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輝縣發掘報告》出版60周年學術座談會在京召開

光明網訊（記者李韻）12月22日，紀念《輝縣發掘報告》出版六十周年學術座談會在京召開。

建國之初，百廢待興。

1950年10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輝縣開始了第一次考古發掘，正式拉開了新中國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的大幕。

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我國文化事業的高度重視。

參加輝縣考古發掘的人員中，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擔任團長，副團長由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先生擔任，秘書則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團員有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徐志銘、趙銓、馬得志、魏善臣、白萬玉等先生。

他們後來紛紛成為中國考古學界不同領域的學術權威和著名專家，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力。

輝縣發掘工作啟動了新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而《輝縣發掘報告》的出版則開創了新中國考古報告編寫出版的先河。

報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來發掘，採取地層關係分析、器物類型學分期斷代的方法，以及對所獲遺物進行描述介紹，特別是對戰國車馬坑中「車痕」的保護和提取等，反映出當時考古工作者科學、先進的田野考古理念，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要收穫。

而報告所創立的「地點為經、年代為緯」的編寫模式，在日後多地點發掘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編寫工作中被廣泛應用，對中國考古學界日後編寫考古報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今年適逢《輝縣發掘報告》出版60周年，為了紀念新中國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緬懷當年參加發掘工作的考古學者，也為了紀念這部報告對於學術出版的引領作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會、科學出版社、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共同舉辦「新中國考古從這裡走出——紀念《輝縣發掘報告》出版60周年學術座談會」。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會、河南省文物系統、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近30位考古專家代表參會。

附：

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建社以來的第一部田野考古發掘報告《輝縣發掘報告》，這也成為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一部考古報告。

原版的《輝縣發掘報告》，8開本，布面精裝帶彩色插頁，是當年印刷條件下產生的精品之作。

這部報告的署名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其所反映內容的正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後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開始於1950年的輝縣發掘共有三次。

第一次為1950年10月到1951年1月，發掘人員最多，當時從所長到業務人員，只要是能參加外出工作的人員都參加了發掘工作。

發掘團團長為夏鼐先生，副團長郭寶鈞先生，秘書蘇秉琦先生，團員有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徐志銘、趙銓、馬得志、魏善臣、白萬玉等先生。

這些當年的考古工作者後來紛紛成為中國考古學界不同領域的學術權威和著名專家，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力。

發掘地點在琉璃閣和固圍村。

其中琉璃閣發現商代灰坑，商代、戰國和漢代墓葬，另外在夏鼐團長的親自指揮下，保存下來了戰國時期車馬坑中的19輛車痕，並且做到了「輪輻衡軛，輿箱篷欄，清晰可度」，這為了解戰國時期的車制提供了實物資料。

在固圍村則發現3座大墓，2座小墓，均被盜，但仍有漆棺、玉器、錯金銀器、鐵制工具等遺物出土。

第二次發掘為1950年10—12月的50多天，工作人員只有郭寶鈞、馬得志、魏善臣和王振江4人。

工作開始在琉璃閣，該地區以殷代墓居多，共發掘了42座，另有8座戰國墓和2座東漢墓。

工作重點為百泉，主要發掘了一座東漢大墓，該墓雖被盜掘破壞，但仍保存下來較為清晰的墓葬結構，出土文物也極具特色。

最後又在趙固工作了14天，發掘出一處石器時代遺址和7座戰國墓葬，其中一座墓出土了大批銅器，對於判斷和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提供了物證。

第三次發掘為1952年在褚邱村的發掘，當時因為此地曾出土過青銅器，為了尋找西周時期遺址，考古所專門派了郭寶鈞、馬得志、白萬玉三人負責發掘，為期26天，但是未發現期待中的西周墓葬，只發現了石器時代灰坑，戰國墓葬15座，漢代墓葬8座。

發掘工作結束後，在團長夏鼐先生的具體指導下，發掘者們很快就開始共同撰寫報告。

報告正文分為五編，按照發掘區域分為第一編琉璃閣、第二編固圍村區、第三編趙固區、第四編褚邱區、第五編百泉區，再加上文前的「總說」和最後的「結束語」共有7個部分，分別由參與發掘的夏鼐、郭寶鈞、蘇秉琦、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馬得志撰寫，並在相應位置署名。

線圖繪製、器物修復和照相都由所里的技術人員完成。

書稿全部完成後，夏鼐所長還進行了全書的審閱，才交付出版。

《輝縣發掘報告》（以下簡稱為《報告》）於1956年3月正式出版，隨著它的出版，也贏得了諸多「殊榮」。

《報告》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出版的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其叢書名為「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第一號」，它也是考古所「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一號。

《報告》的出版開創了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結束後的一定時期內就出版考古報告的先河，而這在日後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中被不斷地重申、強調和重視，並成為要求——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結束後就要著手考古報告的整理、公布和出版。

《報告》的編寫採取了先對發掘過程進行系統描寫，之後對遺物進行初步分析，這一編寫體例為日後田野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和編寫樹立了範本，至今仍是考古報告編寫所遵循的原則之一。

《報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來發掘，採取地層關係分析、器物類型學分期斷代的方法，以及對所獲遺物進行描述介紹，特別是對戰國車馬坑的保護和提取等，都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要收穫。

而對於科學出版社來講，這部報告的出版也有著非凡的意義——它是出版社與考古結緣的「緣由」。

科學出版社成立於1954年，與考古所同屬於中國科學院。

建社之初，出版社設立了四個編輯室，出版業務分別對應中科院的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四個學部。

郭沫若院長兼任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隸屬於哲學社會科學部，因此科學出版社的第四編輯室就與考古所對接，出版的第一本考古類圖書就是《輝縣發掘報告》。

這部圖書在當時的條件下，不論是圖書開本、內文紙張，還是印刷裝訂，都屬於上乘之作，定價在當時也屬於高價位，可見是一本得到「高度重視」的圖書。

從這本書開始，科學出版社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連續出版了一大批影響至今的優秀考古學著作，成為幾代考古學人心目中的「科學版」。

後來由於院屬系統的調整，圖書分類的管理，科學出版社基本不再出版人文社類圖書，但只有考古還保持了少量的出版工作。

進入90年代，由於市場經濟的繁榮，考古事業也迎來了飛速發展的時期，科學出版社重視並恢復了考古學術著作的出版業務，專門成立了文物考古分社。

經過近20年的發展，文物考古分社陸續承擔了長江三峽、南水北調、中國出土文物全集系列等國家級出版項目，出版了2000多種文物考古類專業圖書，成為國內以出版文物考古專業圖書為主的出版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