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及歷史學家淺談

錢穆先生就曾說過：「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其間治亂更巷，波譎雲詭，常令治史者望洋興嘆，有無從下手之憾，而初讀史者，亦每苦於重點之難以把握，以故望而卻步。

」故雖斯人已逝，仍能醍醐灌頂。

任何一個學科，其作為一個獨立體而存在，有其合理性，應該有其獨立的精神所在（但我不認同存在即是合理），既要不妄自菲薄，也勿妄尊自大，但很可悲的是一些所謂的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刻意地把一個獨立體貶低為哲學的附庸品，而我認為歷史學不是任何事物的附庸，而那些肆意去渲染歷史不過是哲學的傀儡或者不屑的人都是可笑的，歷史有其獨立的人格和思維。

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學術。

」應為歷史學者最高的追求，為何太史公偉大，就在於歷史學家有一種「骨」。

唐劉知幾《史通》，它應該是中國古代唯一一部史學理論的著作，這也說明作者在史學的意識方面超前，但同時應該也是一部極其有爭議的著作，這也說明即使再意識超前，也只能在一個主流動態中，從王莽的新政，以及像孫綽、王安石、張居正等人的變法略窺一二。

全書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但它更多是在體裁的上的批判，而在史學思維的改造中是極少的，這就是這部史學大作的遺憾，在《史通》中有一個及其適合的思維論斷，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史有三長，唯「才、學、史」；而近代學識之人，更添一「德」。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了，「三長論」指的應該是史學家的知識結構。

知識結構作為各種知識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學家能否勝任其研究和編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創造性地推動史學進步的關鍵條件之一。

何為「史學」，歷史人物，歷史時間，歷史事件及其毫無邏輯的疊加與累積，這個幾乎就是現在大多數人認識歷史最為狹隘的理解，這應該只不過是歷史學的其中一部分，通俗講史料，專業點叫做「史學」。

史學，是歷史一切研究的原始材料，這是一個歷史學家人文情懷及原始積累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研究的基本點，特別是在中國的古歷史學，因其時代的久遠，更為艱難。

史才，史家對於歷史著作的表述水平，這應該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但還是缺乏歷史的靈魂。

史學，史家對歷史的認知能力，這應該是一個歷史學家水平高低的體現，其應為三者之核心，再有機的合成。

而「不虛美,不掩惡」，這應該是史學家的最高追求。

還記得初次接觸顧頡剛先生的作品時，甚為驚訝，「層累的造成中國歷史」的論調，當時對我造成極大的震撼，先不理現在對於其的爭議，因為任何一個學術思想都不是無堅不摧的，而更為難得的是它的核心思維在於整一個學科以及人類文明的一種推動，從信古到疑古再到釋古應該是一個難於改變的趨勢，但感覺釋古的道路還很長。

但當時的「疑古學派」絕對是其獨立之精神的體現，從某種意義上顧頡剛先生應該是現代中國史的締造者，即使我們知道要釋古，但也還沒有一個成熟的理論體系。

在《古史辯序》中大禹是九鼎中的一條蟲，開始了揭示粗略的偽上古史體系，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孟姜女哭長城的演變》說明，這是一個完整的對於疑古的論述，但成也成，敗也此，過分嚴格恪守「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戒律，始終無法對漫長的上古歷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事實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須衝破材料及證據的局限，建立在相關理論的基礎之上，但並不代表「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就是錯誤的，至少當懷疑當連易一手資料都不可信時，就有點過了，王國維先生批評顧頡剛先生說:「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

」如果說《古史辨》派是對古史的消極重建,是寓立於破中,其破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立,那麼是可以承認的。

其內含大抵有三：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這種「層累構成說」，表達了對歷史知識一般性質、特別是其不確定性質的看法，具體層面上的「層累構成說」,完全可以看作是「抽象」層面上的「層累說」的派生或推論。

其實它對於古歷史，特別是上古，部分中古的史學研究有很大的進步的，而這應該需要及其嚴密的樸學抑或德國精準學。

王國維先生應該是第一個提出「二重證據說」的人，好像是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提出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以及往後發展的三重證據說、多重證據說，「二重證據法」一直為學者所遵信,成為其後古典學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則。

而胡適也提出過「一份材料，一份話」，但這個方法的缺陷太大了。

這也再次印證了其基礎性作用，但可能我才疏學淺，我覺得用「二重證據說」在古典學重建的成就去攻擊「疑古學派」，貶低其一無是處，這就太過了。

其實我是想借「二重證據說」引出乾嘉學派，因為這是被不少所謂的專家、大師級別妄下定論批得一無是處的學說，更是被一些什麼都不懂，以其說道聽途說的所謂堅實的大師級的追隨者罵的沒有任何存在價值的學說。

樸學（乾嘉學派）確實未能彰顯有多少的思想性的含量，抑或說其使得整個學術的思維都是空洞和單一的，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為考證而考證，餖飣繁瑣。

，但以章學誠、戴震、段玉裁、錢大昕、惠棟等為首的考據學派，重視客觀資料，不以主觀想像輕下判斷，廣泛收集資料，歸納研究，有著細緻、專一、鍥而不捨等可貴的治學精神，其實它在於古典學重建，從而對於整一個歷史學的研究，特別是在史學方面，更加明朗化。

但確實不可否認，脫離實際、存古薄今、舍本求末，形式邏輯的歸納法，把同類材料羅列一起，旁徵博引，然後得出結論，只講證據不講道理，不切實用，但同樣的不可否認，樸學對於現在歷史學的研究，其實是更清晰化的，我們為什麼總是抓住這種已經過去式的缺點不放，並不斷放大化。

李濟先生的考古成就一直讓我仰視。

由其主持的殷墟的發掘，直接的意義是從一手資料上說明了商朝的存在，理論上證明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讓中國歷史在考古研究中推前幾百年。

是中國傳統金石學與西方田野考古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近代考古學興起的標誌。

從某種意義上，他是中國的第一位考古學家，他的影響是持久與多面向的。

張光直先生曾經說過：「他堅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為立論依據，並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根據可定量的有形物品為基礎。

同時，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詮釋考古資料，並不以中國的地理範圍限制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問題。

」「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我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

」他用田野考古發掘，使得發掘工作走上科學軌道，造就出中國第一批水平較高的考古學者，這是中國史學家對於中國史學，特別是一手資料的無可估量的貢獻。

說到歷史學家，久負盛名的莫過於「歷史有二陳」吧；一陳，陳垣，曾看過其《史諱舉例》，其著作主要是元史、歷史文獻學、宗教史，難度和深度極高，我至今都看不懂。

還有一陳，就是陳寅恪，每次寫他都很感慨，正如劉文典先生說的「大師的大師，學者的學者」。

記得很多年前第一次看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是完全看不懂，多年走發現先生除了極深厚的歷史功底外，還有極高的人格魅力，他是少有的能較為全面的詮釋中國歷史精神的人。

獨立之精神對於他不是一句空話，《錢柳因緣詩釋證稿》（《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先生在眼睛完全失明後，由他句句敘述，他的學生蔣天樞幫其找資料，這是陳寅恪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他醞釀最久、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體例最完備的一部著作。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了，這部著作其主要是陳寅恪先生在考據學的水平的完美的展示，但對於歷史本身所起到的作用幾乎沒有，那為什麼陳寅恪先生還要花最長的時間去寫了，其中的原委就不願道說，只能說這是陳寅恪先生即使在各種阻力中支持自己的理論，他與中國歷史的人格是一致的。

頗感無奈。

順便講一些這些年曾看過其著作的歷史學家。

呂思勉，著名史學家嚴耕望評論：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岑仲勉，中古隋唐史大家，與陳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地位並列。

鄧廣銘，宋史專家，一個我極其敬佩的擁有高尚人格的大師。

甲骨四堂，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甲骨文研究中不可繞過的四個人。

傅斯年，我只能這樣講本可以有更高的成就，只是被名利害了。

勞干，秦漢史無大家，是史學界內多年以來的流行話。

然而，勞干是秦漢史名副其實的大家，從秦帝國的建立到清王朝的滅亡，在中華帝國時代的二千年中，王朝國家的治亂興亡呈現一種不斷反覆的振蕩循環，這就是中國歷史的周期問題，或者叫做王朝循環問題。

中國歷史的周期問題，是中國歷史的常態，世界歷史的特異，不僅成為中國史家的關注點，也吸引了世界史學界的注目。

《中國歷史的周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就是勞干對於這個至難的高層次的史學問題所做的一個回答。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研究當之無愧的第一人，也是我在魏晉南北朝中的第一「良師」。

另外雷海宗、柳詒徵、羅爾綱、陶希聖、夏曾佑、楊聯升、張舜徽、張蔭麟、朱希祖、姚從吾、譚其驤等各有所長，對中國歷史學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

新中國成立後，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正式成為中國的主流，而其大成者，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中國馬克思史學「五大家」，白壽彝、黃現璠也是屬於此類，對於他們就不多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