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星燦：公眾需要什麼樣的考古學

當某人自稱或被別人尊稱為考古學家的時候，那不過是沿用了一個習慣的說法，其實是頗有點不準確的。

因為人類的古代文化是如此的燦爛輝煌，多彩多姿，任何一個偉大的考古學家，窮其一生的精力，也只能為重建古代歷史的大廈添幾塊磚瓦而已。

因此，嚴格說來，他只是某一個時代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方面的考古學家。

考古學在十九世紀初年誕生以來，不僅為人類認識自己和自己生活的舞台作出了也許是無與倫比的巨大貢獻，而且本身也變得日益壯大。

即以我國為例，考古學的分支就有多種。

從橫的方面說來，有農業考古學、環境考古學、動物考古學、水下考古學、冶金考古學、民族考古學、實驗考古學甚至還有天文考古學和根據文化特徵歷史形成的地區考古學。

考古學的許多分支從單純的利用田野考古的材料研究某一個方面的問題，到有意識有目的的成為考古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自然是人類認識歷史的視野被拓寬的結果，然而事實上卻又極大地促進了考古學自身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和進步。

從縱的方面說來，習慣上我們有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商周考古學、漢唐考古學等等，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本土性和多元一體格局，造就了我國各時代考古學既有區別又有內在邏輯聯繫的特殊面貌。

如果把鏡頭對準整個地球，除了南極洲古代的人類不曾涉足外，其他的地區都留下了人類文化的烙印。

研究世界古代文化的考古學就更是門類龐雜，變化多端，差不多各個地區的考古學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但是，世界考古學的研究基本可以包括在以下的分類中，即：史前考古學、原史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

史前考古學(prehistoric archaeology)，顧名思義，是指「歷史以前的考古學」。

這裡的「歷史」是指狹義的歷史，即能夠利用文獻記載進行歷史研究的那一部分人類歷史。

簡言之，史前考古學就是研究沒有文字時代的考古學。

傳統上我國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新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即被稱為史前考古學。

原史考古學(protohistoric archaeology)，直譯應為「最初歷史階段的考古學」。

如果歷史是有文字的歷史，那麼原史當也是研究文字時代的歷史。

對於這個名詞，專家們的意見並不一致。

英國著名考古史家格林·丹尼爾(G.Daniel)認為，所謂原史，即文字已經產生，但是研究這個時代的歷史，實物資料與文字同等重要，或者比文字還重要。

另一位考古學家霍克思(C.Hawks)認為，那些產生了文字但把文字用作非常領域(如宗教)的社會，或者把文字寫在某種材料上而這種材料又沒有保存下來的社會，或者一些沒有文字但是歷史卻被周圍有文字的民族記錄並保存下來的社會，這些社會的歷史應該稱為原史或「類史」(parahistory)。

研究這個時代即文字產生初期或可資利用的文獻不完備時期的考古學即為原史考古學。

如果勉強比照的話，也許商周時期的考古學算是原史考古學。

不過我國一直沒有採用這個概念。

歷史考古學的歧義很少，是指研究有文字時代歷史的考古學。

我國商周以降的考古學即是。

實際上考古學的分類方法要複雜得多也細緻得多。

學習考古學的人要想成為全知全能的通才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成為某一個方面的專家也非常艱難。

我們學習考古的人常常被問及各種各樣的問題，提問的人既有研究歷史方面的專家，也有普通的公眾。

他們往往懷著很大的希望熱切地想從考古人的嘴裡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然而他們幾乎很少得到滿意的回答——如果考古人不是略去他們討論的細節和眾多的爭論甚至馳騁自己的想像的話。

這還往往是在考古學者自己熟悉的領域。

我的六歲的兒子問我，人是怎樣從猿變來的，我含糊地告訴他那是進化的結果。

這當然不能讓他聽明白，可天知道，要回答這樣一個平常的問題，即使對一個拿了古人類學和解剖學兩個博士學位的專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這樣說並非為考古學家開脫，實在是人類的古代文化太複雜、太瑰麗也太富於變化了。

實際上，面對著人類祖先二三百多萬年的過去，我們已知的東西要遠遠少於未知的東西，如果說成是滄海一粟那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考古學是根據物質遺存研究人類的古代歷史。

這一特點一方面決定了考古學是一門非常求實的學問，所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另一方面，考古學又是歷史學的分支，是直接為復原古代歷史服務的。

那麼，在考古學和歷史學之間有沒有距離呢？在歷史時代，特別是在我國，由於存在豐富的文獻，考古學雖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用主要被看作是「證經補史」。

考古學處於相對附庸的地位。

那麼，研究史前歷史的史前考古學是不是等同於史前史呢？考古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從來就沒有統一過。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即持肯定的看法。

(見《什麼是考古學》)但是，嚴格說來，史前史並不等於史前考古學。

早在考古學的濫觴時期、考古學家就注意到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以及神話傳說等對史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八三八年，丹麥考古學家尼爾森(Nelsson)在《斯堪的那維亞北部的原始居民》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對考古器物進行研究不是獲得史前知識的唯一途徑。

他強調傳說以及稱為比較方法的重要性，「能夠反映遠古時代光芒的證據，我認為不僅僅是各種形式的文物古蹟，以及刻劃在它們上面的圖形，而且還應該算上民間故事。

民間故事往往產生於傳說，因此也是遠古時代的遺存。

」他十分強調使用比較方法，即比較史前的人工製品與現代原始民族所使用的具有相同形式和功能的器物。

尼爾森應用比較方法，創立了一種按生存方式為基礎的史前史分期法。

他把人類發展史劃分成四個階段：一、蒙昧階段，人類的童年，以狩獵和採集為生活手段；二、遊牧階段，人類的青年，以畜牧為生，另外依賴小部分獵物；農人階段是第三個階段；第四階段為文明階段，其特點是鑄幣、文字的發明和勞動的分工。

這種分期法是後來泰勒、摩爾根、恩格斯以及蘇聯和我國以生存方式劃分史前時代的先聲。

丹尼爾認為這個分期法比「同時代丹麥人的三期說更符合於歷史」。

顯然，考古學雖然是史前歷史的主要來源，但絕非是唯一的來源。

這主要是由考古學的局限性和人類對自身歷史的全面了解的渴望決定的。

一方面，要通過遺存了解過去的全部歷史是根本辦不到的，這是因為並非所有的人類活動都能留下痕跡；留下的痕跡並非都能保存下來供我們研究；考古學家發掘出來的遺存只是僥倖保存下來的古代人類活動遺蹟的極小部分；考古學的發掘和研究不僅受個人實踐的局限，也同時受到時代、文化和社會的局限，因而遺失甚至破壞了不少的古代信息。

另一方面，人類對古代歷史的興趣日益增加，他們所關心的不僅僅是某一個地方是否有人居住和在什麼時候居住過，他們更關心居住的人是怎樣的一種人，又是怎樣生活的。

如果把古代的歷史比作一個人，那麼考古學就是依靠僥倖保存下來的人的片段的骨骼和牙齒復原此人的面貌和行為，但一般公眾不是對這些冰冷的骨骼和牙齒而是對此人的行為和心智更感興趣。

因而可見，在考古學所研究的古代遺存和人們對歷史的要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正如丹尼爾所評論的那樣：「考古學提供了人類的技術經濟史，但研究人類歷史的學者不僅想要了解人類工具發展的過程，還想得知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以及人類思想道德觀念的發展。

這就是歷史學家為什麼迫不及待地攫取體質人類學、語言學和民俗學所推出的結論，又為什麼到現代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尋找答案。

」

如何把考古材料轉變成歷史一直是困擾考古學家的大問題。

五十年代末期，我國當時的新一代學人曾對考古學研究中的「見物不見人」現象進行過激烈的批評。

八十年代以來，在我國史前的大的文化框架和文化譜系基本建構完成的情況下，又有年輕的學者發出「我們今後做什麼」的驚嘆。

顯然，要讓沉默的石頭、骨頭和陶片說話，必須通過某種中介，而最基本的兩種中介就是實驗考古學和民族考古學。

比如我們在一個舊石器時代的遺址發現了一些人工打制的石片，石片上有不同的擦痕，考古學家設想這些擦痕有些是由於割肉，有些是砍樹木，其餘是由於切割譬如草類等較軟的植物材料而形成。

要證實這個假說，首先要用與出土石片同樣的石料製作同樣的石片，然後分別用它們切肉、砍樹、割草，反覆試驗，最後如果試驗用的石片上呈現出與出土石片類似的擦痕，那麼考古學家的假說就可能成立。

這就是實驗考古學。

實驗考古學實際上開始得很早，有人在十八世紀就開始這項工作了。

愛爾蘭的羅伯特·鮑博士是這一研究的先驅。

他頗為艱難地吹響了史前時期的一個號角，結果發出的卻是一種酷似野牛狂吼的聲音。

不幸的是，他所做出的神異的努力導致了他血管的崩裂和最終的死亡。

民族考古學的研究實際上從考古誕生之日起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把某些陶器叫作罐或碗，那是因為它們和現代社會還經常使用的罐或碗相似的緣故。

它們的形狀相似，我們便假定它們有同樣的功能並給予同樣的名稱。

這其實就是民族考古學。

但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民族考古學要複雜得多。

民族考古學並非僅僅利用民族學家的調查材料與考古發現進行對比，相反，從事這項研究的學者要深入民族地區進行細心的觀察，以期對考古遺存的類似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

比如美國考古學家約翰·耶倫(John Yellon)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研究南非昆桑人屠宰動物的方式以及屠殺、烹飪和食用所留下來的一些骨頭的碎片。

同時，繪製了許多年代已知且近期廢棄的遺址圖，記錄下房址、爐灶以及垃圾堆積的位置，並且同曾經在那裡居住的人們進行交談，以此作為推算較為精確的人口數量和研究居住者的社會關係的一種方式。

這項研究對於理解舊石器時代的生活圖景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依靠這些中介，我們才可能回答涉及人類行為甚至心智、思想方面的問題。

比如，在東非的奧杜威峽谷發現了距今二百五十萬年前的人工製品，包括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各種多邊器。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器物是從一塊熔岩卵石上剝落製成的。

由於這些最初的石器沒有固定的形狀，有人懷疑最早工具製造者的心智能力與猿相似，因而提出「奧杜威工具的一種猿的觀點」，認為奧杜威工具的所有空間觀念存在於猿的心中，否認該地的工具製造者是獨一無二的。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尼古拉思·托思(NToth)教授為了驗證這種說法，用了多年的時間去完善他的技術，對石器製作的每一個過程都進行了深入的了解。

他的結論是意味深長的：「最早的工具製造者具備超出猿類的心智能力，這是沒有問題的」，「製造工具需要有一種重要的運動和認識能力的協調」。

從靜態的古代遺存追溯動態的人類行為和思想常常是非常危險的，儘管我們發展了中介的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倘若一個考古學家在類似北極的地理環境中發掘出一個距今兩萬年前的營地遺址，那他(其實我也會的)自然會與今天愛斯基摩人的情況作一番比較。

但是正如考古學家布里恩·費根(BrianFagan)所說的那樣，這種類型的比較研究顯然過於簡單和幼稚。

首先，人類社會不一定都經歷相同的演化階段；其次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獨特的適應周圍環境的方式，僅此一點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其文化的所有方面，甚至那種適應方式和兩萬年前的情況可能存在著極大的差別。

的確，任何事物的含義總是受到文化的制約。

人們根據民族學的材料對西歐舊石器時代的洞穴繪畫作出多種解釋，這是普通公眾和歷史教科書最希望從考古學得到的東西。

然而著名的古人類學家理察·利基(Richard leakey)質問道：「即使我們證實了洞穴繪畫在其中起了作用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生活的部分內容，我們就了解它的整體意義了嗎？我對此表示懷疑。

……試想一下一個人手執一根權杖，腳下有一隻羔羊的圖像對一個基督教徒的意義。

再想想這對於一個從未聽說過這個基督教故事的人來說，就完全沒有這樣的含義了。

」

對於意義的追尋差不多是人類特有的東西。

但依靠僅有的一點古代遺存要對它們在古代社會的意義作出推測，其艱難可想而知。

無論是民族考古學或者是實驗考古學，作為中介，它只是我們通向古代的一座橋樑。

它滿足了我們的好奇心，增進了我們對古代社會的理解，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解釋是無法被驗證的。

當然，在考古遺存與民族志的和實驗的材料之間建立的聯繫越多，解釋就越可信，通向古代的橋樑也就越堅固，反之則不然。

公眾對於意義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承認我們——特別是考古學家——認識能力的局限性。

我這樣說也許會讓熱心的讀者失望，不過要是看到下面的一席話，您大概不會認為我是危言聳聽：

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即大部分技術上原始的人類群體行為在考古上是看不到的。

例如一個巫師領導的宗教儀式中，必須包括講述神話、唱頌歌、跳舞和紋飾身體——這些活動沒有一樣會進入考古記錄。

因此當我們發現石制工具和雕刻或繪畫物品時，我們要時時提醒自己，這些東西只為我們打開通向古代世界的最狹窄的一扇窗子。

(理察·利基《人類的起源》)

1. 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寫於雙榆樹青年公寓五五七號

（本文來源於陳星燦：《公眾需要什麼樣的考古學》，《讀書》199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