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錄丨李昕：我做編輯的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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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暫停了兩個月後，備受期待的「做書者說」攜手一位資深出版人重新啟程。
先後供職於人民文學、香港三聯、北京三聯，從一名校對科起步的小編輯一路做到三聯書店的總編，李昕先生這位編輯行業的「活字典」、三十年書業的「活歷史」為近百名聽眾講述了經手兩三千本圖書背後的得與失，感悟與心得。
李昕先生33年的編輯經驗，其實都可以大道至簡地凝練為一些關鍵字，比如做書需有三品，選題策劃要以作者為中心，一本書的「書感」必不可少。
即使出版業從油墨刀尺進入了比特時代，即使行政指令的枷鎖已讓位於市場潮流的指揮棒，即使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盛世已成輝煌難現的追憶，只要做書這一業延續不滅，有些傳統就需要薪火遙遞下去。
【活動實錄】
蔡長虹：大家好。
我是這本書的責編，今天勉為其難擔任這場活動的主持人，首先請允許我再詳細為大家介紹一下李昕老師。
李總共供職四個出版單位，他的編輯生涯是從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的，曾經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助理兼編輯室主任，之後他到了香港三聯書店，曾經任副總編、總編，八年之後又回到了北京三聯書店，曾經任副總編、總編，2014年退休，被商務印書館聘為顧問和策劃人。
李總的編輯生涯有33年時間，這期間他經手編輯了兩三千本書，這是非常可觀的量。
應該說，李總是一位真正的對做書有感覺、有感悟、有理想、有理念、有情懷、有擔當的出版人，不僅如此，凡是跟李總合作過的作者，最後基本上都成了李總的朋友。
大家翻開這本書就可以看到，他跟楊絳、楊振寧、傅高義、王蒙、李敖等文化人、知識分子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之間有著非常多有意思的故事。
在做書的活動文案當中曾經有一句說得非常好：李昕先生是編輯行業的一本「活字典」，30年書業的一部「活歷史」。
我覺得講得到位，一會兒我們就讓這位「活字典」、「活歷史」講講他的編輯生涯。
今天到場的還有兩位神秘嘉賓，一會兒在李總的主題講座之後，我們將請上兩位神秘嘉賓上場跟大家進行交流。
時間關係，下面我們就把時間全部交給李總，請他來為我們講《我做編輯的33年》，掌聲歡迎。
李昕：大家好。
很高興能有這麼一個機會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對編輯工作的一些感悟和體會。
其實我這個人在出版界算不得什麼名人，也沒什麼太大成就，所以看到今天讓我講這個題目：我做編輯的33年，我第一是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第二也覺得有些誠惶誠恐。
其實這個活動是為了配合我出版的一本新書《做書：感悟和理念》。
其實這本書並不是我的回憶錄，而是關於怎麼做編輯的一本演講集，分五講來談編輯的素質、修養和能力。
因為我並不太懂編輯學的理論，所以這本書是以案例分析為主，屬於實戰性的一種解說，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牽扯到我個人的一些編輯經歷。
所以我今天講的內容可能會和這本書有部分重合，如果在座各位願意細讀這本書，也許可以了解更多背後的故事。
我今天想分兩個部分來講，第一個部分我想講「編輯是我的人生選擇」。
編輯是我的人生選擇
我今年63歲，我是屬於下過鄉的那一代，六八屆初中畢業生，1969年下鄉，到1978年我考入武漢大學，我在東北待了差不多10年時間，1982年我在武漢大學畢業的時候30歲，當時就面臨著一個職業選擇。
畢業分配的時候我在同班同學裡條件是比較好的，我當時已經入了黨，是班長，當時有人給我們年級60個同學的學習成績做了一個排行榜，我在榜上排第二，在我們班裡第一。
而且有一個特別有利的條件，我是這60個同學裡面唯一一個北京人，而當年有16個北京名額，我分回北京是不成問題的，甚至在這16個名額里，我選擇工作也應該是可以受到優先照顧。
當時武漢大學和我談讓我留校，說讓我教外國文學，一年以後可以送我到美國去留學，全都有承諾，但當時我因為已經30歲了，在北京有個女朋友，而且我父母都近70歲，他們也希望我照顧，所以我決定回北京，婉拒了留校。
北京的單位16個名額裡面有公務員、新聞、出版、科研、大學全都有，怎樣選擇，我評估了一下我自己的條件，一個人的才能要以才、學、識來衡量，我覺得我做學問可能有欠缺，不具備比較厚實的學識基礎。
如果是當作家、當記者的話，寫作能力如何？我的班上有好幾個作家，小說家方方是我同班同學，還有王家新，也算是當代著名的詩人，跟他們相比，我的才華根本就不夠，所以我覺得，我應該選擇做編輯，因為做編輯需要一種對作品的判斷力，我覺得在這方面我不輸給他們。
所以我強調我個人在才、學、識這三個方面有一點長處，在「識」的方面，是適合做編輯的，所以我選擇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學校同意了我的請求，就把我分配來了。
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有個規矩，做編輯以前要先做校對，一般來說要做一年。
老實說，這段時間的校對工作，我是終身受益，因為編輯和校對其實是兩種訓練，編輯關注的是書的內容，而校對關注的是書的文字和它的格式，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處理書稿的時候同時把所有的方方面面都關注到，所以我們編書稿的時候最後在發稿之前都要做一些專項檢查，就是因為你在發稿的時候很難同時關注到各個方面。
我當了編輯以後，確實非常順利，一年以後，理論組的組長調出去了，我就接了理論組組長。
三年以後，編輯部領導班子調整，我就做了編輯部副主任，六年以後，又一次調整編輯部，我就做了編輯室主任。
那一年我36歲，當時的新聞出版署直屬出版社，十幾間出版社範圍內，我當時可能是最年輕的正處級幹部，做編輯做得很順手，這就給了我信心，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無怨無悔地走上了這條編輯的道路。
為了做編輯，無論是從當官的角度，還是從發財的角度，我都失去了一些機會，放棄了一些選擇，但是我並不後悔。
因為我覺得這反而使我作為一個編輯，我的人生算是比較成功的。
我一輩子經手策劃、責編、複審、終審圖書加在一起，恐怕有兩三千本，當然不可能都是我策劃的，我策劃的圖書大概有一千多種，其他是我用各種不同形式參與。
這些書不但沒有壞書，而且被人稱為好書的非常多，比例非常高，所有這些都是有助於傳播文化、啟迪思想、促進社會進步，所以到退休的時候我感到很滿足，我沒有什麼遺憾。
因為我做了我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我想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到了。
第二個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編輯經歷。
出版是社會公器
我的編輯經歷共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82到1996，這是14年，然後是香港三聯，從1996到2004，這是8年，最後是北京三聯，從2005到2014。
我最初是一個文藝理論方面的專業編輯，因為我進人民文學出版社進的是理論組，我編的第一套書是《胡風評論集》的三卷本，第二部書是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學中文系的人都讀過這套書，這是中國高校教材，發行量非常大。
當然，無論是《胡風評論集》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都不是我組稿策劃，而是我到編輯室以後老編輯交給我，安排我做責編的。
我開始做選題，接觸了一些名家和學者，記得我最初編的幾本書，包括有王蒙、劉賓雁和劉再復的第一本文學評論集。
王蒙、劉賓雁和劉再復都是成名的文學家，但在此之前他們都沒出過文學評論集，他們出的第一本文學評論集都是我策劃，選題也是我組稿。
我在理論組時期策劃的比較重要的選題是一套叫做《百家文論新著》的叢書。
當時思想解放，文藝理論界思想特別活躍，大家都在嘗試新觀念、新方法、新學科，各種各樣的探索很多，但理論上的爭鳴也空前激烈，對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一間出版機構來說怎麼選擇非常重要。
因為當時我們整個國家的出版社並不多，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文學類的最高級出版社，能在這間出版社出一本書實際上就是給這個作家、學者定了位。
所以當時普遍是這麼一種情況：某省一個作家在人民文學出了一本書，回去就在他那個省當了作家協會副主席，這都是屢試不爽的事情。
所以對於我們這些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來說，出誰的，不出誰的，如何選擇，怎麼才能一碗水端平，這個事情顯得特別重要。
我們當時就已經意識到：出版是社會公器，對於人文社這種代表國家的出版社就更是如此。
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們要創新，創新的前提是，既要開放，又要包容，所以我們編了一套（主要是由我策劃的）《百家文論新著》叢書，既強調是新著，又強調要百家。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個學術派別，只要你有新探索，都可以收錄到我這個叢書里來，這套書後來一共出了18本，包括那些彼此尖銳對立、激烈爭論的學者的著作。
另外在這個階段值得一提的是一套書，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本，大家都知道楊義現在是著作等身，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和少數民族文學所兩個所的所長，現在退下來以後到澳門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可是他在人文社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時候只是個三十幾歲剛畢業的研究生，而他的成名作就是這部著作。
楊義花了大概五年時間寫出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拿到我們這兒來的時候我們一看大家全愣了，太厚了，這麼厚一大摞，五十萬字，而且只是一套書的第一卷。
也就是說，把這三卷寫完要寫150萬字。
這麼一個年輕人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一個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學史著作，要知道那個時候文學史著作都是大學老教授領著青年教師和學生一起寫，以一個人的力量搞這麼樣一本大書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但看了稿子以後我極口稱讚，認為水平很高，接著又有兩個老編輯看了也同意我的意見。
我們就把這個難題交給社領導了，說我們要出這個書，出了這一本就等於承諾三卷本都要出。
當時出版社已經是需要考慮經濟效益了，這書賠錢是必定無疑的。
當時我們出版社的副總編叫李曙光，他找我去談了一下，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是理論組的組長了，他找我談，說要出可以，但有個條件，你把它變成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這是多大的難題啊，我想他將了我一軍，當然他也是好意，逼我一下，讓我想辦法把事情做成。
一個三十幾歲的學者，年輕人，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寫出這麼一套書，上來就要做高等學校文科教材，談何容易？但當時我們都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我就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義蓋上公章寫一封推薦信給國家教委，拿著推薦信給國家教委，國家教委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員，態度非常好，告訴我光是出版社推薦信不行啊，得有專家推薦。
我說什麼樣的專家？他說越權威的專家越好，回來我就跟楊義商量，找到了唐弢、王士菁、嚴家炎、樊軍等四位專家。
拿著推薦信我就到國家教委了，其實沒敢抱什麼希望，我們沒請過一頓飯，沒送過一分錢的禮，甚至連一聲謝謝也沒有說過。
等了大概半年的時間，忽然國家教委就來了一份公函，裡面蓋了大章子，批准這套書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要知道，這是150萬字的書，我們只給他看了50萬字第一卷的稿，他把150萬字全批給我們了。
這樣楊義一下就解決了後顧之憂，從這以後，楊義的學術道路就是一片坦途，以後他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難了，因為有這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打底子。
後來這個書還奪得了第一屆國家圖書獎的提名獎。
到現在他已經出版了52本學術著作，成了著作等身的學術大家，但是楊義後來跟我說，如果當初這個第一卷50萬字不能出版的話，他可能就改行了。
確實，他花了5年時間嘔心瀝血寫出的書，如果當時沒人出版，他是沒辦法繼續做學問的。
到了80年代後期，出版社開始實行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經營壓力也就增加了，這時候出版社搞了優化組合，成立一個編輯室叫「綜合編輯室」。
當時可能社領導覺得我算是有點經營頭腦，就把我拉出來，我原來是一個編輯室的副主任，現在讓我做編輯室主任，這是1989年1月。
為什麼叫「綜合編輯室」，實際上是要創收的，要創造經濟效益，對其他編輯室，出版社都沒有經濟上的指標和壓力，但對於綜合編輯室是有的，我要承擔這個責任，所以我必須策劃一些暢銷書。
我首先想到的兩個暢銷書作家，一個是李敖，一個是王鼎鈞，後來過了兩三年，我又聯絡過金庸和梁鳳儀，在合作上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我一個個說一說。
1989年3月我把李敖的《獨白下的傳統》和《傳統下的獨白》兩本書合成一冊出版，這是他兩本代表作，發行大概20萬冊，大陸讀者認識李敖大概是從這本書開始。
後來我又繼續出過《李敖自傳回憶錄》、《北京法源寺》、《李敖情書集》之類好多本。
出李敖的書是需要掌握一些政策尺度的，裡面有一些政策敏感問題需要處理，我的辦法是用編選來迴避刪減，他那些太敏感的東西我不選，這樣迴避了一部分問題，已經編進去的不得已的我是一字不改，必要的時候刪幾個字，避免大段刪節。
後來李敖的書在中國大陸好多出版社陸陸續續地也都有出版，版權是流動的。
人民文學不再出了以後，版權到其他出版社，其他出版社出了書，李敖老是拿人民文學社的版本去對照，有時候他會打電話給我（因為李敖跟我保持了大概二十多年的關係）：你人民文學保留的字句為什麼別的出版社會刪？我有時候也在幫我們的編輯做解釋，告訴他現在有送審制度了，有專家審稿，要嚴格一些。
但有時候李敖提的問題也讓我無言以對。
比如他有一本書，叫做《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這是他教女兒學英語的一本書，原來我在人民文學社出版基本一個字不刪，沒什麼政治問題，結果國內有一家出版社在2011年重新出了這本書。
李敖打電話來問我，就說：這個編輯怎麼回事呢？他刪了我16個字。
我說哪16個字？李敖說他反對這個女兒學三民主義，所以他讓女兒上美國去讀書，這16個字是說，李敖讓女兒「不念三民主義，不受國民黨教育的污染」，編輯居然把這16個字給刪了。
這就讓我沒法兒解釋，我們有的出版社編輯究竟是怎麼掌握的標準？這樣的內容為什麼要刪？
2013年12月份，我帶著三聯的兩個編輯到台北去參加書展，順道到李敖家裡去坐坐，李敖把我們帶到了他書房的一角，指給我看——「你看」，那些書，一字擺開，大概有十二三本，全是我給他編的書，他擺在那裡讓我們欣賞，當時把我帶去的兩個編輯嚇一跳，他們沒有想到我過去曾經給李敖編過這麼多書。
再說王鼎鈞，1989年我就想出王鼎鈞的《人生三書》和《作文兩書》，當時還不是現在出的《人生四書》和《作文三書》，他那時候也還沒有寫回憶錄四部曲。
我想出他的五本書跟他有過兩三次通信，商量之中，王鼎鈞突然出了車禍，把腿摔斷了，所以他回傳真只回了一句話「弟病矣，諸事從緩」，這事情就放下了。
當時我手裡處理的事情很多，他一病，也沒繼續跟進，所以這一緩就緩了14年，一直到2013年我在三聯書店才重新出版了王鼎鈞作品系列，實現了我要推出王鼎鈞作品系列的心愿。
再說金庸。
金庸是馮其庸先生介紹給我們的，他有一次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開會，跟我們談到，人民文學一定要出金庸，我當時覺得我個人的分量不夠，直接寫信給金庸，我怕金庸不買帳，所以我跟陳早春社長說我要用他的名義寫。
我代筆寫了一封給金庸的信，表示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金庸先生作品集，陳社長看了信簽了字，扣上他的印章寄給金庸。
大概一兩個月後金庸通過他的代理人告訴我們，他一直在等待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他的書，但是我們太遲了，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已經跟他洽談好了出版意向，不好再改了，所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金庸失之交臂。
梁鳳儀是香港財經小說作家，她是中共香港工委和國務院港澳辦推薦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當然，這兩個機構向我們推薦梁鳳儀，他們是從政治角度考慮，希望我們支持香港的愛國作家，但梁鳳儀的財經小說確實是有暢銷的潛質。
所以後來由我經手出了20來種，至少有10種發行量超過10萬冊。
不久以前，梁鳳儀在封筆十幾年之後又重新恢複寫作，她想寫一部史詩性的作品，寫出香港的百年史，叫做《我們的故事》，其中第一部又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在半年以前出版，開了一個新書發布會。
受梁鳳儀的要求，我也過去講了幾句話，梁鳳儀公開在新書發布會上講，李昕先生是我的恩師。
想來她指的是她的作品在中國大陸打開局面是我幫助她的。
當然，她這麼說我是不敢當。
我想說的是，正好相反。
我從梁鳳儀那兒倒是學了不少東西，因為梁鳳儀是一個香港商界長袖善舞的女強人，她在經營上非常有辦法，而且自己也在搞出版業，所以通過推廣梁鳳儀的財經小說，我在出版營銷策劃方面增長了不少經驗。
在香港的深井裡游泳
1996年12月我到香港三聯工作，這是我的第二階段，開始的時候是副總編，兩年以後做了執行總編，實際上就是全面負責香港三聯的編輯出版工作。
香港我一共待了八年，這對我是個學習、鍛鍊和提高的過程。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出版人是在香港成熟起來的。
我去的第一年是1997年，經濟形勢非常好，一切順利。
但是到了第二年以後，金融風暴來了，經濟壓力非常大，出版社很多間都關門了，裁員是普遍現象，香港的中資企業其實是徹底的市場化，雖然你是國營企業，但你必須自負盈虧。
虧損的話沒有人救你，你要想自救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裁員。
在1998年的時候，很多出版社關門了，有的裁員都裁光了，有的把編輯部十幾個人壓縮到兩三個人，成了留守處。
我記得那一年香港三聯也從270人、250人，裁掉了三四十人，但編輯部一個都沒有裁。
我們這支編輯力量保存下來了，因為要知道，編輯的人才是最難找的，一旦編輯這支隊伍散了，你再想保持出版的傳統就困難了。
我覺得正是因為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鍛鍊，我的經營意識被培養起來。
一本書出版了，該怎麼做，在北京那時候我們也知道要積極地促銷，但是在香港就完全變成了要每天看數據。
香港的三聯書店是同時既做出版又開門市的，它在整個香港有17間書店，而這17間書店的電腦都和我辦公桌上的電腦聯網，一本新書出來，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肯定是要查這本書在這17間書店銷售的情況，賣得好不好，而且接連觀察幾天就可以預測這本書的盈虧。
因為香港的17間書店是占有一定份額的，比如在整個香港圖書市場上這17間書店占了20%的份額，所以做一個簡單數學運算就可以預測出來這本書最終能銷多少。
這種很先進的管理當時在國內是沒有的，所以我到香港馬上就利用這套管理設備建立起了一種數字的概念。
其實我在北京的時候不太會算出版這本帳，到香港這方面得到了鍛鍊，每周都要看報表，每次會議都是要用數據來說話，來寫報告。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在北京也常常寫報告，但是我們寫報告都是用WORD，在香港每個禮拜都要寫報告，而這報告都是用Excel表做的，你從這裡就可以知道，我們每次開會研究的都是什麼問題，全是數字問題。
至於怎麼營銷，怎麼推廣，在策划上絞盡腦汁，把市場做深做透，這方面大陸比起香港遠遠不及。
所以我曾經有個感慨，我說到香港做出版是在深井裡游泳，天地非常小，但存活很不容易，水又深又冷，非得是身懷絕技才能在那裡成活。
三聯原來有一套《中華文明史話》，基本是純文字，只有少數幾張黑白插圖。
但新世紀到來，我們已經進入讀圖時代了，沒有插圖的書不好賣，我們要給書做插圖，這本書的文字很很適合做彩色圖文書。
但彩圖從哪兒來呢？在香港這個地方，插圖的版權是極其嚴格的，你要是不小心用了沒有版權的插圖可能被罰得傾家蕩產。
據我所知，有的出版社因為使用了一張沒有版權的插圖，賠償十多萬港幣，在台灣有賠上百萬台幣的。
所以不敢隨便使用插圖。
但是香港三聯沒有圖片庫，自己沒有圖片積累。
怎麼辦？當時我想，我作為總編輯是有責任為香港三聯建立一個圖片庫的，怎麼建呢？當然得買一些，我從國內一些地方買了一些圖片回來，特別大的一筆是鳳凰衛視他們當時做了一套《中華文明大圖典》，裡面大概有五千多張照片，我把他們的底片全部找來精選兩千多張掃描，然後以50塊錢一張的價錢買下來，為三聯的圖片庫建立了第一批圖片。
剩下的我自己去拍，我利用回北京出差和探親的機會，兩年的時間裡面，六大古都所有博物館我都跑遍了，我自己拍了超過五千張圖片，都是拿數位相機拍的。
當時的數位相機並不很高級，只有四百萬像素，但是拍下的圖片，做圖文書已經足夠了。
這五千張圖片我全部交給香港三聯作為它的圖片庫。
因為每一張下面要寫圖片說明，這是占很大量時間的，我那時候很多心思都用在這些圖片上。
然後我把原來的《中華文明史話》加上彩圖，編了這套《彩圖版中華文明史》（6卷本），裡面用了兩千多張照片，其中至少有一千張是我拍的圖片。
我沒有向香港三聯要過一分錢稿費，因為我是三聯的員工嘛，我有責任為它做。
現在看來，說這些事情是想告訴大家，在香港做出版，有時候比在大陸更辛苦，也比在大陸更需要自力更生。
三聯傳統的變與不變
2005年3月我到北京三聯書店上任，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這裡當時剛剛經歷一場動盪：有一個人在那兒擔任了兩年的總經理，因為出版了一些偏離三聯傳統的書，出版了一些得不到三聯人認同，也得不到文化界認同的書，結果被撤職了。
我來的時候三聯沒有總經理，只有黨委書記代行總經理職權。
我到三聯的時候，他們很熱情，給我開了一個會，讓我在會上做個表態。
我表態表的是什麼呢？現在別的話都記不得了，我講的最重要的一個意思是說「我要和三聯對表」，因為什麼呢？雖然我是從香港三聯回來，香港三聯和北京三聯雖然是同根同源，但兩家的出版定位還是有所不同的，所以這個「表」是需要對一對的。
但所謂「對表」，其實也有不同的含義，因為現在的三聯和過去的三聯也不同了，進入了中國出版集團，走上了產業化、市場化道路以後，三聯需要發展、規模需要增強實力，也需要做強做大，在今天我要和三聯「對表」，不能和過去事業單位的三聯去對，要和新時代的三聯來「對表」。
事實上呢，我們只要研究一下三聯的歷史就可以看出，三聯在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出版特點。
沈昌文先生做總經理的時候，他的做法、他出的書和范用先生不完全一樣。
董秀玉先生做總經理的時候，她的做法、她出的書和沈昌文也不完全一樣。
但有個共同的特點，其實大家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做加法。
我和樊希安都是2005年來到三聯的，在這個時候不可能完全像董秀玉、沈昌文那樣在保持原有出版模式的狀態下一點改變都不做，三聯是必須要與時俱進的。
2005年我剛來的時候，在一次領導班子會上我說了這麼一句話，我說我們三聯做小眾市場已經做到極致，現在我們要考慮往大眾市場發展。
結果我說了這句話引起很大的爭論，有人善意地勸告我說，你在三聯不要提「大眾」兩個字，這樣會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就像上一個被撤職的總經理一樣。
所以後來我們說話都非常小心，探索三聯做強做大的道路，需要探索，但我們非常謹慎。
2005到2008年這段時間裡，我們除了增加品種以外，沒有在體制機制上動過什麼手術，沒有過分求變。
當然，在出書這方面也還是有很多可說的事情，也有一些很有影響的書，《上學記》什麼的，有很多很有影響的，我在這兒不一一列舉，我只是想提一提我們和劉再復、錢理群這兩個作者的合作。
劉再復先生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文藝理論家，1989年移民美國，他移民以後，一直到2006年，17年在中國大陸沒有人出版他的書。
其實如果說政治上敏感的話，他和李澤厚先生情況差不多，可是李澤厚的書暢行無阻，一直在出，但他的書就出不來。
因為劉再復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香港劉再復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就說因為李澤厚主要是搞美學研究，他還搞了很多中國古典哲學的研究，這些東西的意識形態性不強，我就建議劉再復遠離一點當代意識形態，也搞一點古典文學研究。
正好當時他在香港城市大學講《紅樓夢》，我就建議他把有關《紅樓夢》的研究寫成書，後來劉再復聽從我的建議就寫了《紅樓夢悟》，然後我就拿到北京三聯來出版，也沒有送審，沒有請示就出版了。
此後又陸續出了他的《紅樓四書》，其他的出版社一看，啊？劉再復的書是可以出的，也就跟著出。
到現在為止劉再復的書在中國大陸已經出版了超過40個品種，其中有19本是三聯書店出的，是我在三聯的時候出的。
還有一個是錢理群先生，大家知道1997年錢理群出了一點小差錯，他的學生編了一本書，是關於中學教育問題的討論集，惹了麻煩，結果害得錢理群不能上講台，也不能出書，出版社都不敢出他的書。
其實這個事情錢理群很冤枉，書是他學生編的，用了他的名義，根本就不是他的作品。
所以他有一肚子的牢騷，他每年都要發一道牢騷，連續四年，1997到2000年，連續四年，他寫了四篇文章，都是發牢騷的，他叫做「年終總結」。
然後他把這四篇文章和其他的散文雜文編到一起交給我們出版社，先後走了四、五家出版社全被退稿，最後他把這個稿子交給了他的一位在三聯當編輯的學生。
這樣稿子轉到我手裡，我跟錢理群說，只要這四篇文章撤掉，書是可以出的，錢理群同意了，連書的名字都沒有改，我們就出版了。
書名叫《生命的沉湖》，從這個書名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心態。
後來書出了以後，果然領導機關有人打電話給我，問「誰讓你們出錢理群的書的？」我說我認為這本書沒有問題，要不然你們看看？然後他們就把這本書調過去，至少是看了半個月一個月，沒有回信，後來事情就過去了，錢理群的書也都和其他人的書一樣正常出版。
應該說一直到2009年1月，樊希安擔任了三聯的總經理以後，三聯才真正開始動手改革體制和機制。
我記得2009年7月1號三聯召開了一個中層幹部會，在這個會上我向大家宣布了一個統計數字，就是當年上半年三聯的新書發貨超過一萬冊的只有一本，這個數字大家聽了都非常震驚，我們也都嚇了一跳。
你想想看，你是一個國家大社呀，你做的書居然賣得都這麼慘，這和全國絕大多數出版社相比反差太大，這情況就讓我們反思了，因為作為中國出版集團的一個子公司，三聯也要準備上市，可是這種局面能繼續嗎？一個上市公司能夠沒有經濟效益嗎？形勢逼人，三聯必須得變，我們的出版思路和運作機制必須得找准，這個時候我們覺得三聯是需要主動介入市場競爭的。
對於暢銷書，我們需要主動策劃，不能總是被動等待，三聯除了為知識界讀者服務，也需要為大眾讀者服務，這裡需要一個解放思想，改變觀念的問題。
三聯過去的經營管理模式很多做法在今天看來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市場環境，所以要進行調整和改革，這樣，我們社領導班子先統一了認識，要從體制和機制上入手。
從2009年開始，改革體制機制，主要是鼓勵編輯解放思想，創新選題，抓亮點書，抓話題書，抓暢銷書。
我們分兩步走，先是把原有的編輯部按照學術、文化、大眾這三個不同的定位分成了三個不同的出版中心，兩年以後就把出版中心改成分社，實行分社制，此外還成立了上海公司、三聯國際公司和生活書店，把原來只有五個編輯部門發展成九個。
大家都覺得三聯是間大社，說起來很可笑，2005年的時候我到三聯，三聯的編輯部只有19個編輯，三聯一直到2008年都只有二十幾個編輯，是最近幾年發展到五十多人。
實行分社制以後大大調動了編輯的積極性，亮點書就開始不斷湧現，而且在這個時候我們強調社領導班子成員帶頭，自己要親自出面抓暢銷書，自己要策劃暢銷書，策劃重點項目，所以這個時候像《三聯經典文庫》、《王世襄集》、《王鼎鈞作品系列》、《重啟改革議程》、《鄧小平時代》，這些重點項目和暢銷書都是領導班子成員親自參與策劃的。
2008年整個出版社的利潤只有800萬，而且全部來自《生活周刊》，就是說，三聯整個圖書出版部門是依賴《生活周刊》支持的，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這個情況，五年以後，到了2013年，利潤達到6400萬，增加了7倍，平均每年的增幅是50%，出書的品種和銷售收入也都有相應的大幅增加，而且實現了《生活周刊》和圖書兩個板塊的盈利平衡。
這個時候三聯從一個名氣很大、品牌很大但規模實際很小的出版社，從一個不到一個億的出版社發展成一個中等以上規模的出版社，圖書有3.3億碼洋，刊物有1.2億碼洋，加在一起4.5億碼洋以上，這在中國可以算上一個中等規模的出版社了，這是在2009年到2013年，這五年中完成的。
三聯實現了轉型，規模做大了，品種也增加了，但讀者不一定察覺到，這是因為三聯的出版定位和整體風格沒有變。
其實讀者的眼睛雪亮，我們的出版物哪一本不像三聯的書總是讀者在網上、在微博里第一時間告訴我們，其實我們是時時刻刻在接受讀者監督，前幾年那個被撤職的總經理也是因為受到讀者的批評才下台的。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荒腔走板，是不是改弦易轍，讀者是最有發言權的。
但這幾年讀者默默接受了三聯的變化，這是因為在變化的過程中我們強調要守住三個「品」字：品質、品位、品格，守住了這些，無論你怎麼變，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畢竟三聯出版的仍然都是好書，這裡包括很多中外名家作品，說出名字大家都知道，孔飛力、高居翰、溝口雄三、李澤厚、劉再復、曹聚仁、徐鑄成、張光直、杜維明、陳樂民、陳來、李零、錢理群、陳平原等等，這些人我們都是成系列地出版了他們的作品集，都不是一本兩本，而是一個系列。
同時我們的出版物也包括很多中青年作家的新銳著作。
對於學術著作，我們追求既是學術，還要有思想價值，我們堅持一個理念，「思想中的學術，學術中的思想」，強調前沿性、探索性、創新性，這是一個取捨的標準。
對於文化讀物我們強調作品要有獨特的個性，反對一般化，拒絕平庸。
對於知識性讀物，我們側重傳播新領域和新知識，而不是常識性的知識，對於常識性的知識，我們強調要有新意。
出版專業作者寫給非專業讀者的作品，這也是我們知識性讀物的一個內容，對於大眾讀物，我們重視的是內容和質量，在拓展大眾市場的同時要保持出版品位。
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在堅守三聯固有的文化理想和自身的傳統。
說到三聯的傳統，其實這裡面有一個變和不變的問題。
熟悉三聯歷史的人都知道，其實啟蒙民眾，參與現實，促進社會進步原本就是在民主革命時代，鄒韜奮那個時代的三聯的重要傳統，但我們感覺前些年，三聯鑽象牙塔的書多起來了，欣賞風花雪月的書也多起來了，少了一些關注社會現實、引領社會思考的，以至於有一些學者對三聯發生誤解。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蒙寫了一本書叫做《中國天機》，是個時政類的文集，有一次我到王蒙家裡去，他告訴我這本書在安徽某一個出版社出版，我當時就說，你這書為什麼不給三聯啊？他反過來就問我，你們三聯出這本書嗎？說實在的，這讓我意識到，三聯必須得關心當下的現實，三聯的編輯必須具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在2012年我們才會高調地去介入關於《鄧小平時代》版權的競爭。
要知道，競爭這本書的版權當時是非常困難，因為已經有三十家出版社參與競爭，就在2012年，我記得是1月9日，這一天中國出版集團舉行一個選題會，各出版社的總編輯匯報這一年的重點選題，我在想，我談不談這本書，後來我決定談，我向總裁匯報三聯有參與競爭《鄧小平時代》這本書的想法，我講了一半，總裁譚躍當場就打斷我的話，說「志在必得！無論什麼代價一定要拿下！」就等於是給我下了軍令。
其實在當時30家出版社參與版權競爭，三聯還八字沒一撇呢，我在當時把這個事情到集團去匯報，等於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成了過河卒子，沒有退路，如果拿不回這個版權，那是很狼狽的，沒法兒交差，但是我權衡過，這話我說不說，如果我不說這個話，我得不到集團領導的支持，這對我版權競爭也是不利的，我需要背後有強有力的支持，所以我還是決定說。
在得到集團支持以後，我們成立了一個策劃小組，集中了集體的智慧，主要是通過向作者顯示三聯的實力、三聯的誠意、三聯的策略還有三聯的專業素質，最終取得了作者的信任，拿到了版權。
然後又要想辦法把這本60多萬字的學術著作打造成一個可以銷售50萬字的暢銷書，全社總動員，從總經理樊希安和我開始，有62個人參加過這本書的編輯出版和營銷的有關工作。
最終這本書成為2013年的重量級暢銷書，一年銷量80多萬，到現在銷到一百萬冊，在社會上產生巨大的反響。
這個舉動讓學術界對三聯刮目相看，大家都感覺到，原來三聯還是在關注現實啊，原來三聯還是想引領社會思考，所以接著就有很多書稿向三聯來投稿，大多都是和社會現實相關的選題，王蒙先生也給我打電話，向我推薦相關選題。
星雲大師的《百年佛緣》之所以最後可以在三聯出版，原因也是因為三聯出了《鄧小平時代》，因為他的《百年佛緣》也是寫20世紀的人生滄桑歷史，所以他覺得和《鄧小平時代》是相近選題，所以他也要拿給三聯。
這些事情都證明，傳統其實是三聯的重要資源，一個不變的傳統對於作者和讀者始終是有強大的吸引力的。
2014年7月11日我從三聯書店總編輯的崗位上退休，在退休的感言裡面我說了這麼一段話：
「回顧往事，我感到自己是幸運的，其一，我趕上了改革開放後出版業高歌猛進的時代，時代的大背景和環境激勵和鞭策出版人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實現文化理想，這樣的時代過去不曾有，而今後也未必可以持續。
其二，我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平台，從一開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受到優良傳統的滋養，此後調換兩個單位，香港三聯和北京三聯，都處在十分重要的崗位上，平台和崗位使我得到別人難以得到的鍛鍊，給我創造了別人未曾擁有的機會，為我提供了別人難以掌握的資源，從而讓我取得了超越自己才能的成績。
」
這麼說，我覺得是源自我的一點自知之明。
我知道人分九品，論才能，我大概只是一個中品之才，如果說我的人生在外人看來，還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人生，那麼一半是靠運氣，另外一半靠的是我對自己把編輯作為職業的堅持和堅守。
我始終覺得一輩子做編輯，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嘉賓點評】
蔡長虹：非常感謝李總，李總剛才等於是把自己33年的編輯生涯濃縮在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當中，既講到了他的成功和輝煌，也講到了他的困惑，還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我想今天的主講講座應該是既有非常精彩的案例，也有一些他所要堅持的理念，既講到了編輯業務，也有經營管理，既講到了如何守住傳統，也講到了怎麼去追求創新，我想大家聽完以後一定會有一些啟發，獲得一些靈感。
接下來讓我們請上兩位嘉賓，首先給大家介紹的是新星出版社副總編劉麗華女士，劉老師曾經任職人民出版社，她是與李總同一代的優秀出版人，李總讓我在介紹的時候特別要加一句話，劉總也是他敬仰的出版人。
首先有請劉老師。
接下來一位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北京出版產業與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現代出版雜誌副主編李頻先生，李先生是李總的好朋友，接下來李老師的解讀應該是更有學者的視角和他獨到的見解，下面讓我們把時間交給劉老師和李老師，讓他們來跟我們談一談對於李總的認識，或者對於《做書：感悟和理念》這本書的認識，也可以談談對於出版的一些心得。
首先有請劉老師。
劉麗華：大家晚上好，我首先祝賀李昕出了這本書，其實我一直期待李昕能出一本總結他出版一生經驗的書，我有個朋友在杭州，他是書迷，老是逛書店，給我發了一條簡訊，「李昕出了這本書，裡頭很有料啊」，那我說，我肯定要讀啊。
還沒來得及讀，劉松就告訴我，李昕要做一次講座，而且他馬上把書給我了，我就全面翻了一下李昕的書。
我先說一下吧，我和李昕，其實我們就在一個樓里辦公，我是人民出版社，他是人民文學社。
李昕：當時劉麗華老師策劃的很多書是非常有影響的，我今天下午還跟蔡長虹講，我說在我們這一代出版人里，至少在80年代的時候，劉麗華老師的成績是非常突出的，是我們非常欽佩的。
劉麗華：李昕還是過獎了，真是過獎，因為他平常很低調，要不是看了他這本書，還有他的講座，我真是不知道他有這麼大的成就。
當時我們在一個樓，人民文學出版社在西邊，我們人民出版社在東邊，但那個時候可能屬於互相知道，來往不是特別多，李昕後來很快去了香港，他到了香港以後我們反而知道了很多他的事情，在對面的時候不太知道，回來以後他又去了三聯。
我覺得李昕最大的特點是，他是一個純粹的出版人，你看他的經歷，他剛才講了，2005年才當上三聯的副總編，我就覺得太晚了，做了那麼多的書，要是別的很多人，其實很快就當上總編輯、總經理或社長了，很多比他年輕的都很早當上了，但我覺得這是李昕他自己的選擇，他還是願意做業務，還是願意做一個純粹的出版人，這是第一。
第二，我在書裡頭總結出一個關鍵詞，激情，大家從他剛才的講演中就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非常富有激情的人，當然，他的激情全都放在業務上，放在出版上，之所以取得這麼大的成就是因為他一直保持著激情。
剛才我聽他講關於楊義的事情，我就覺得非常感動人，他把激情都放在怎麼去發現作者、怎麼去發現作品，怎麼把書做好，他的心思全都放在這上頭，包括他拍了五千張照片，為香港三聯做圖文庫，不管是作為總編輯還是作為社長，他可能會想到這個，但他可能會（指派下面的人去做），但李昕是親歷親為，我覺得他還是不忘編輯本色、不忘編輯出身，之所以他取得這麼大的成績，是有這個支撐的。
所以他在書里說什麼叫激情，激情就是對一個事物的愛，而且這個愛是執著的，這是他給「激情」下的定義，我覺得非常好。
還有一個，我看他的書，他特別善於總結經驗，不僅總結經驗，他很謙虛，經驗我就不說了，剛剛他也說了很多，我覺得他還特別善於總結教訓。
裡面講了很多的，由於出版社，由於個人原因或由於其他原因，與很多很多好的作品失之交臂，我覺得他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在這本書里沒有隻講自己的成就，其實他講了很多很多教訓，這個教訓在我做編輯的時候也經常發生，我覺得他說的非常有道理。
有兩本書都是從我的手裡滑過的，最後花落三聯，但我很欣慰，沒跑到別的出版社，而是到了三聯。
一本就是阿倫特的《極權主義起源》，這個書當時經過了我的手，我今天也講兩個教訓，當時我也有點兒拿不准，因為我們出版社還是政治比較嚴的出版社，後來社長說，你找一些別的朋友或更好、更有經驗的編輯幫你看看，我叫了幾個編輯去看，而且都是很有經驗，但他們都跟我說，裡面不僅講到納粹的集權，還講到了史達林，乾脆就別那麼執著，後來我就放棄了，後來到了三聯出版社。
李昕：結果當年還獲了十大好書獎。
劉麗華：我看這上面還獲了好書獎，心裡確實覺得很遺憾。
而且三聯想了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內部出版。
李昕：這個事情是經過領導討論的，出和不出我們很猶豫，後來想了一個辦法，實際上也是一種逃避責任的方法，在版權頁加了一個括號（內部出版），意思是將來有人找上來，我們可以解釋。
當然要做內部出版，是需要按照過去90年代、80年代時的規矩，在發行的時候要通知書店，不能擺在架上。
我們也確實是這麼做了，但書店是不管的，好賣的書他就是要擺上來，所以後來「內部出版」只是個名義而已。
劉麗華：這是第一，第二本最後也是落到三聯書店的，就是《巨流河》，我們是親自到了台灣，那個老闆把書交到我的手裡，我們也很喜歡這本書，具體情況我就不說了，可以下來再討論，最後還是到了三聯，這是在我心目當中非常敬仰的出版社，所以我還是挺高興的。
其實說來三聯書店和人民出版社很有淵源，三聯書店原來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後來1985年三聯書店獨立出去了，這裡面也有很多故事，以後可以再說，我們人民出版社就成立了一個東方出版社的平台，我就是在東方出版社。
還有一個問題，剛才在書裡頭李昕還講了一個問題，非常好，現在的編輯和我們那會兒的編輯大不一樣了。
我當編輯的時候，記得第一年進出版社就出了一本書，而且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你看完你的書稿就什麼都不用管，根本不用管封面，不用管版式，也不用管營銷，我們那會兒當編輯相對來說有它的側重點，和現在的編輯比起來，應該說容易一些，因為現在的編輯要介入每個階段，尤其要搞營銷和策劃，我現在在新星出版社，非常了解。
李昕在書里講了，作為編輯，因為你最了解書的內容，你寫文案，重點在哪裡、讀者群在哪裡，肯定要編輯做，不可能交給營銷人員做，營銷人員只是輔助你來做。
我覺得李昕就看到了這一點，現在的編輯在出版中所承擔的角色，他現在又梳理了一下這個，我覺得也是我感同身受的一點，這點對於現在的編輯來說非常重要，雖然也許更難、更沉重了，工作瑣碎性更多了，但我還是覺得，作為一個現在的編輯，真的應該十八般武藝都具備。
我先講這麼多，交給李頻老師。
李頻：下面我想匯報一下我看這本書的三個體會：
這個書我拿到以後一個晚上連著就看完了，真是很好讀，像經常聽他的講座那樣，好讀，又耐讀。
好讀的書，易讀的書不一定耐讀，我個人覺得它有三個特點，理念樸實，樸實到什麼？現在我們不是提極簡嗎？極約的簡化，極致的簡化，很多老師給你講什麼《編輯出版理論》、《文化傳播理論》，他就凝為兩個字，《做書》，理念很樸實。
案例很新銳，裡面講的很多案例我都聽過，但我聽的不像他說的那麼準確，有的案例，哦，他是這麼理解的，他用他的眼光把其他人的案例用他的眼光說了出來，他的案例有兩種，一些是他自己經歷的，一些是三聯的，還有一些案例是業界其他人的，我看了這個案例再聽他講，哦，這個案例李昕是這麼看的。
所以我定位為「案例新銳」，這個「新銳」是因為給我開啟了一個新的點，因為用他的眼光來看這個案例。
還有一點，他講究感悟，我覺得感悟是可學可效仿的，我印象最深的，很難得的是他講了一些自己不怎麼成功的案例，我看了之後覺得很好，原來三聯也疏忽出錯，原來李昕也曾馬失前蹄，我覺得這樣反而讓我感到非常真實。
這個書里有很多關於三聯的案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比如他出了《楊振寧傳》，座談會搞得不是太理想，關於《楊振寧傳》裡面另外還有一個也反映出了他一些很細微的地方，比如他問楊振寧兩本書哪一本書好，楊振寧不說，然後李昕找了另外一個先生，托另外一位先生去問楊振寧，我一看這真是李昕的風格。
而且我個人覺得這本書是適合於有一定出版經驗的人來看的，有一定出版經驗的人再來看這個書的時候，他更能夠讀懂很多東西。
案例里講到這本書《憲益舅舅的最後十年》，講到「書感不到位」，我個人很贊同李昕提到的「書感」這個概念。
比如說知道楊絳把錢鍾書的稿子都抄了一遍，他知道的晚了，沒搶到。
講《雷鋒》腰封做得不到位，我覺得都非常非常好，對學出版的年輕人而言，欠成功的案例比成功的案例更有意義。
他是強調「書感」的。
怎麼培養書感的，他講這是一種專業訓練，包括今天他開始講，做編輯和做校對背後是兩個不同的專業訓練，這一定要有很深厚的根底，在這個業界裡浸潤很深的人才能悟到這個東西。
講編輯經驗，講戰略考慮。
講圖書的賣點，尤其是我看到這句話「選題策劃需要以作者為中心——《做書》第74頁」，我看到這句話之後，結合我重新去翻，裡面有「李昕警言」、「李昕警句」這樣的句子，你看它「選題策劃需要以作者為中心」，這可不是市面上流行的話，大家都在講「以市場為中心」，以市場為中心就是以讀者為中心，要看讀者在哪裡。
做書選題策劃需要以作者為中心真是講到非常重要的點子上了，因為書是一本一本賣的，書的思想主要是作者，所以他講「選題策劃需要以作者為中心」，跟我們所理解的我們做選題策劃以市場為中心，市場為中心就是以讀者為中心，那時候你的把握、你的理解肯定不一樣，讀者在哪裡？解決以讀者為中心唯一的辦法是什麼？一位雜誌人曾經說過，我的雜誌是辦給一個人看的，一個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最能夠闡述讀者的心理，我覺得這講得非常到位。
我就在此獻醜。
李昕：謝謝。
【現場互動】
聽眾：我現在是一名策劃編輯，已經從業六年時間，我想問李昕先生，現在暢銷書越來越讓大家看不懂，很多可能是網絡紅人的書，包括很多偶像的書，我其實很想聽一下您對現在做出版時候選書的一些標準、建議，要堅守怎樣的出版標準。
第二個問題想問一下，您能跟那麼多特別厲害的作者密切交往，是讓我們現在的編輯特別羨慕的事情，很想聽您告訴我們怎樣提高和作者交往的能力，怎樣提升自己。
李昕：我跟你講，我剛才講了三個「品」字，就是品質、品位和品格。
在我看來，是一定要做好書的，我對很多青年編輯講，你們一定要把做編輯當做自己的人生理想，你做一輩子是值得的，但這裡有個前提，你做一輩子書得做好書，如果你做了一輩子，做的都是一些你自己也覺得不怎麼樣的書，那到晚年的時候你一定會後悔你這一生為什麼選擇了這麼個職業。
好書是什麼呢？有品位的、有品質的、有質量的書。
當然個人有個人的理解，但這其中肯定有這麼一條，就是不能做那些庸俗的、粗製濫造的書，肯定是有這麼一條。
我希望你一定要有精品意識，無論什麼書，到我手裡，我要想辦法把它打造成精品。
也就是說，我應該在這本書的編輯中發揮我的創造力，給它帶來一些附加值，這個書經過我的手拿出來，和經過別人編的不一樣，這個書帶有我的特點，我可以向別人證明，向社會證明，這個書我做的與眾不同。
我不敢說每一本書都能這樣，因為有些工作任務的書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標準，但你每年都能編出一兩本這樣的書來，我想你這一輩子做編輯，可能就會比較滿足。
因為這些就是你的得意之作，你拿給別人的時候，你會說，如果不是我，這本書做不成這樣。
如果你一輩子有幾十本這樣的書，那就是你的驕傲，這是你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講跟作者打交道是要跟作者交朋友，所以我們常常用一句話，以文會友。
可是我覺得在今天這個時代，光講以文會友遠遠不夠，你想跟作者交朋友，作者也不一定願意跟你交朋友。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說，今天我們和作者的關係是一種商業合作關係，一定要看清楚這一點，這和范用那個時代已經不一樣了，范用那個時代和作者以文會一會就可以了，但今天不行。
今天要懂得各種商業模式，同時要學會和作者進行各種商業合作，而且在商業合作中要考慮雙方的利益，實現合作中的雙方共贏。
所以呢，和作者打交道實際上就是要關照作者的利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要更多地尊重作者、理解作者，從作者的困難出發，給予作者一些切實的關照。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合作者交成朋友，這個時候你也才能夠更加爭取主動，取得作者的合作，拿到版權。
主持人：好，今天活動到這裡，再次感謝大家能夠在周五參加這個活動，我們在年後可能會邀請李老師到做書課程上來講課，希望大家關注。
現場圖集：
做書活動團隊
策劃、統籌 劉松
文案、主持 張遠
設計 9527（劉偉）
現場 默默 小白 張星
攝影 李琦
特别致謝
單向空間
劉麗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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