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評《第五次開始》︱想像考古學家發現當下

《第五次開始 : 600萬年的人類歷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美]羅伯特·L.凱利 著 徐堅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7月，58.00元

在大的史觀上，凱利教授同意著名經濟學家的論斷：世界萬物皆不可能永恆，而是變動不居。

「對古代世界的驚鴻一瞥也能告訴我們，古今大不一樣。

一萬五千年前，全世界無人不是狩獵—採集者；今天，狩獵—採集者幾乎蕩然無存。

甚至連農民也所剩不多，事實上，世界人口的極小部分才直接投身於事物生產……對人類過去變化的理解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未來和現在將大不一樣」（5頁）。

他指出，「進化並無更遠大的目標」，「今天人人——從荷蘭奶農到矽谷計算機科學家——都是竭力成為最佳狩獵—採集者的祖先的後代。

為了成為一物，細胞組織觸及臨界點，結果變成完全不同的物種」（5-6頁）。

道理淺顯明白，人類在異化於自然界的路上越走越遠。

在這一認知框架下，作者指出在過去的600萬年中，人類經歷了四個這樣的臨界點，他稱之為「開始（beginning）」。

按照時間順序，它們分別是技術、文化、農業和被稱為「國家」的政治組織的開始。

最終，他按照考古學家確認這些開始的方法——對物質遺存的觀察，得出了我們正面臨另一個臨界點——第五次開始的重要結論。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基於合作的競爭的時代、一個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的開始。

他在書中勾畫出了一幅宏闊的適者生存、競爭有力的圖景。

「人口增殖帶來的競爭加劇是最主要的驅動力」，結果是，「使用石器的更新世祖先戰勝了不用者；擁有文化能力的戰勝了缺失者；農夫最終超過了狩獵—採集者；酋邦和部落臣服於國家社會，後者迄今仍然主導社會」。

作者指出，在適者生存、競爭有力之外，「利他主義和合作也是進化過程的基本因素」（6-7頁）。

他樂觀地總結道：「史前史告訴我們，人類擅長解決問題，進化常常重塑我們」（20頁）。

對這一過程，作者娓娓道來。

人類發展的第一階段是技術的開始。

「從歷史長河的鳥瞰位置上，我們看到，15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從棲居樹上、以果葉為食、不知製作工具的靈長類搖身一變：直立行走、居於地面、使用工具、極有可能狩獵、可能烹食、可能形成對偶制度。

在努力成為最好的樹居靈長動物的道路上，進化把我們變成完全不同的種屬」（72頁）。

作者把文化定義為「由一群人共享的一系列觀念和信仰」（102頁），而「藝術標誌了文化的出現」（95頁），這樣，文化就不是伴隨著人類的誕生就已出現，而是出現於距今二十萬年的某個時刻，到距今五萬年前無疑已存在於世。

作者指出，每個區域文化「都有獨特的製作工具、講故事、分享食物、婚姻、崇拜和墓葬的方式」（114頁）。

我同意他的觀點，因為我們的確沒有在此前數百萬年的人類最初階段，發現與此類似的共享法則或者文化能力。

而具有文化能力的狩獵—採集者最終在距今五萬年到距今一萬多年控制了幾乎整個地球。

關於農業起源問題，作者指出，人類可能更早就已經具備了栽培作物的能力，但只有到更新世末期，地球在氣候和環境上「才調整到位：狩獵—採集者充斥世界，再也無法通過遷徙解決事物問題了」（137頁）。

「在某些地區，氣候變遷和偶然的植物基因變異導致農業成為可能的選項，而狩獵—採集者把握了時代契機。

在地質時間上不過是短短一瞬，狩獵—採集者就成為農民，創建出定居村落。

人口繼續增長，生存空間的競爭加劇」（158頁）。

而「所有一切——定居社會、農業和競爭性盛宴——基本上都是人口和食物之間失衡關係的產物」（154頁）。

接下來，「從你在歷史長河中的鳥瞰位置遠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萬至五千年前撒播在世界各地，眾多渺小、沉悶的農業社會，被擁有龐大公共建築的大都會所替代」（164-165頁）。

與農業時代的早期宗教建築包容和志在聯合的特徵相比，「國家的宗教和政治建築則顯得更加排外、志在控制，以及溝通信眾和非信眾」（169頁）。

這類建築中最著名的當然是法老時代的埃及金字塔。

「宏大的公共項目出現在增產努力奏效、農業蓬勃發展之地」。

而「產量增加不僅支持人口不斷增長，也將部分人從食物生產中解放出來」。

繼以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烏魯克著稱的烏魯克國家誕生於公元前4000年的兩河流域之後，早期國家風起雲湧。

「最終，城市成為國家的政治和貿易功能的樞紐」（172頁）。

而「所有這些物質文化——計數系統、書寫、科學和藝術——就是很多人所稱的『文明』。

這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這並不是始終都令人愉悅的」（180頁）。

他一語道破了國家的本質：「對於國家而言，超越以親屬關係為治國之本的轉變至關重要。

這個轉變推動了兩項重要的變化：顯著的社會不平等和有組織的戰爭」，而這兩項重要的變化，在我們這個時代仍是沒有解決的最主要的問題（184頁）。

「從考古學家的角度看，故事主線並沒有變化：這是一場長達5000年的權力與控制的競爭」（189頁）。

而作者關於戰爭「是精心計算的冒險」、「骯髒的交易」（193頁）的論斷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他是冷峻而富有情感的：「國家的起源啟動了邪惡的文化周期……結果導致大地上一輪又一輪的破壞浪潮。

坐在歷史長河的鳥瞰位置上的你，都忍不住閉上雙眼」（205頁）。

好啦，如果你說上面這些是考古學家不足為奇的看家本領，那麼大家最感興趣的，應該是看一位考古學家如何看現在、談未來，這也是凱利教授這本書最令我著迷的部分。

他總結到，「過去的開始都伴隨著我們對地球的顯著改造，比如，石器、洞穴藝術、栽培作物和廟宇群。

因此，讓我們設想，一萬年以後的考古學家如何看待今天；讓我們以對待史前史的方式對待今天」。

他提示我們用考古學家「尋找物質記錄上的變遷」的方式，就會注意到人類物質記錄的幾處新跡象：

數以萬計的沉船都是公元1500年以後的；飛行器的年代不早於二十世紀晚期；可以在太空發現繞地飛行器殘骸，在月球、火星甚至在彗星上發現人類遺物。

此外，考古學家還會發現全球戰爭的證據；公元1500年之後的證據還指向跨大陸的商品流動。

檢查公元1500年後的墓葬遺存時，一度整齊的人類基因的地理分布（譬如膚色的分布）已經瓦解，這是人類遷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證據。

人類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告訴我們，公元1500年之後同樣存在著人類分布上地理分區的崩塌。

此前，人人都吃本地食物，但自從有了進口食物，很多人日常攝入來自全球各地的產品。

未來的考古學家可以看到人類足跡在公元1500年以後的顯著增加。

他們可能斷言，2007年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多數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農村。

當今最為顯著的物質特徵之一是地球上的二十八個超級城市，每個都容納了超過一千萬的人口。

世界最高建築在這些城市裡不斷被拔高。

十九世紀之前，世界人口每一千七百年翻一番；1850年之後，不到五十年就翻了一番。

水電站、太陽能電池陣、風力渦輪和發電廠遺蹟，巨型露天礦坑、被削平的山峰；垃圾山、垃圾島、巨型垃圾填埋場；海洋中的高密度塑料微粒；樹木年輪等記錄的大氣中二氧化碳達到八十萬年以來的峰值，珊瑚記錄的海洋酸度的提升……在此前人類長達六百萬年的歷史中，還從未有人類活動引起環境變遷的證據。

這一切都告訴未來的考古學家，被學者們稱為「人類世」甚至「大災難世」的時代顯然已來臨了。

還有就是物質文化加速度變化的事實：狩獵-採集時代五百年間的變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公元1500年和今天的差異呢，甚至，二十世紀初期和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差異，請想一下。

考古學家從獨特的視角觀察到的地球上人類遺存的這些變化，不是足以振聾發聵嗎？這才有了作者關於第五次開始的推論：這是「一個劇變的時代，是繼技術、文化、農業和國家開始之後的另一個偉大轉型的時代，一個全新的開始」（238頁）。

第五次開始將帶來什麼？凱利教授也有自己的思考：「毫無疑問，技術將融入我們未來的生活，但是，作為考古學家，我更關心人類組織，關心人們如何相處上的變遷。

真正的挑戰並非來自新技術，而是組織我們自己的新方式」（241頁）。

他指出，在過去四次開始中，人類都創造了合作新階段：對偶制、分享、聯盟和貿易。

而這次開始也沒有區別。

「資本主義、戰爭和文化全球化呼籲全新階段的合作」（257頁）。

作者對新的合作抱持樂觀態度：全球化雖然帶來文化衝突，但是二十世紀也目睹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合作，超越民族國家的共同體和無國界組織層出不窮。

文化上超越本土、跨國的新一代正在崛起。

「這是走向世界公民的文化變遷的證據」（264頁）。

凱利教授認為，兩項要義使第五次開始不同於此前各次：第一是人類現在已經擁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二是我們有自我教育的歷史。

而唯一開放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識干預進化進程，掌控自己的未來，以簡易模式還是困難模式開啟第五次開始。

最後的結論是，人類進化一直是，而且應該是，甚至必須是由我們自己掌控的。

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這才應該是對人類史做過全景掃描的考古學家說的話，但坦率地講，還真就罕見考古學家有如此的人文關懷、如此寬闊的胸襟，能站到如此高度來鳥瞰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當讀到作者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局勢如數家珍，侃侃而談，作為凱利教授的同行，我是自慚形穢的。

我的一位哲學家朋友說，考古學是一門本原性的學科，它能給其他眾多的學科提供靈感和給養。

在凱利教授身上，優秀考古學家的這種潛質和學養彰顯無遺。

與此同時，凱利教授有著學者特有的理性和審慎。

他坦承考古學的局限性：「如果沒有時光機，考古學家無法判斷自己是否正確。

我們不斷完善方法，但是必須承認，任何時候，我們說，『這是過去發生的事情』，實際意味著，『這是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確信發生的事情。

』」（26頁）同時又樂觀地預見考古學滿足好奇心的能力只會越來越好。

在這一點上，我與凱利教授頗有同感，很大程度是因為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

然後，作者又冷靜地提示到，考古學家永遠沒法如我們所願，復原出過去的詳盡場景。

而與此同時，「對於考古學家而言，想像他者的世界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230頁）。

顯然，這種想像並非無據的幻想。

他深諳考古學的特點：「我們的故事依賴於物質，更精確地說，我們依賴跨越時空的物質的模式」（36頁），「令物質遺存復活就是考古學的意義所在——從過去的靜態遺存走向製造它們的動態行為」（37頁）。

儘管書中不乏引人入勝的細節描寫，如關於5100年前奧茨冰人的栩栩如生的描述，但作者坦言他更「關注宏觀格局，因為我認為這才是考古學的最大的貢獻」（《前言》），「沒有其他學科能以考古學的尺度觀察人類。

在縱橫數萬里，上下百萬年的範圍，我們『看到』人類行為」。

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是，「考古學家不一定始終能看見樹木，但可以極其清晰地捕捉到森林」（36頁）。

「我們通過整理細節，嘗試發現浩瀚森林的模式」（38頁）。

人類的五次開始，正是凱利教授敏銳地捕捉到的人類史「浩瀚森林的模式」。

回想起來，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庸忙，是否也是凱利教授所說的「第五次開始」的一個標誌？我們何嘗不是都被這個大的潮流向前擁著走，甚至在其中逐漸迷失了自我？讀讀這本小書，多一點自覺、多一點自省，不亦清醒乎，不亦有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