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2015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論著數目與前幾年基本相侔，專著將近80部，論文700多篇，數量較為可觀，各領域的研究均有所深入。

囿於篇幅，僅摘取反映本年度學科進步、預示未來發展趨勢的成果予以介紹。

本年度創刊了兩種集刊，一是包偉民、劉後濱主編的《唐宋歷史評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是權家玉主編的《中國中古史集刊》（商務印書館）。

會議論文集主要有凍國棟、李天石主編的《「唐代江南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唐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第二次會議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冬冰主編的《流星王朝的遺輝：「隋煬帝與揚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蘇州大學出版社）等。

政治。

本年度的官制研究成果比較突出。

梁瑞《唐代流貶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運用豐富的史料，將流貶官與唐代變化的官制和政治形勢聯繫起來，並從流貶官員的特點、流貶官眾多的原因以及在譴謫過程中的經濟待遇、心理變化、遷轉途徑等方面對這一特殊群體進行了深入研究。

黃正建《唐代的「起家」與「釋褐」》（《中國史研究》第1期）指出「起家」與「釋褐」是獲得出身與入仕為官的關係，廓清了以往習而不察的說法。

李錦繡《唐代直官補考（下）——以墓誌為中心》（《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5輯）匯集了墓誌中太常寺、太僕寺等部門的直官資料，有助於探討具有多種管理方式的直官制度。

賴瑞和《唐代刺史的稅官角色》（《史學集刊》第5期）指出刺史最關鍵的使命是收繳稅賦，負責州內大型建設工程、招輯逃亡、開闢荒田、祭神祈雨、教化百姓等活動，這些都與稅務有關，揭示了承平時代刺史的角色。

龔延明《唐宋官、職的分與合——關於制度史的動態考察》（《歷史研究》第5期）將唐宋官、職的分與合放在制度執行過程中進行了詳細考察，是將固定官制與「活」的制度結合的成功範例。

另外還有幾篇文章探討使職問題，如賴瑞和的三篇文章：《論唐代中書舍人的使職化》（《清華大學學報》第2期）梳理了中書舍人草詔職務被唐初的各種文館詞臣、安史之亂後的知制誥和翰林學士所取代的過程；《從使職角度論唐代宰相的權力與下場》（《唐史論叢》第20輯）認為帶使職稱號的宰相，其個人才具及與皇帝間的「私」關係才是決定他們權力和表現的真正因素；《唐代史館史官的使職官名》（《史學史研究》第1期）探討了唐代史館史官所帶使職官名的前後期變化和命名邏輯等問題。

王炳文《唐代牧監使職形成考》（《中國史研究》第2期）對唐代隴右牧監使及其下各個牧監使的形成進行了細緻分析，考察了唐代牧監使職的產生、發展、變化過程等制度層面的動態結構。

政治事件與人物研究方面，沈睿文《安祿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將文獻與考古資料有機結合起來，考察了發生在安祿山、唐玄宗二人之間的故事。

黃樓《唐代神策軍建中四年汝州「扈澗之敗」史實考辨》（《唐史論叢》第20輯）主要考察了扈澗之敗這一唐軍討伐李希烈失利的戰役的來龍去脈，釐清了文獻的錯漏，揭示出當時神策軍諸將內部的矛盾與鬥爭。

黃壽成《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之謎》（同上）將張九齡罷相這一事件置於玄宗朝政局中，指出唐玄宗罷免張九齡的根本原因是張九齡竭力反對玄宗廢除太子李瑛，客觀上參與了宮廷內部的權力爭鬥。

李錦繡《「樂工」還是「醫匠」？——安金藏研究》（《晉陽學刊》第3期）考辨出安金藏的真正身份是太常寺醫工，豐富了對粟特後裔進入唐官府機構途徑的認識。

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方面，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從政治地理學切入，通過對藩鎮的實證性考察，探討唐帝國如何成功度過「安史之亂」，並在新興的藩鎮體制下重建其政治權威與統治力，是近年來研究藩鎮及其與中央關係的一部力作。

劉琴麗的兩篇文章藉助德政碑來考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晚唐時期敕賜德政碑考論》（《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5輯）指出中晚唐的敕賜德政碑成為中央和地方相互借用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並不完全出於表彰官員的美政或善政的目的；《德政碑與唐代州縣官員的政績書寫》（《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則指出德政碑對州縣官員的政績書寫內容與朝廷考課條文所強調的官員特殊政績之間存在差異，這反映了民間和官方對州縣官員不同的評價標準。

法制。

自《天聖令》刊布以來，每年都有數量不等的相關研究成果。

彭麗華《唐代丁匠的徵發與上役管理——以〈賦役令〉為中心》（《史學月刊》第4期）重新考察了唐代法律中「丁匠」的含義，認為「丁匠」並不等同於「丁夫雜匠」，因為二者的力役負擔並不等同。

趙璐璐《里正職掌與唐宋間差科徵發程序的變化——兼論〈天聖令·賦役令〉宋令第9條的復原》（《史學月刊》第10期）指出里正職掌在唐宋間發生了變化，由唐前期差科徵發過程中揀選丁夫的職能，到大中九年這一職能喪失，再到宋代的差科徵發變為由縣令按照戶等直接徵發的差役制。

這兩篇文章藉助《天聖令》推進了對傳統論題的研究。

侯振兵《唐〈廄牧令〉復原研究的再探討》（《唐史論叢》第20輯）對《天聖令·廄牧令》復原唐令中存在的文字、排列順序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對復原唐令作了重新整理。

吳麗娛、趙晶《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是對不同階段的格或格後敕內容及特色的動態分析，力圖扭轉以往對格敕編纂的研究過分集中於法制本身的現象。

黃正建《唐高宗至睿宗時的律令修定——律令格式編年考證之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5輯）以編年體例梳理了從高宗永徽到睿宗太極年間對律令格式的修定，並補充了武周時期的修撰資料和修撰人資料。

陳靈海《通往唐永徽〈律疏〉之路——中古佛教律學與世俗律學互動論》（《學術月刊》第9期）指出永徽《律疏》的修撰受到了佛教律疏學、儒家義疏學的影響。

王美華《禮制下移與唐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官方禮制體系的完善、庶民禮儀的修訂、州縣地方的禮儀規定和實際推行、禮法合流趨勢的影響、地方官的禮儀教化實踐等方面，以長時段的視角全面分析唐宋官方禮制的下移趨勢及其影響。

該書第五章討論了唐宋鄉飲酒禮的演變及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而游自勇《唐代鄉飲酒禮與地方社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探討了唐代鄉飲酒禮的前後期變化及衰微的原因。

與前書不同，游文認為唐代地方官對推行鄉飲酒禮的熱情很高。

趙貞《唐代的「合朔伐鼓」及其象徵意義》（《唐史論叢》第21輯）追溯了日食「伐鼓」的淵源並重點梳理了唐代日食救護禮儀的過程和細節。

李文才《明堂創製的構想與唐高宗的政治心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指出推動明堂創製是唐高宗實現政治上去貞觀化、樹立個人政治形象的一項重要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試圖實現超越唐太宗功業的政治心態。

以上兩篇文章考察了禮儀活動或禮儀建築的象徵意義，並與帝王政治相結合。

劉子凡《唐代書信緘封考——以中國人民大學藏和田出土書信文書為中心》（《文獻》第5期）考察了唐代書信緘封的具體形式，並復原了加封皮直封和隨信折封兩種緘封方法的具體程序。

經濟。

本年度經濟史的重要著作是劉玉峰《唐代經濟結構及其變化研究：以所有權結構為中心》（山東大學出版社），該書論述嚴謹，史料翔實，對唐代的所有權結構及發展變化作了貫通性論述，並概括了唐代經濟結構的形態和主要特徵。

孫繼民《淶源縣興文塔銘：唐代蔚州銅冶鑄錢作坊的珍貴資料》（《唐史論叢》第21輯）通過解讀興文塔唐銘，勾勒出唐代蔚州飛狐縣銅礦開採冶煉業和鑄錢業的基本面貌，也提供了唐代官營鑄錢作坊由錢監製轉變為錢坊制的樣本。

顧成瑞《唐景龍開元之際河南、河北道損免制度變遷探析》（《中國農史》第3期）細緻分析了景龍開元之際損免改制的變遷，並重新審視了玄宗時代財政改革的背景：他的《唐代蠲免事務管理探微——基於對〈新安文獻志〉所錄唐戶部蠲牒的考釋》（《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將蠲免事務置於唐代賦役、官人身份管理等層面下來探析唐代蠲免事務的若干管理環節，豐富了對唐代賦役制度的研究。

劉麗《唐代蘇州農業發展原因述略》（《中國經濟史研究》第6期）指出勞動力數量的快速增加、國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以及蘇州社會秩序的高度穩定是唐代蘇州農業大發展的基本條件，拓展式開發是蘇州農業大發展的根源。

城市。

《唐研究》第21卷為唐代長安及其節慶研究專號，內有多篇論文從不同角度對都城長安予以關注。

如史睿《唐代兩京的書畫鑑藏與士人交遊——以張彥遠家族為核心》以張彥遠家族為個案，考察了唐代兩京因書畫鑑藏而建立的人際關係網絡，令人耳目一新；牛來穎《帝陵營造與京畿奉陵——以〈唐陳魴墓誌〉為中心》根據出土墓誌考察了帝陵建造及維護營修陵寢等情況，還原了不同時期帝陵建造的史實；徐暢《城郭內外：鄉里村坊制在唐長安的實施再探》指出唐都長安的基層統治單位為坊，並未推行鄉里制，解決了這一疑而未決的問題。

此外，杜文玉《大明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詳細考察了大明宮內建築及機構的方位與功能，糾正了文獻中的一些錯訛之處。

牛來穎《唐宋時期的都城營造與材木採用——以新獲墓誌所見「太陰監」為切入點》（《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5輯）利用有限的史料，結合新出墓誌考察了百工監等材木採伐機構的位置及其對唐宋都城建設的重要作用。

她的《唐代都城規劃市區內部形態再探》（《中國經濟史研究》第6期）對市里、街市等空間概念、市內居住者及其身份以及市內空間結構與形態等問題都進行了細緻考察。

徐暢《唐萬年、長安縣鄉里村考訂補》（《唐史論叢》第21輯）利用墓誌葬地信息對唐長安鄉里村進行了考訂，並對其中的問題進行了長時段、多角度的思考。

張劍光的兩篇文章探討了唐代江南城市的發展面貌：《唐五代江南的城市災害與社會應對》（《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考察了唐五代江南城市災害的類型、形成原因及應對措施；《城牆修築與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發展》（與鄒國慰合寫，《文史哲》第5期）則對江南城市中城牆的修築情況、城牆形制進行了動態研究。

楊為剛《建築·空間·書寫：唐興慶宮花萼相輝勤政務本樓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指出花萼（相輝）與勤政（務本）二樓名是同一座建築不同時期的名稱，並非兩座不同建築，糾正了以往的錯誤認識。

社會。

社會階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張新國《唐前期的女戶及相關問題——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探討了唐前期女戶戶主的特徵、稱謂、家庭結構、戶等、賦役、受田情況等問題。

趙貞《唐前期「中男」承擔差役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中心》（《西域研究》第1期）對唐前期中男承擔的雜徭和差科進行了全面梳理，並探討了律令體制下中男的身份特徵，是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對這一問題進行的系統研究。

侯振兵《唐代牧監基層勞動者身份芻議——兼論唐代的賤民問題》（《中國農史》第4期）考察了唐代牧監中牧長與群頭的關係以及牧子的服役形式與待遇、身份等問題，從法令制度的角度對這些職務的內涵進行了嚴格辨析。

陳靈海《唐代籍沒制與社會流動——兼論中古社會階層的「扁平化」動向》（《復旦學報》第1期）考察了唐代律令規定與實際施行中的籍沒制以及被沒者的處境與流動，指出籍沒制導致社會結構趨向於「扁平化」，揭示了這一制度實施的背後邏輯。

節日風俗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唐研究》第21卷中的幾篇論文：王靜《歲時與秩序——唐代的時間政治》探討了歲時節日的輔政意義，指出歲時節日中貫徹了統治者的統治意念，有利於維持社會秩序；孟憲實《論元宵節在唐代的發展》考察了文獻中元宵節的多種來源、在隋唐時期的發展及其作為社會狂歡節日的特徵；劉子凡《唐代三伏擇日中的長安與地方》指出三伏這種原本具有地域性差異的節日，藉助唐代的頒歷制度和官定《陰陽書》實現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楊為剛《節日·空間·記憶——關於千秋節幾個問題的再探討》通過節日的時間與空間、傳統等探討了千秋節節日傳統與節日形象的形成過程。

文獻。

「中國古文書學」作為一個新興的課題，自2010年提出以來得到國內外學者的熱烈響應。

黃正建《中國古文書學的歷史與現狀》（《史學理論研究》第3期）對中國古文書學的學術史進行了梳理和歸納，並對中國古文書學的定義、內涵、外延，研究的對象、內容及方法等作了界定。

此外，本年度對墓誌的整理主要有趙文成、趙君平《秦晉豫新出墓誌搜佚續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該書從墓誌名稱、首題、墓誌尺寸、志蓋文字及尺寸、卒葬年月及撰書鐫者、出土時地六個方面對新近出土墓誌作了詳盡的介紹。

對敦煌文書的整理主要有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2、13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傳世文獻的研究則以吳玉貴《〈唐會要〉突厥、吐谷渾卷補撰考》（《文史》第2輯）為代表，該文通過文獻對勘，指出今通行本《唐會要》突厥、吐谷渾卷實為後人據朱熹《資治通鑑綱目》補撰，並對其中的年代錯誤、文字或編纂錯誤等進行了細緻分析。

敦煌、吐魯番。

楊寶玉、吳麗娛《歸義軍政權與中央關係研究：以入奏活動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歸義軍面對不同時期中央王朝的入奏活動為突破口，研究歸義軍政權與中央的關係，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

陳麗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契約文書匯錄（一）》（《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5輯）對已刊敦煌契約文書的新舊對應編號及內容作了刊補，並過錄了未刊國圖藏契約文書，對相關問題也進行了探討；她的《日本杏雨書屋藏羽663R號敦煌文書的定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對定名不確的日本杏雨書屋藏羽663R號敦煌文書進行了重新定名，並討論了《雜抄》的底本與別本。

這兩篇論文為相關文書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楊寶玉《晚唐敦煌名僧恆安事跡稽考與相關歸義軍史探析》（《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5輯）通過對敦煌文書中有關恆安資料的搜集與解讀，探討了其與張議潮家族的關係及有關歸義軍政治史；她的《〈張淮深碑〉作者再議》（《敦煌學輯刊》第3期）辨明敦煌文書《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的作者為張球，論證翔實有力。

龔靜《高昌平滅後的麴氏王姓——從麴建泰墓誌說起》（《社會科學戰線》第5期）探討了唐滅高昌後對其他麴氏王姓成員的處置措施，但僅依照漢族排字輩起名的習慣，便將麴建泰視作麴文泰的兄弟，恐難使人信服。

宗教。

本年度宗教史研究中比較突出的是佛教方面，其中陳懷宇《唐代石燈名義考》（《唐宋歷史評論》第1輯）考察了石燈的名義以及石燈出現的歷史與文本背景。

陳明《義凈的律典翻譯及其流傳——以敦煌西域出土寫卷為中心》（《文史》第3輯）通過敦煌、西域地區出土的義凈所譯佛經寫卷，從文本流傳的角度，探討了義凈譯經的特色及其所譯律典的重要價值。

雷聞《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通過隋文帝與唐太宗對戰場屍骸的處理由建立佛寺到廢毀京觀的考察，探討了中古時期佛教對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刻影響。

呂博《轉輪王「化謂四天下」與武周時期的天樞、九鼎製造》（同上）指出武周時期的天樞、九鼎等儀式性景觀都是武則天模仿轉輪王「化謂四天下」的體現，並探討了開元時期這些政治景觀的銷毀與新秩序重建過程。

孫英剛《從五台山到七寶台：高僧德感與武周時期的政治宣傳》（《唐研究》第21卷）通過對與高僧德感有關史料的梳理與分析，辨明德感是玄奘的再傳弟子，並在武周的宗教政治宣傳中扮演重要角色。

道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雷聞《太清宮道士吳善經與中唐長安道教》（《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通過對吳善經師承譜系與開元觀的討論，重新思考江南道教對長安的影響。

三夷教研究方面，胡曉丹《摩尼教〈佛性經〉之「七苦惱懊悔」與「五處分配」考》（《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指出敦煌寫本《佛性經》中第八品殘餘部分的「七—五」數字結構貫穿摩尼教教義和儀式，體現了摩尼教的傳教策略。

邊疆、民族與中外交流。

王承文《中古嶺南沿海寧氏家族淵源及其夷夏身份認同——以隋唐欽州寧氏碑刻為中心的考察》（《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從隋唐欽州寧氏家族的北方淵源、遷居欽州的原因和時間及其文化認同入手，考察了以寧氏家族為代表的中古嶺南「漢族移民後裔」身份認同的矛盾及原因，並對中古時期南部邊疆和邊疆開發的歷史進程及社會結構演變進行了思考。

李鴻賓《唐初棄修長城之檢討》（《民族研究》第3期）認為唐朝立國後，中原農耕政權與北方遊牧政權對峙的消失，以及唐朝意圖突進中原、構建南北一統的王朝，使得修築長城的價值喪失，而唐朝這種戰略意圖又與唐初宗室的胡系文化淵源密切相關。

謝思煒《「雜種」與「雜種胡人」——兼論安祿山的出身問題》（《歷史研究》第1期）通過對「雜種」這一概念相關史料的梳理，認為「雜種」含義與「別種」近似，但有時也可統指諸多部落，而安祿山所謂「雜種胡人」中的「雜種」也僅僅是別種、別部之義。

石碩、羅宏《高原絲路：吐蕃「重漢繒」之俗與絲綢使用》（《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公元7—9世紀，絲綢大量傳入吐蕃，形成吐蕃「重漢繒」的社會風氣，但隨著在吐蕃的實用空間受限，絲綢逐漸轉向文化象徵意義。

楊富學《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回鶻米副侯墓誌〉考釋》（《民族研究》第2期）藉助墓誌資料探討了回鶻摩尼教與粟特的關係以及唐與回鶻的關係。

趙心愚《八世紀中期南詔與吐蕃的結盟及其關係的發展——以〈南詔德化碑〉相關記載為線索》（《民族研究》第3期）深入探討了八世紀中期南詔與吐蕃雙方關係發展的原因、基本走向及態勢、影響等。

李宗俊、周正《唐張茂宣墓誌考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利用張茂宣墓誌補正了契丹乙失活部歷史與源流以及唐與契丹、回鶻間的關係。

在中外交流方面，王永平《從「天下」到「世界」：漢唐時期的中國與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全球史的視角考察了漢唐時期的中國對世界的探索與認知的過程。

與東亞間的關係是近年研究的主流，葛繼勇《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研究》（商務印書館）系統研究了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的軌跡、在日的活動乃至仕官通婚等實態，揭示他們在唐日文化交流與融合中的貢獻和時代動因。

拜根興《唐都長安與新羅慶州》（《唐史論叢》第21輯）從唐與新羅雙邊關係的締結、雙方人員的頻繁往來、雙方間物質文化交流與遺存等方面探討了唐羅間的友好交往。

總的說來，2015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呈現以下趨勢：政治史研究依舊是重點，禮制、法制、社會史與宗教研究勢頭強勁；另外受時代潮流的刺激，邊疆史、民族史與中外交流等方面受到較多關注，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

無論哪一領域，都能看到一些新的嘗試：如對新課題的探索、對學界成說的再探討、對研究對象的動態考察、問題意識的不斷強化、跨領域的探討和分析以及跨越朝代界限的努力。

但美中不足的是，作為傳統領域的經濟史研究則自近年以來持續遇冷，究其原因，一是新資料過少，所能引發的新課題有限；二是理論思維的不足；三是對現有歷史資料的開掘有待深入。

新資料固然可遇而不可求，而綜合運用歷史學、經濟學、財政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劉玉峰《唐代經濟史研究的簡略回顧和幾點思考》，《隋唐史教研叢稿》，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10頁），對傳統史料加以深入挖掘，或許能夠為今後的經濟史研究提供學術增長點。

此外，墓誌等石刻資料的運用與研究，儼然已成為隋唐史乃至中國中古史研究的一大特點，其價值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如何做到既對陸續發表的新材料保持足夠的敏感，又避免片面追逐新材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與墓誌相比，本年度利用同屬新材料的文書進行研究的文章則十分有限，相信隨著「中國古文書學」研究的不斷發展，這一現象會有所改觀。

（本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