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玉明：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越來越小

作者：李懷宇

駱玉明，生於1951年，197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班，畢業後留校任教。

博士生導師、辭海編委，研究方向為漢魏六朝文學。

採訪者：李懷宇

受訪者：駱玉明

駱玉明教授出新書《詩里特別有禪》（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6月版），引起一陣熱鬧。

人們或許還記得，前些年他和章培恆合作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曾經名震一時；還有一本《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則是一直受人追捧而市場上找不到的書—據說有些奇怪的原因。

書寫得好或者說受人歡迎是常有之事，但是看駱玉明寫的東西，往往彼此間跳脫得很遠，在現下講究專業分工的大學裡，多少有點特異。

借翻譯小說看世界

駱玉明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講課素來是海闊天空，有時簡直不著邊際，但很受學生歡迎。

作家王安憶2004年調入復旦大學時，專門選了駱玉明的《世說新語》，發現每次都要搶位子，地上都坐滿了人。

他的文章很漂亮，佩服的人讚嘆不已。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北大老資格的名教授許淵沖在他的一本隨筆中，每篇文章前照例引一節名人格言，大抵如莎士比亞、黑格爾之類，有一篇引的竟然是駱玉明。

有人問駱玉明這是怎麼回事，他也是一臉茫然。

網絡上曾經有人從駱玉明的文章氣質推測他應有家學淵源，否則不易到此，其實他出身於貧寒的工人家庭，父親讀過三年私塾，大體上能夠看書，母親基本上不識字。

駱玉明說起他的一生，其實就是兩個字—讀書。

小學三四年級認字夠多時，就開始到處找書看，上課是不聽的，低頭或透過桌縫看書是最大的樂趣；下了課在外到處瞎跑，鑽舊書店、圖書館，顧不上吃飯很平常。

他說：「我到初中一年級，讀過的翻譯小說的數量大概超過一個大學中文系本科生，可能也超過初中的語文老師。

」但除了語文、歷史，各門成績都很差。

「不過能得60分。

如果低於60分的話，就會被父母認為出問題了。

」

讀書有用嗎？這沒有想過。

事後回想，似乎也有點用：1966年「文革」熱潮中，駱玉明和大批中學生一起去北京串聯，接受了偉大領袖的檢閱。

上百萬人組成了狂熱的海洋，人們瘋狂般地呼喊、蹦跳，駱玉明卻不知怎麼沉靜了下來，有幾分不明不白的沮喪，感覺到這個世界無法理解。

他說：「當時不知道為什麼，事後想起來，大概是和讀了很多翻譯小說有關係。

」

試圖走出蒙昧的下鄉6年

初中讀了一年半，「文革」中亂糟糟地又過了二年，然後是「上山下鄉」，駱玉明去了崇明的新海農場種地。

勞累是難免的，而更嚴重的是世界的不可理解。

駱玉明回憶：「研究自傳的人會說，人們對生活的記憶，往往會把某些細節象徵化，成為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點。

我也不明白是不是這種心理現象，但確實有一個記憶對我來說非常深刻。

」他有一段時期因為害怕說夢話會泄露什麼，曾經找機會獨自住到一個孤零零的草棚里。

有一天下大雨，站在門口四下望去，雨像簾幕一樣把周圍的一切都隔絕開來，所有的東西都看不見了。

他忽然產生一種感覺：「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不知道我在哪裡；我被一種不知道的力量放逐在這個地方，不知道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也不知道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

我完全生活在一團迷霧之中。

」

駱玉明深深體會到現實的荒誕，逐漸明白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可能走出這一荒誕的籠罩。

多年後他讀到顧準的作品，為其思想的穿透力所震撼。

「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了不起。

有人認為放在世界學術的平台上，顧準的水平也很有限，因為他所思考的問題很多西方人都想過了。

但不能這樣來看。

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在那種封閉狀態和蒙昧力量的鉗制下，他以嚴密的邏輯思維和強烈的激情穿透歷史，其思想的深刻性是極其可貴的。

」

「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當然不能和顧准去比，但是，我們許多人在那個年代裡拚命找書讀，暗下思考各種各樣的問題，這種試圖走出歷史蒙昧的意圖，至少和顧準是相通的。

」駱玉明這樣說。

他在鄉下待了6年多，有機會就找書讀。

公開可以讀的有魯迅和馬克思他們。

這些讀物，無論讀得懂還是讀不懂的，對激發思考、培育邏輯思維的力量，都有很大的作用。

讀其他的書，都只能是「地下」狀態。

完全沒有選擇的條件，沒有任何規則，抓到什麼是什麼。

但這也帶來一定的好處，駱玉明說自己有個長處，「能夠把完全看起來不相關的東西聯繫起來」。

因為對事物的認識無法依賴他人，漸漸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

中國教育史上的「怪胎研究生」

到了「文革」後期，一度政策鬆動，個別高校試招有限的研究生。

駱玉明初中沒讀完，1975年連推薦帶「考」成了工農兵研究生—說「考」，是要求在限定的時間裡交出兩篇文章。

駱玉明交了一篇帶有雜文氣息的大批判，另一篇則是帶有文言文氣息的遊記《黿頭渚記》—算不算文言文現在也不知道了。

也許當時年輕人中鮮有能寫近似文言文的，駱玉明得以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

研究班生源混雜，但沒讀過高中的只有駱玉明一人，他說 「那是混亂中的僥倖」。

當時高校試招研究生，主要為了緩解科技方面的危機，文科只是捎帶的。

駱玉明剛進復旦大學不久，「批鄧」就來了，政治形勢變得混亂，所謂「研究生」更沒有人管。

在駱玉明看來，這種研究生是「沒有任何計劃，沒有任何目的，實際上那兩年也沒有任何人管」。

幸虧當時負責古典文學教研室的王運熙是一位嚴謹而忠厚的學者，每隔一段時間還儘量找幾位研究生談談，適當予以指點。

這種談話和指點不是嚴格的課程，常是隨機而發，因材施教，點到為止，但對駱玉明走上學術道路，仍是重要的開端……駱玉明將二十四史一本一本地翻過，仔細看過的並不多。

不過這也算是很有系統的閱讀了。

1977年春，駱玉明畢業後留校任教，他的這種沒有學位的「研究生」學歷，既不被承認也不被否認，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怪物。

好在復旦的風氣還算開明，只要事情做得下來，學歷之類也不太當真。

事實上，駱玉明留校後作為「青年教師」的若干年中，一直頗受器重，有些老師甚至對他誇讚過當。

最初，朱東潤還沒有恢復系主任職務，教研室就請他「老帶新」，做駱玉明的指導教師。

朱先生在《詩經》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指導駱玉明，開始就是讀《詩經》，這是一門嚴格的課程。

幾年前，駱玉明應出版社之邀為朱先生的名作《詩三百篇探故》寫前言，對老師的學術成就作了系統的評價，同時回憶了隨朱先生讀書的往事。

他笑著說：「要是老夫子看到我給他寫序，不知道會怎麼說。

」另外，駱玉明還為朱東潤寫過一篇傳記性的文章，題目用了杜甫的兩句詩—《百年萬從事，詞氣浩縱橫》。

不久，朱東潤重新擔任系主任職務，駱玉明轉由章培恆指導，同時也擔任章先生的助教。

1979年，駱玉明開始登上講台教書，很多學生都比他歲數大。

「當時工農兵學員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轉出去重新讀研究生再回過來當教師，一種是離開教學到機關去做幹部。

我大概是極少數的既沒有去讀研究生、也沒有離開教學工作的人，因為『文革』過後師資緊張，而我當時教書反響很好。

」駱玉明似乎總是走著跟別人不一樣的路。

雖然跟隨過幾位著名學者，受到他們的指引，但駱玉明的散漫無拘並不像其中任何一位。

他說，「我也跟復旦的多數老師不同，他們通常把專業放在前面，我則無所謂專業。

我只是一個字面意上的『讀書人』，也就是讀書本身對我已經足夠」。

駱玉明與章培恆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96年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史研究上的突破。

2011年，由駱玉明單獨撰寫《簡明中國文學史》被譯為英文，由歐洲著名學術出版機構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沒一個是看完就忘的」

《中國文學史》的「個性解放」

時代周報：你為什麼跟章培恆先生合作主編《中國文學史》？

駱玉明：有好幾個原因。

一個是私交的關係吧，我有一段時間跟章培恆先生關係非常好。

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我們對很多問題思考的方法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很喜歡魯迅，我也喜歡魯迅；章先生比較喜歡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我也曾經比較費勁地讀過一些馬恩的東西。

馬恩的邏輯是鑽破「文革」時代沒有邏輯的迷霧的一種力量。

章先生對文學史的問題思考很久，他也發現我們這些年輕人對以前的文學史很不滿意，因此希望我和他一起來做。

時代周報：章培恆先生談《中國文學史》時，表示這書是從人性發展的角度來談中國文學的發展，這是對中國原來的文學史模式的一種突破，不再像原來從階級鬥爭、從文學的政治性這些東西來談，所以這是一種新的視角。

增訂本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談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談怎樣逐漸向人性解放目標接近。

駱玉明：我和章先生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過我們可以找到近似的表述方式。

章先生的理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從現實來看歷史；讚揚個性解放和個體精神，對中國來說首先是最大的現實要求，它也是跟社會的蒙昧力量的最大衝突。

而這一理論，他認為基點在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我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修養方面不能夠跟章先生比。

我覺得文學史首先需要設定一種歷史模式，這裡面一個基本的理論核心，就是把人類的歷史看成是人的自我實現的歷史，這個自我實現是通過個人的自由來達成的。

試圖用這種歷史本質來描述人類的精神文化史，也就構成一個文學演化的線索。

時代周報：你覺得中國文學裡面的個性解放，從古到今會慢慢放開嗎？

駱玉明：如果說不把它當作一個絕對的標誌，那麼大體上可以看到：人在生活當中是不斷地擴大自己的情感世界，擴大自己的意志，滿足自己的慾望。

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與這種要求相關的社會條件也會不斷增長。

最初被表達出來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要求，比如講魏晉文化，是一種純粹貴族的東西，到唐以後，個人的精神意志和情感慾望的滿足，這種要求會延展到社會的中下層。

當然要把這作為一個最基本的核心線索來看，會面臨一些複雜的問題，需要處理很多東西。

文學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時代周報：為什麼當代文學的讀者會出現越來越少的趨勢？

駱玉明：恐怕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也越來越小。

藝術是人們自我表現的途徑，是生命創造力的表達。

那麼，從古代社會來說，音樂、繪畫、雕塑之類，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技藝，傳播範圍又很受限制，所以不是最好的表達方式。

而文學創造，特別像詩詞之類，使用的材料很簡單，傳播起來卻很方便。

所以人要把他的創造性體現出來，會比較多地體現在語言中。

語言本身，也就在藝術化的運用中變得越來越精緻。

在現代社會中，生活的內容本來就豐富，人的創造力的表達途徑也很多，做生意成功也是創造力的表達。

即使在藝術範圍內，比語言更方便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也很多，像影視，像流行歌曲。

語言的創造變得既不方便也不重要，同時，語言所內含的智慧和活力也隨之降低。

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漸漸變得只能理解直接、粗野、誇大的語言表達。

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後，意識形態的籠罩也導致整個社會的活躍性下降。

文學之所以能夠獲得成長，首先是需要人的創造力和才華。

政治壓力導致社會本身的創造力和生命活力總量降低，大量人是沒有創造性的，創造力在教育的過程中被消滅掉了，這必然會導致文學萎頓。

1980年代以後，社會變得活躍起來，文學的活力也得到恢復。

但是，意識形態沒有放棄干涉的意志，同時，隨著多數人的生活越來越急促、粗糙和庸俗化，文學的生存空間還是越來越小。

時代周報：你對當代小說研究多嗎？

駱玉明：談不上研究，但是還看過一些，像王安憶、莫言、葉兆言、賈平凹等。

我覺得他們還是在努力的。

至於現在的作品最終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或者評價，那可能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我看王安憶的作品，覺得她就很努力，她總是忠誠於自己對文學的信仰。

有些學者對金庸的小說評價過度

時代周報：你對武俠小說很感興趣？

駱玉明：對，看了很多。

金庸的看得最多。

古龍的也看過不少，金庸的有一段時間看到沒法再看，因為看的遍數太多了，一打開來看到這句話就知道下面是哪一句話，就沒法再看。

時代周報：為什麼喜歡武俠小說？

駱玉明：純粹消遣，武俠小說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看武俠小說是你覺得煩躁的時候忘記生活的一個方法。

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末以後一段時間，就是不想說話、不想寫文章，什麼也不想做，那麼忘掉現實的方法就是讀武俠小說。

時代周報：從文學史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文學史上有地位嗎？

駱玉明：有一定的地位，但不會很高。

因為好的文學作品是對人提出問題的，就是說它是一個發現生活和給人以壓力感的東西。

消遣性、娛樂性的東西，不會給人帶來很多壓力，純粹作為文學的創造性的表達，武俠小說也不會很高。

有些學者對金庸的小說評價過度，讓人覺得智力好像受了情緒的影響。

而且武俠小說從寫作過程來說就是一個娛樂性的東西，像金庸這樣的作者，也不是對人生、對社會有很大的承擔慾望的人。

我很喜歡金庸的小說，但是喜歡讀和從一個理性的立場上去評價它在文學史的地位，還是兩回事情。

喜歡讀，是因為它好玩，很活潑；特別是在經歷過長期的沉悶之後，武俠小說進入內地社會，是一個大驚喜。

時代周報：後來金庸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小說，你怎麼看？

駱玉明：他改過的東西，我沒對照過。

鄧小平說他喜歡看金庸小說，看的時候是很好的休息，看完了就什麼都忘了。

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沒有一個看完了就忘掉了，它會追著你，它會讓你整天不得安寧。

因為它是在發掘生活，在質疑生活，在揭示人的不安，那麼，它會充滿這種不安的情緒，不會讓你看完了就忘記的。

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史不可忽視日本

時代周報：你一度到日本去講學？

駱玉明：對。

在1996年至1997年，我在日本九州大學教過一年，不過是用中文教的。

但是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學了半年的日語就開始翻譯，效果還不錯，於是我就認為已經懂日文了，從此就沒有學好口語。

時代周報：你翻譯過吉川幸次郎的書，對他研究得比較深？

駱玉明：也談不上研究，我比較喜歡他的東西。

當時在日本學界，有幾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其中一種類型的人物是有傳統的漢學修養，能夠以接近中國人的方式理解中國的學問，這是一種比較老派的人。

當然同時他們也有一些西洋的知識或者思維方式。

吉川幸次郎在日本學者當中是一個思路比較開闊而中國學問基礎比較紮實的人，他也是一個對中國比較有感情的人。

時代周報：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學問，他們的視角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會產生啟發？

駱玉明：從中日學術關係史來說，當中國學術轉向現代方向時，起初幾乎是每一個部分都受日本的影響。

中國的現代學術實際上是在一個西方學術的理論框架當中形成的，而在亞洲首先接觸和理解這個西方框架的是日本人，首先也是他們運用西方框架來解釋東方歷史，中國人就通過日本這個中介去掌握西方學術或者說現代學術。

如果要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史，特別是研究它的起源部分，日本的影響不可忽視。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也有些學者有很強大的創造性，像王國維。

時代周報：你讀了這麼多中國歷史，假如讓你選擇，你會選擇生活在哪個時代？

駱玉明：這個問題帶有遊戲性。

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時代相對來說文明程度比較高，社會比較安定，那麼是宋代。

宋代的社會管理是文明程度比較高，社會比較活躍，比較有秩序，野蠻性比較少。

但是在軍事上比較弱一些。

時代周報：史景遷說他願意生活在明代的江南。

駱玉明：明代的江南是活躍性很高的社會，但是混亂的東西也比較多。

他這麼說是沒有把自己當成普通人。

時代周報：對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你是悲觀還是樂觀？

駱玉明：倘若從老莊的眼光來看，歷史是處在永遠的變化當中的，所以沒有什麼可以特別悲觀或者特別樂觀。

如果比較具體地來看的話，可能悲觀的東西要多一點。

因為它處在一個膠著點上，沒辦法找到一條很安全的路，不能不改變，但是找不到一條安全的道路去改變。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後面的風險會比較大，十年二十年後的風險會比較大。

因為整個中國政治歷史的模式有一個現代化的過程，但是這個現代化過程總是完成不了，跟整個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結構有關係，導致誰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但是誰都不知道辦法在哪裡。

（實習編輯：李萬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