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大明：粟特文古籍解讀重證歷史

今天，雖然粟特語幾乎已成了死語言，粟特人也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這個民族卻給我們留下了一宗寶貴的歷史遺產——粟特文古籍。

粟特文文獻在20世紀初被發現以來，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極大興趣，粟特文文獻為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提供了珍貴資料。

粟特為西域古國之一，疆域大致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北部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東南部以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南部和吉爾吉斯共和國西部一小部分，地處中亞阿姆河中游兩岸及澤拉夫尚河流域。

粟特人是一個以經商著稱的民族，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

他們的經商活動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

他們遷居各地，與其他民族融合，從而成為許多民族的來源之一。

今天，雖然粟特語幾乎已成了死語言，粟特人也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這個民族卻給我們留下了一宗寶貴的歷史遺產——粟特文古籍。

粟特文古籍重見天日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從中國敦煌以西的烽燧中發現6封粟特文信件。

這批信件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粟特文古籍文獻。

這批早期粟特文文獻所用字體與後來通行的三種文體有較大區別，被稱為「老粟特體」，與後來的佛經體近似。

大多數粟特文古籍文獻的時代約在6—11世紀，多為紙質抄本，也有一些木牘和羊皮書。

其中，篇幅最長的是《須達拏太子本生經》，約1500行，屬經部小品經。

此外還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光明經》、《大般涅槃經》、《大悲經》、《禪經》、《善惡因果經》、《金剛般若經》、《長爪梵志所問經》等。

這些佛經大多譯自梵文、漢文和吐火羅文，年代屬8—9世紀。

摩尼教經典則譯自缽羅婆語和安息語，年代約為8—11世紀，主要文獻有 《巨人書》、《福音書》、《國名錄》及印度文學作品《五卷書》翻譯殘本等。

景教經典則從古敘利亞語經典中譯出，年代約為6—11世紀，主要有《新約》殘卷。

1932年，在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國的穆格山發現了大批粟特文古籍文獻，這是在粟特故地首次發現的粟特文獻。

這次發掘共發現94件文書，其中2件為羊皮質地，上書阿拉伯文，另有5件粟特文書背面有漢文。

這便是著名的穆格山文書，據說就是被阿拉伯人俘殺的噴赤干統治者粟特王德瓦什梯奇的檔案，年代屬於8世紀。

其中，有德瓦什梯奇紀年者10件，有Tarhun（可能是唐開元年間以前的粟特王突昏）紀年者2件，其他文書雖無紀年，但可確信多是德瓦什梯奇的檔案，是研究當時粟特與唐朝、大食和突厥關係的重要資料。

此外，在中國吐魯番的高昌古城、勝金口、吐峪溝和交河故城等地還發現摩尼體粟特文文獻殘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宗經》、《摩尼教徒懺悔詞》等，數量達數千片之多。

除了紙質、木牘及羊皮書，還有一些粟特文碑銘，其中最重要的是1890年在今蒙古國杭愛省的哈拉巴勒嘎斯城址（黑虎城）內發現的建於820年的九姓回鶻可汗碑，以及1956年在今蒙古國布古特發現的建於6世紀末的木桿特勤紀功碑（又稱布古特碑）。

布古特碑銘正面及左右兩側均刻粟特文29行，記突厥第一汗國土門、木桿、佗缽和沙缽略可汗事跡，背面是婆羅米文字。

粟特文文獻在20世紀初被發現以來，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極大興趣，粟特文文獻為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提供了珍貴資料。

學界關注粟特文獻解讀

20世紀以來，隨著對穆格山文書等粟特文古籍的成功解讀和亞洲腹地不斷進行的考古發掘，國內外學術界對於粟特文古籍的研究，在幾輩學人的不懈努力下，一直在扎紮實實地開展。

現存的粟特文古籍可分為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非宗教文書等幾大類，其寫作年代集中於8—11世紀，多數是從中亞的穆格山、中國的吐魯番和敦煌發現的。

1904年德國人繆勒根據對摩尼教經卷的研究，認為其是一種缽羅婆語方言。

後來，德國伊蘭學家安德里亞斯發現10世紀阿拉伯語學者貝魯尼的著作中關於粟特語的紀月用名稱與新發現的文獻記載相同，方知這便是消失已久的粟特語。

1907年，俄國人薩立曼公布其對景教經典研究成果，舉出粟特語語法特徵及其與現代雅格諾布語的關係。

1910年，法國人哥底奧確定粟特字母起源於阿拉美字母。

此外，穆格山粟特文文獻、蒙古布古特粟特文銘文以及近年來在中國新發現的粟特人墓葬，均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興趣，國外學者陸續發表相關論文。

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授辛姆斯·威廉士的《論粟特文古信札的再刊》詳細介紹了粟特文古信札刊布的歷史與現狀，為我們理解粟特貿易網絡的歷史及其動態過程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資源。

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教授吉田豐的《關於新出土粟特文·漢文雙語墓誌的粟特文部分》對陝西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槨南壁槨門上方的橫枋上題刻的粟特文墓誌進行了轉寫和漢譯，並對該墓誌中對歷史研究最有價值的地名、稱號及紀年等問題進行了初步考訂。

目前我國研究粟特語文獻的學者，主要有龔方震、黃振華等人，均曾著文介紹粟特文及其古籍文獻。

我國學者還集中研究了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的粟特語古信札和中亞出土的穆格山文書。

關於信札的寫作時間，王冀青傾向於東晉初年，認為所述系永嘉之亂西晉懷帝被俘一事，陳國燦則持313年說，林梅村從考古地層和信件文義分析，提出此信撰於202年說。

1984年，馬小鶴以《公元8世紀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書的研究》為題詮譯了若干粟特語、阿拉伯語文書，闡明了噴赤干領主德瓦什梯奇的經歷和8世紀初年阿拉伯人在中亞的擴張。

林梅村的 《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奴貿易》推測胡女入華始於1世紀末，早在東漢年間西域商胡已深入到長安、洛陽經商，並把胡女賣給東漢權貴和洛陽酒家，此風至唐代更熾。

對於粟特文買婢契，林氏考訂奴婢買主不是漢族而是定居高昌的石姓粟特人，「秦城」即高昌國都，契約屬廢棄的檔案，被當作隨葬品埋入書佐帕圖爾的墓中。

此外，姜伯勤的《敦煌、吐魯番與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了粟特人在吐魯番等地的活動。

榮新江的《古代塔里木盆地周邊的粟特移民》根據20世紀以來各國考察隊在新疆各地發現的粟特語、于闐語、據史德語以及漢語、藏語、佉盧文尼雅俗語等材料，大致勾畫出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邊各綠洲王國如于闐、樓蘭、據史德、龜茲、焉耆的普遍存在，從而加深了對粟特人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粟特文古籍與中國已有的傳統文獻以及敦煌吐魯番文書，在相當長時間裡未能很好結合到一起來討論。

當然，粟特人在中國留下的他們自己的語言資料對於我們認識粟特人在中國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粟特文古信札或者是史君墓的雙語銘文，以及吐魯番新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徒信札，對於我們研究在中國的粟特人都是最直接的材料。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