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先秦散文史框架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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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和《清華簡》相繼面世，一大批不為人知的先秦散文重見天日。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新的文獻學術資料面世，都會帶來一場文化學術思想的深刻變革。

世紀之交的出土文獻都集中在先秦，而且是以散文文獻為主，這使先秦散文史研究迎來重大學術機遇。

此前文學史家講先秦散文發展史，大都把先秦散文分為「先秦歷史散文」和「先秦諸子散文」兩大部分，認為這兩個部分各有各的發展線索，彼此互不相干。

講「先秦歷史散文」，論者是從甲骨文、金文、《尚書》、《春秋》講到《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對「先秦諸子散文」，則將其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論語》《老子》《墨子》為第一階段，《孟子》《莊子》為第二階段，《荀子》《韓非子》為第三階段。

這個知識體系寫在大學教科書里，傳授給一屆又一屆學生。

如今，出土竹書對這個先秦散文史理論框架形成了有力的衝擊。

據考古專家研究，「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入墓年代，大約在戰國中期偏晚，出土竹書應該是在此之前的孔門七十子後學作品。

「上博簡」儒家竹書可能多出於孔門七十子之手，「郭店簡」儒家竹書要稍晚一些，應該是七十子後學之作，有人說它們是子思學派的作品。

將出土竹書與傳世文獻進行比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它可以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某些傳世文獻的作者和寫作年代。

傳世文獻中有一批記載孔子應對弟子時人的作品，與出土竹書《民之父母》《子羔》《中弓》《孔子見季桓子》《季庚子問於孔子》等在內容和形式上相近，如《禮記》中的《檀弓》《哀公問》《曾子問》《禮運》《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儒行》，《大戴禮記》中的《主言》《五帝德》《子張問入官》《衛將軍文子》《哀公問五義》《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以及《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等。

若遵出土竹書之例，大小戴《禮記》這些文章應該作於春秋戰國之際孔門七十子後學之手。

與「郭店簡」中的《緇衣》語錄體形式相近的還有《禮記》中的《表記》《坊記》和《中庸》。

《隋書·音樂志》引沈約之說，以為《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皆取自《子思子》。

同樣，大小戴《禮記》中還有一批與上博簡《內禮》相似的記載禮儀的作品，如《禮記》中的《曲禮》《文王世子》《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大傳》《少儀》《雜記》《喪大記》《祭法》《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大戴禮記》中的《武王踐阼》《盛德》《明堂》《諸侯遷廟》等，這些禮學文獻應該是孔子所述七十子後學所記。

此前不少學者把大小戴《禮記》看作是秦漢文章，出土竹書表明，這種看法是不準確的。

大小戴《禮記》中確有若干秦漢文章，如《月令》《禮察》《保傅》等，但只占極少數，這兩部文集中絕大多數文章應該作於春秋戰國之際和戰國前期，它們是孔門七十子後學的作品。

結合出土竹書與傳世文獻來看，七十子後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說理散文流派，這個流派包括七十子和他們的弟子後學，可以將他們合稱為七十子後學①，他們人數多達數百人，所寫的文章遠不止一部《論語》，大小戴《禮記》中絕大多數文章、《孝經》、《儀禮》、郭店簡以及上博簡中的儒家文獻，都是他們的散文作品。

《漢書·藝文志》著錄的七十子後學散文有二百多篇②，今天所能見到的大約有一百多篇。

我們可以將這些散文統稱為「七十子後學散文」。

在七十子後學散文中，目前只有《論語》被寫進中國文學史，這對七十子後學是不公平的，其實只要我們不帶偏見，就應該承認，除那些記載禮儀的作品外，「七十子後學散文」大都具有文學價值。

出土竹書的面世，不僅為孔門七十子後學奪回了一大批作品著作權，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們以全新的學術目光來審視先秦散文發展史。

出土竹書中有一批記載孔子應對弟子時人的對話體散文，如《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中弓》《孔子見季桓子》《顏淵問於孔子》《史蒥問於夫子》《魯穆公問子思》等，它們與《論語》、《孝經》、大小戴《禮記》等記載孔子言論的傳世文獻一樣，都是當年孔門七十子後學記下的。

這種對話體散文形式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孔子師徒之前就早已存在，它發軔於《尚書》，成熟於《國語》。

《尚書》中的《西伯戡黎》《微子》《洪範》《洛誥》《顧命》等，都是商周時期的對話體散文。

《國語》繼《尚書》之後發展了對話體，形成了主客問答的形式格局，問句提出問題，而答語是文章的主要部分。

這些商周對話體散文有一個敘事框架，不少人誤以為它們是敘事散文，從而將它們歸於「先秦歷史散文」，而把它們與「先秦諸子散文」割裂開來。

其實，商周對話體散文兼有敘事、說理的因素，而其主體是記載人物言論，這些言論有論點，有論據，應該視為說理散文。

七十子後學的對話體散文與《尚書》《國語》對話體散文不是偶然的形式相似，而是七十子後學對前人的刻意傳承，他們效法商周史官，採用商周記言散文形式，執筆記載孔子言行。

七十子後學在繼承前人的同時又有所創新，這就是去掉此前史官記言散文的敘事框架，使之成為純粹的說理散文。

像《大戴禮記》收錄的曾參名下十一篇文章，就是比較成熟的專題論文，我們可以說，中國純粹的說理散文成型於七十子後學之手。

七十子後學的語錄體散文，也可以從《尚書》文誥中找到源頭，像《盤庚》《高宗肜日》《大誥》《康誥》等，都是王侯政治言論的記錄，只不過它們是以國家意志的面目出現而已。

七十子後學所記載的孔子語錄，在內容上由務實變為務虛，由政治變為倫理道德，文化學術意味明顯增強。

從七十子後學散文往下看，戰國諸子散文雖然堪稱百花齊放，在散文篇幅、風格、技巧、手法、邏輯結構等方面較七十子後學散文有很大發展，但從文體上看，要之不出對話體、語錄體、專題論文幾大文體，而這幾大文體在七十子後學散文中均已基本成熟。

我們完全可以說，戰國諸子百家散文是沿著七十子後學的路子走下來的。

將商周對話體散文、七十子後學散文與戰國諸子百家散文聯繫起來，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傳承與發展。

以前由於七十子後學散文這個中樞環節被人為遮蔽，導致人們看不清先秦散文發展演變的真實脈絡，所幸的是「郭店簡」「上博簡」等竹書相繼出土，我們才能撥開重重迷霧，還原先秦散文發展的真正歷史面目。

一部先秦散文的發展史，從先秦歷史散文到先秦諸子散文，並不是彼此互不相干，它們的內脈其實是相通的。

只是從先秦歷史散文到先秦諸子散文，其間有一個樞紐，這個樞紐就是七十子後學散文。

七十子後學散文是先秦散文發展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處於上承歷史記言散文、下啟戰國諸子百家說理文的中樞地位。

這是出土竹書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出土文獻呼喚新的先秦散文史。

（陳桐生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

①「七十子後學」是《漢書·藝文志》提出的概念，它泛指戰國秦漢之際儒家後學。

本文所講的「七十子後學」內涵比《漢書·藝文志》要小得多，主要是指孔門七十子以及他們的第一代、第二代弟子。

②《漢書·藝文志》著錄的七十子後學文章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後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樂記》二十三篇、《魯論》二十篇、《孝經》一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