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九鼎」是在秦始皇幕中，還是被盡繳天下之兵戈鑄造了

鼎，是我國夏朝禹之子啟時鑄造的。

它分別以九隻刻樓精美、古樸典雅、氣勢莊重的青銅大鼎，體現了王權的集中和至高無上，反映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昌盛。

幾千年來，一直被人們視為中華民族傳世之國寶。

在工藝美學上，它是一套稀世之作，從文化考古角度分析，它是我國青銅器時代的集中代表，從鑄造工藝技術上看，它標誌著中國的歷史已結束了野蠻時代，進入了文明的時代。

令人遺憾的是：儘管有關九鼎的資料，不絕於歷代史冊，但在二千多年前，它就早已不知隱身何處了。

夏代的青銅鑄造業，已相當發達。

青銅是銅和錫的合金，熔點低，便於鑄造冶煉。

夏代的煉銅業。

古文獻中亦有記載。

《越絕書》卷十一日：「禹穴之時，以銅為兵。

」關於鑄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後開（啟）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三國指夏、商、周。

《左偉》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即言此事。

據考古材料證明，當時的奴隸在鑄造象九鼎這樣的大型器件時，一般是首先用質細的泥土製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銅製的坩鍋冶煉銅，錫礦塊，最後將銅錫溶液注入范中，就成為青銅器。

《春秋左傳》中，談到九鼎鑄造的情況：夏朝初年，朝廷劃天下為九州，州設州牧。

夏令九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

事先派人把全國各州的名山大川、形勝之地、奇異之物畫成圖冊，然後派精選出來的著名工匠，將這些畫仿刻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徵一州。

所刻圖形亦反映該州山川名勝之狀。

九鼎象徵九州，反映了全國的統一和王權的高度集中，顯示夏王已成為天下之共主，是順應「天命」的。

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濱，莫非王臣。

」從此，九州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定鼎」，成為全國政權建立的代名詞了。

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在整飭內政，興修水利，厲行改革，國富兵強的形勢之下，興兵攻擊陸渾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為他舉行慰勞歡迎之禮，莊王「問鼎小大輕重」，表明了他有滅周的野心。

從此，後人將爭奪政權，稱之為「問鼎」。

此後，關於九鼎的下落，史家眾說紛壇，不一而足。

司馬遷在他撰著的《史記》一書中，對九鼎的記敘，就有出入，前後不一。

如：在周、秦二「本紀」中說，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二五五年），周赧王死，秦從雒邑掠九鼎人秦。

但在《封禪書》中說：「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

」由後者分析，九鼎在秦滅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時，已經不見；那麼，前者所述秦照王五十二年，秦從錐邑掠九鼎歸秦，豈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費解！司馬遷之後，東漢的著名史學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漢書》中，對九鼎之下落，採取兼收並蓄之法，收錄了司馬遷的上述兩說，同時，又補充了一條史料，說是在周顯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沒在彭城（今江蘇徐州）泅水之下。

後來秦始皇南巡之時，派了幾千人在泅水中進行打撈，畢竟是江水滔滔，元從覓處，只得徒勞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難以考察尋覓。

後代史家只能隨意加以揣測了。

王先謙在《漢書補註·郊把志》中認為：東周王室在衰落的過程中，已元力量保護自己。

而戰國時期各個實力雄厚的諸侯國，卻虎視眈眈，力圖統一中國，取周而代之。

因此，象徵王權和「天命所歸」的九鼎，自然成為各諸侯必欲奪之的稀世國寶；加之此時周王室財政困難，人不敷出，於是銷毀九鼎以鑄銅錢，對外則詭稱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說其中一鼎已東飛沉人泅水之中，免得諸侯國興兵前來問鼎，自找麻煩，王光謙的說法雖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點史料加以證實，因此，是難以使人置信的。

縱觀中國歷代史籍，關於九鼎下落的材料雖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據，不禁讓人產生疑問：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還存在？在歷史上，根據歷代史書記載，它確實曾作為夏、商、周三代的鎮國之寶。

相傳了二千年；並且，從未發現過古人關於它已銷毀的歷史記載。

因此，九鼎的下落，至今仍是一個謎。

或許，今後會有揭破這個千載之謎的一天，那可能也是九鼎重見天日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