試提出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道路自己的解釋?更進一步看，我們能否在自己細碎的研究點之外，尋找到理論上的突破口?坦率地說，在我參加過的一些學術討論會上，一些學者在自己的領域中不愧是真正的專家，但一旦涉及較為宏觀的問題，或試圖以小見大地對具體問題的意義進行宏觀性的闡述，便明顯地表現出力量的不足，甚或出現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誤。

這是否說明了今天的古史研究者在基本素養上的某種欠缺?果若如此，問題就成為對理論的思考和建樹非不為也，實不能耳。

如果這種情形的確存在並妨礙了歷史研究的深化，我們就應當有意識地在自己和後學身上改變這種狀況，使我們的研究能力有一個大的提升。

我相信在具有一種更多智力投入的背景中，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將會取得突破性的進步。

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另一塊短板是學術評論。

眾所周知，學術進步的充足動力之一在於形成了良好的評論機制，這個機制在中國古代歷史學界十分薄弱。

學術評論在中國難以得到有效的開展與學術之內和學術之外的因素有關。

首先，學術評論不是對學術史進行淺表層面上的回顧和梳理，也不是簡單地在學術活動中履行「警察」職責，它主要是分析一個學術問題出現和研究的態勢，研究一種學術現象變化的趨向，討論一些研究活動顯現或潛伏的價值和困難，從而學術評論便表現出與一般研究工作不同的特點，即它需要對學術發展過程有更為系統全面的了解，對學術發展趨向具有更強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也就是說一個好的評論者需要多方面的而非單一的學養，這種特殊的難度，使得許多學人不願意從事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而目前國內不少高校和某些科研單位不把學術評論作為科研成果，也強化了此種態勢。

其次，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喜譽惡貶是人之常情，學者也不是天外來客，一位前輩歷史學家曾回憶說，他從學術角度對一位學人提出批評，結果影響了被評者職稱評定，他為此懊悔不已。

在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下，學術評論之難於此可見。

然而，如果把學術評論在中國的特殊困難的「合理性」理解為漠視學術評論是「合理」的，把缺乏學術評論視為研究的常態，將會大大壓縮學術進步的空間。

最近十年來對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這成為中國古代歷史學的一個熱點。

近十年新見資料由遠及近主要包括甲骨卜辭和金文、戰國至晉簡牘、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碑文墓誌、敦煌資料、唐宋律令、域外漢籍以及其他資料，其數量之巨，在時代上覆蓋面長，在類型上涵蓋面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離開了史料就不存在歷史學。

在這個溫度不斷上升的熱點中，我以為有兩個問題需要考慮。

首先，如何看待新出資料。

在我讀到的一些論文中，新出資料的價值有被放大之嫌，在一些作者的潛意識中，但凡新出資料，其價值必定超過傳世文獻，對傳世資料記錄要持批判態度，但新出資料似乎享有了豁免權。

在我看來，所有歷史資料，包括文字記載的和地下實物，都經歷了「人」的因素，都不會天然地成為絕對可信的材料，都需要以批判的精神加以處理。

只有這樣，才能對消失的過往構建起相對可信和完整的圖景。

在對新出資料的閱讀和它與傳世文獻的關係上，我願重申以前提出的建議：第一，對出土資料應持「精讀」態度。

新資料提供了新線索和新思路，但對這些新的內容的把握，需要細心和沉澱，目前學界並不罕見的粗放式經營和跑馬占地心態，是一種不值得提倡的學風，其結果只能壓縮原本應有的學術深度。

第二，傳世文獻是後人理解相應古代歷史的骨骼和魂魄，它是我們對古代歷史想像的基本脈絡和空間。

因此，新資料與傳世文獻的關係是互補的而非替代的。

第三，王國維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曾被表述為文獻和出土資料的「互證」。

這種理解的進一步發揮便是用出土資料與傳世文獻的「同」證明其準確。

從學術發現的角度看，「同」的價值是有限的，它不過再次證明了一個已經明了的事實，而具有挑戰性的「異」則有可能令我們發現歷史更多的內容，因此把重點放在「異」處似更具有意義。

[1]

其次，史料與歷史研究的關係。

一般認為，「歷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著名論斷是1928年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的。

[2]這個命題後來釋者頗多，有的研究者懷疑這個提法誤解了傅氏的觀點。

[3]如果說，將「歷史學便是史料學」說成「歷史學等於史料學」可能誤會了傅斯年，那麼將「歷史學便是史料學」理解為歷史學便是通過分析史料肯定存在的歷史或否定不存在的歷史，大約便貼近了傅氏的這個說法。

這就是說，在新史學出現的一個多世紀中，似乎還沒有一位有影響力的史學家將歷史學重合於史料學。

然而在現實中，重史料輕研究，或以文獻整理取代歷史研究的情形時有所見，在有的研究領域，歷史研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然成為文獻學。

這種情形雖然並不普遍，但應引起注意。

注釋：

[1]彭衛：《走向未來的秦漢史研究》，《史學月刊》2011年第5期。

[2]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

[3]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嶽麓書社2003年版，第245—2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