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英四書》開始

□ 秦穎

一

1992年，當我試探著以一冊《漢英四書》在漢英對照中的古典名著讀物這一塊天地做一點事時，並沒有想到它以後會成功地發展成一套叢書，更沒有想到後來又被部分納入新聞出版總署重點工程「大中華文庫」。

200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將庫存「漢英對照中國名著叢書」(20種)作價處理，表明這套書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成功地融入了「大中華文庫」計劃。

該文庫第一輯於2000年10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式，並獲得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國古籍整理優秀圖書一等獎。

這之後又有幾家出版社加盟，陣容龐大，蔚為壯觀。

因工作調動，1995年我離開湖南，沒能參加「大中華文庫」第一、二輯的盛舉，近十年後，隨著此番事業的不斷發展壯大，李林兄，「大中華文庫」協調委員會成員，知道我以往在這方面做過的一些工作，便不斷鼓動推薦，2005年，我代表花城出版社進入編輯委員會，並申報了《紫釵記》、《天工開物》等四種，獲得批准，加入叢書第三輯的翻譯出版，實現了「回歸」。

二

1995年的陽春三月，張光華副局長帶領湖南省新聞出版局調研組二十餘人奔赴北京那一幕還記憶猶新。

我事先從沈昌文先生處得知出版署正在醞釀「大中華文庫」的計劃，在總署座談時，便向楊牧之先生請教。

聽到此問，楊先生有些吃驚，一方面當然是我們怎麼會知道這個計劃，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沒想到，地方出版社也有這方面的打算與努力。

在聽取了我關於「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名著叢書」出版的情況匯報後，楊先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約我們(張光華副局長，尹飛舟副社長和我)第二天就此專題作一次深談。

「大中華文庫」想法的提出大概在1994年，由於該計劃的雙語要求，中央各直屬出版社除外文出版社外，沒有過這方面的經驗，也沒有相應的編輯力量，遲遲沒有啟動。

湖南出版社這套書的市場試水和初步成功，一方面證明了宣傳推廣中國文化的必要性，市場的可行性，同時也為非中央直屬出版社從事此項工作的可行性提供了例證。

大概是基於這兩點吧，楊牧之先生正式邀湖南出版社參加，為避免重複浪費，希望原叢書停止出版(當時已出6種，平均印數2萬多冊，另組稿10餘種)。

回去之後，湖南省新聞出版局就此作了一個中長期計劃，基本停止繼續組稿，將我已編輯組稿的近10部書稿陸續推出，補充了少量品種，之後逐漸淡出，全力投入「大中華文庫」計劃。

三

回憶往事，頗多感慨，忽然有一種衝動，想寫一寫當年的那些事，回顧一下這套書的由來、編輯組稿的花絮。

還在讀中學的時候，我就聽父親說起過家裡有一本《華英對照四書》，還知道它的幾次流失又找回的故事：被人借走後，久久沒有歸還，最後都是專程上門接回來的。

此書是父親在寧鄉溈濱中學教書時，從姜國芬先生處得到的。

後來父親考入湖南師大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專攻現代漢語修辭。

但這部書一直伴身，視為珍藏。

1987年，我讀完了研究生，經林增平先生推薦，來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歷史讀物編輯室工作。

1990～199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停業等待處理時，我被局圖書處借調，參加湖南省新聞出版局九五規劃的制定工作，半年後，回到新組建的湖南出版社，轉到譯文室工作。

參與「九五規劃」的制定，至今我還保存著當年的一些會議紀要，如兩次「湖南省地方出版資源專題座談會紀要」，它曾間接推動了不少重量級圖書的出版。

這個經歷，成為我編輯出版事業的高級培訓班。

從歷史讀物轉來編社科譯文圖書(原湖南人民出版社負責文學圖書的譯文一室轉到了湖南文藝出版社)，是一片新天地，對我也是很大的挑戰，為了找到突破口，只能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這時我想起了前面提到的家裡的那本藏書。

我想能不能舊書新做，將《華英對照四書》重版，於是報了個選題。

選題會上，社裡參加選題討論的多數人對它的讀者對象提出疑問，市場自然也有了問題。

大家認為這種對照讀物不適合英語學習，因此學生不會讀，而國人讀的書不必英文，外國人只讀英文，況且因條件所限我們無法走向海外。

這種意見很有代表性，即使是書出版後，這種意見也仍然存在。

選題最後之所以通過，有賴於當時譯文室的主任楊實先生和社領導班子成員熊治祁先生在選題會上的力爭(一般編輯無資格參加社一級的選題論證會)。

這本《華英對照四書》系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 esLegge，1815-1897)的舊譯，1936年由上海國際圖書公司出版。

定下做後，接下來就是確定版本。

理氏的譯本質量如何？是否有更好的譯本？這是個問題，這方面的資料從未接觸過，而現有的版本沒有一個字的前言後記。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沒有理雅各的辭條。

這時原譯文一室的退休老編輯唐蔭蓀先生聽到我的這個想法和困難，主動找我，將他手上的一冊《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借我參考。

從這上面，我知道了Legge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漢學家，25歲開始服務於「英華書院」，29歲遷居香港，在港居住達30年。

歷40餘年譯成《中國經典》五大卷。

其成就之浩大至今無人可比。

介紹雖較粗泛，但此人譯本之價值大致可以確認。

這套書初創之時，我以一己之力，惟有勇氣和闖勁可恃，全憑初生牛犢的一股猛勁，做將起來。

當時也沒有多想，既然此譯本大致不錯，就做吧，幹了再說。

靜下來讀此書，發現排印有不少手民之誤，而理氏的譯本出來較早，現在來看，亦有必要請人審校一下。

我擬了一個校訂原則：1，將原譯中用威妥瑪式拼寫的，除某些約定俗成的譯名如Confucius(孔子)、M encius(孟子)外，一律改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

2，將原譯的錯誤進行修正，並適當加注。

3，篇章用阿拉伯數字表示，以句號隔開分別代表篇章的兩個數字。

如《論語·里仁篇第四》的第25章標為4.25。

書後附總譯名對照表。

四

從歷史轉而搞譯文，各種資源、知識、經驗都有限，按說會要瞎抓一氣。

邊干邊學是肯定的，但也不是完全沒基礎。

英語界有一位學貫中西的老先生劉重德教授跟我父親是鄰居，過從甚密。

我利用這近水樓台，找到了劉先生校訂《大學》、《中庸》、《論語》，又經過他介紹，找到了江西大學的羅志野教授校訂《孟子》。

找羅教授的一個小插曲，頗能說明當時的那種狀態。

跟羅教授聯繫上以後，我專程去了一趟南昌。

大概是1991年的秋天，回來的火車上，天比較涼，外面下著雨，夜車人很少，我在一張三人長椅上睡著了，受涼感冒了，咳嗽不止，仗著年輕，沒把它當回事，後來竟發展為支氣管炎。

因為無知無畏，落下了本來可以很快治好的毛病；因為無知無畏，憑勇氣和闖勁打下了一片天地。

這個過程中，如同打草鞋，一些想法做法都是慢慢地發展完善。

比如說，雖然這本書推出後，能否成功尚無把握，但已想到若有可能，通過這本書投石問路，發展成一套書(我後來總結為「投石問路，滾動開發」的策劃原則)。

於是在此書出版時，掛上了叢書名「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學術名著」。

《漢英四書》1992年4月推出，首印8000冊，出版半年後，市場反應良好，讀者來信踴躍，讀者對象異常廣泛，既有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科學工作者、外事工作者，還有外貿工作者、海外華人，這些對象不少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因為第一種推出冠有叢書名，不少讀者來詢問叢書還有哪一些品種出版，哪裡有購。

這些反饋信息使我們認識到這套叢書的讀者群，認識到其價值，於是決定連續開發，推出新品。

讀者也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意見，如是否可增加白話文。

第一次印刷的8000冊半年多時間售罄，重印時我們沒有簡單地處理，而是增加了白話譯文。

白話文採用楊伯峻先生的譯文。

為使叢書涵蓋面更廣，將「古典學術名著」改成「經典名著」，去掉書名中的「漢英」兩字。

《四書》重版時，請湖南出版界的著名出版家鍾叔河先生寫序，我寫了一個重版後記。

在後記里，我開門見山：「《漢英四書》的重版，說明它得到了『上帝』的垂青，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和支持。

這也是『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名著叢書』的成功，我們感到十分欣慰。

」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1993年上半年，我開始擬定叢書第一輯書目並組織翻譯校訂者。

經反覆斟酌，第一輯十種定為《周易》、《尚書》、《詩經》、《四書》、《老子》、《孫子兵法》、《莊子》、《壇經》、《史記》、《楚辭》。

◎ 秦穎，任職於南方出版傳媒總部，著有《貌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