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就是我的孩子

古代用於占卜的甲骨文。

2009年，劉釗（右）與裘錫圭先生及師母在廈門。

考釋近200個疑難字的復旦大學古文字學家劉釗：

文、圖/廣州日報上海站記者李曉璐

古文字的含義在百度百科裡顯得特別無趣：在中國特指秦以前留傳下來的篆文體系的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還有蝌蚪文。

復旦大學古文字學家劉釗擺擺手否認了「無趣」一說，「其實每一個古文字都是一幅畫、一個故事，是別有深意且充滿趣味性的。

」這是一個真心喜歡古文字、消遣時讀的都是古籍的人才會由衷發出的感慨。

考釋古文字需要靜得下心

劉釗很忙，與他約採訪時間約了幾個月之久，畢竟他除了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還身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主編等，這便意味著他不時需要出差各地進行學術交流。

幾個月之後的某天晚上，記者終於在劉釗的辦公室里見到了他。

辦公室位於復旦大學光華樓內，晚上7點半，走廊里一片靜悄悄，敲開辦公室的門，劉釗正端坐在書桌一隅，與其說坐在書桌旁，不如形容為「埋在」書堆中更為妥當。

劉釗的辦公室不大，卻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古文字研究參考書——不僅牆壁兩旁豎立著的大書櫃里塞滿了書籍，連地上、書桌上、沙發上都滿滿當當堆著參考書。

劉釗環顧下四周，一邊將書桌上兩摞書堆成一堆為記者騰出一小塊可來用來寫字的空間，一邊頗為歉意道：「地方太擁擠了，實在不好意思。

我的書太多了，都不夠放。

不過辦公室因為要接待人，還是會不定時整理，不像家裡的書籍堆得幾乎沒有路可供人行走了。

」劉釗上下揮著手比劃著，「尤其是書房和臥室，但凡能放書的地方，比如床，我都放滿了書。

」

為何會有如此多的書？劉釗笑著開玩笑道：「因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買書、看書、寫書，與作家不同的是，我買的、看的、寫的都是有關古文字研究的書籍。

」

劉釗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一直是冷門的、邊緣化的領域，因此更需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靜得下心，「我一直和我的學生說，做這行一定要有一顆熱愛古文字研究的心，有愛心才能堅持。

」在如今社會發展日益迅速的今天，新鮮事物層出不窮，古文字研究者卻得轉身向後看，在古時的文化、歷史、藝術等領域中尋求突破。

「研究古文字是不存在最長一次花費多長時間這樣一個概念的，因為至今，依然有許多未解之謎等著我們探索、考證、詮釋。

」劉釗告訴記者，「通常是先有了某項考古發現，然後出土了一些文物，在這些文物上會刻寫有一些古文字。

當這些古文字輾轉來到我們手中時，我們會根據出土文物所存在的時代、工藝、伴出物以及古文字的筆畫等確定它們相當於後世的什麼字，通過字形考證確定其讀音，再通過語法地位確定其詞義，最後讀懂這個字的意思，並詮釋它。

」

然而說來容易，可是劉釗不得不坦言：「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發現到如今，依然有許多疑難字詞無法破解，這不僅僅是因為考證太難，也因為每個時期的字體差異太大。

即便有些古文字被學者考釋出來，也會因學者間的理解不同而存在爭議，得不到學界認可。

因此大量閱讀理解古代書籍、古文字研究等參考書必不可少。

」

這項在外人眼中冗長、繁瑣、枯燥的工作在劉釗的敘述中卻被形容為「每一個被考釋出來的古文字都是我十月懷胎『產』下的孩子，怎麼會不愛它們呢？」劉釗指著一個甲骨文耐心解釋道，「你看，每一個字都像是一幅畫，每一幅畫里都在無聲地述說著一個故事，這是古人留給我們的智慧、也是古人留給我們的文化源泉。

」

感恩

裘錫圭先生的愛護

時至今日，劉釗在多年致力於甲骨文、西周金文、戰國文字、秦漢文字等古文字研究與考釋的過程中，共考釋出古文字中的疑難字近200個，別小瞧了這個數字，這些字的考釋不僅難度極大，有些字還是困擾學術界多年的老大難問題。

同時，他還創立並深化了「古文字構形學」理論，第一次全面研究了諸如「飾筆」、「變形音化」、「訛混」、「形近形體的區別形式」等許多古文字構成演變現象，最先將考古學中的「譜系」概念用於古文字構形的分析，提出了考釋分析文字要具備「古文字發展演變的動態眼光」等主張，引發了近年古文字構形研究的熱潮。

然而在諸多成就中，劉釗卻只聊了自己曾撰寫過的一篇論文。

那是1990年，他剛從吉林大學博士畢業後不久，因發表了一篇名為《釋甲骨文中的「藉」、「羲」、「檀」、「敖」、「誅」諸字》的論文而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五屆「青年語言學家獎」二等獎。

問他是因為得獎才記憶深刻嗎？劉釗搖搖頭；是因為考釋出的這5個難度很高的甲骨文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認可？劉釗又搖搖頭。

最後，他揭開了謎底：「是因為這篇文章得到了裘錫圭先生的讚許。

」

說起劉釗與這位組建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被譽為「在老一輩學者的基礎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釋向前推進了一步」的裘錫圭先生之間的淵源卻是從一封封信件開始的。

上世紀80年代初，劉釗還是吉林大學的一名大學生，而彼時裘錫圭先生則已是業界赫赫有名的學者。

劉釗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依照裘錫圭單位地址給他寫了第一封信，信里皆是在古文字學習研究中產生的困惑。

幾天之後，裘錫圭真的給劉釗回復了一封詳細的解答信件。

從此，兩人開始了不定期的信件交流。

「現在想想那時的自己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還曾幾次拜託老先生複印一些參考資料寄給我，老先生竟也一一給我寄來了。

」

裘錫圭對年輕學者的愛護讓劉釗一直心存感恩。

很多年後，當劉釗也站在講台上為人師表時，他總記得裘老師對自己無聲的教導。

「我的學生都挺喜歡我的。

」劉釗一臉自豪，「如何能讓他們將自己的優點發揮到極致是我的教學追求。

」

為了追求學術至今仍租房住

事實上，除了裘錫圭，還有一個人對劉釗的影響不容小覷——劉釗的父親。

1959年生於吉林省吉林市的劉釗生長在一個小康家庭，父親是一名電力工程師。

「我父親對我的教育非常寬鬆，唯一一點要求就是希望我多讀書。

」受父親的影響，劉釗小時候最大的興趣便是閱讀。

在那個書籍緊缺的年代，劉釗甚至寧願省下口糧、餓著肚子換書看。

懷揣著對文學的熱愛，劉釗一度想要從文，因此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全然是誤打誤撞。

1977年，劉釗的姐姐在劉釗高考前看了一眼吉林大學的各門專業，指著歷史系考古專業說道：「這專業不錯，又冷門又好玩。

」這一指便從此定下了劉釗的一生。

「上大學前，我對考古專業一點概念都沒有，更別提古文字研究了。

」這種情況直到大二那年，劉釗第一次在古文字研究的課上接觸了這些如畫般的文字。

「我還記得我們為了能背出這些古文字，每個人都拿一張白紙挖個洞，罩在書上，一個字一個字地背。

」有意思的是，劉釗卻在這過程中慢慢體會出了古文字研究的樂趣，「原來只要理解了古文字背後的含義、發展過程、理念等，根本不用背，它們就會自己形象化地出現在腦海中，這是多麼有意思的一件事。

」

四年後，劉釗開始了專修古文字研究的學習道路，並在博士畢業之後留校任老師。

2000年，劉釗轉入廈門大學，並於2004年起擔任歷史系主任一職。

可任誰也料想不到，僅三年後，劉釗就放棄了廈門優越舒適的生活條件和環境，放棄了廈大歷史系主任和即將獲得的廈門大學特聘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等榮譽和職務，作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調入復旦大學。

說起來，這一切源於一通電話。

2006年的一個晚上，劉釗正在回家的路上，他接到了由裘錫圭委託其學生打給劉釗的電話，裘錫圭的學生告訴劉釗：「裘先生已經在復旦大學組建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你有沒有興趣與裘先生一起『並肩作戰』。

」劉釗在電話里一口答應了。

他說他當時心裡只有感動，「裘先生一直是我的標杆，他如此看重我，我怎會猶豫。

」之後，劉釗低價賣掉了自己在廈門的房子和車子，帶著滿腔熱血於一年後入職復旦。

「當時，中心人員少、經費不多，面臨著發展問題。

」而劉釗不僅要繼續自己的研究，更擔任中心主任全面承擔中心的發展工作及各項行政事務。

這些工作以及之後的各項頭銜都或多或少的分割著劉釗每天寶貴的時間，雖然在劉釗心中，研究古文字才是他真正所愛，但他從不後悔當年自己義不容辭的選擇。

「坦白說，生活上確實大不如前，到現在我都沒能在上海買上房，只能一直租房住。

但是看著中心從無到有，並漸漸發展成為在國內領先的、在國際有重大影響力的重要基地，那種滿足感確實不是生活優渥所能比擬的。

」

「我很滿足。

」採訪的最後，劉釗這般總結道。

劉釗微笑著送記者到門口，又轉身回到自己的書桌前。

每天從早8點至晚11點是他的工作時間，幾乎全年無休。

他戴著眼鏡、弓著身子，將自己埋進了這一堆堆的書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