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上古奇書的艱難生存，司馬遷不敢談，被他們拯救了下來

《山海經》是與《竹書紀年》同等類型的先秦典籍，但在中規中矩的封建文化里卻是主流文化所不允的異類。

相比於《竹書紀年》的三次被毀「新舊混淆」《山海經》好了很多，可依然生存艱難。

從記錄方法上看，相比於《竹書紀年》的剛直犀利《山海經》多了幾分圓滑浪漫。

《山海經》的成書與作者考證有諸多爭議，暫且不做羅列，我們可從另外一個角度論證《山海經》的真實性、遠古性。

春秋之後，周典籍被毀，世人都以孔子編撰《六經》中的《春秋》《尚書》做主要歷史考據。

雖然百家頗有說辭，奈何仲尼曾具古典籍而編，況戰國後期儒家人數發展瘋狂，所以仍為主流。

可是從《莊子》《列子》《九問》等同為春秋典籍的記載來看，莊子、列子、屈原之類的人顯然是見過類似《山海經》的典籍的。

《春秋》存在爭議，後世多次組編過不同版本的春秋。

秦始皇時代呂不韋編《呂氏春秋》里也有和《山海經》吻合來看，顯然戰國末期仍有不少學者見過類似《山海經》的典籍。

後世儒者甚至說《山海經》為東漢末年杜撰的偽書，那麼司馬遷的《史記》便耐人尋味。

《史記》記載：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說明司馬遷是見過《山海經》的，而且是當作史料參考的，只是不敢談。

說明一點在那個時候《山海經》在那個時代的生存模式是不見光的。

《山海經》艱難生存離不開四個人的傳承拯救，還有一個朝代的官方正名。

第一個人，劉歆，有人說他是儒學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我不敢苟同，從其生平來看他與儒家唯一的關聯便是從小讀過《尚書》。

這是受其父親影響認為《尚書》是最古老的書籍。

動機是為了考古，可是他處在西漢末年，死於王莽篡政。

那個時候他編校古典籍是受到當時儒者是古今對立的。

所以劉歆當時其實是受到學者排擠的，甚至到清朝康有為認為《山海經》為劉歆在王莽政權時的偽作。

可是劉歆一個對圓周率都有研究的人物，一定是考古求真的。

雖然同樣被毀與戰火，依然有抄錄本流了下來。

第二個人，郭璞，兩晉時期山西聞喜人（屬中原文化後人），道家人物，訓詁學家。

當過將軍，通天文占卜。

由於地理原因，在晉朝《竹書紀年》出土的時候剛好在山西境內，郭璞在對《竹書紀年》中的部分作注釋為後人所知的《穆天子傳》時，通過《竹書紀年》印證了劉歆所編《山海經》的真實性。

進而為《山海經》做注釋，這才讓《山海經》這部古書真正具有了生命力。

到現在對《山海經》的研究還是以郭璞版本為權威。

一個朝代，就是在隋朝，《山海經》才真正從官方對其歷史價值給予肯定。

因為從西漢末年劉歆到兩晉時期郭璞再到隋朝《山海經》一直是不受主流待見的。

從隋朝開始《山海經》只是被列入史學的地理系。

在之後漫長的唐宋元明時代《山海經》默默地唉書籍角落存活下來。

有人轉注，可是都是劉歆版本，並未起波瀾，只是成了文人二次文學創作的資料。

第三、四個人，清朝，畢沅、郝懿行，在乾隆到嘉慶年間編四庫全書時做過注釋。

沒有太大突破，把《山海經》定義為志怪類小說。

這個雖然是所有對《山海經》定義中最為不靠譜的一種，但還是對《山海經》的傳播起到了作用。

近代之後，《山海經》被外國人所重視研究。

我們國家也開始研究《山海經》的歷史價值，袁珂注釋的《山海經》是市場上份額最大的一種。

一本上古奇書，在歷史的起起伏伏中終於算是傳承了下來。

對大多數人來說，《山海經》的歷史價值依然沒有的到認識，所以，我們應該考證上古文化，打開《山海經》的遠古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