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中國古典學術的終結者 現代學術的先驅

今天是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誕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紀念日。

作為中國現代史學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創者之一，顧先生的學術思想、學術建樹，值得人們一再回望並予以估量。

對於《文史哲》雜誌而言，她的首任主編楊向奎先生以及早期編委之一童書業先生，皆為顧先生的入室弟子。

可以說，這份雜誌自始便受到了顧先生學術的極大恩惠。

如何評價顧頡剛先生的學術遺產，當然不僅關乎如何敘述歷史，更關乎如何梳理現代以來的學術脈絡並在此基礎上繼續前行。

就這一問題，王學典教授的《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顧頡剛》一文給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思考。

顧頡剛先生(1893-1980)

對於人文學界來說，20世紀不但以「疑古」發端，還以「走出疑古」來宣告自己的結束，去今最為遙遠的上古史竟糾纏了中國學術界整整一個世紀。

無論贊成還是反對，以顧頡剛為領袖的「古史辨」派，實際上已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界、古典學界不可繞過的巨大存在。

「疑古」實際上僅是顧頡剛學術的一個側面，嚴格說來，顧學是一座結構宏富、深邃莫測的龐大宮殿，中國現代史學、歷史地理、民俗學、現代經學、古籍整理等等都是這座宮殿的有機組成部分。

正是在這些領域的開拓與創辟之功，使顧頡剛成為中國古典學術的終結者和現代學術的先驅。

「開創歷史學的新時代」

1923年5月6日，顧頡剛在《努力》周刊所附《讀書雜誌》第九期上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命題，引起了人文學界的巨大震盪，一場古史論戰就此展開；1926年，顧頡剛將各方討論彙編為《古史辨》第一冊，使得一個以「疑古」為旗幟的「古史辨派」在中國史壇迅速崛起，成為民國年間最有影響的學術流派。

七冊《古史辨》，構成了民國學術史上的輝煌一頁，是前後20年間這一學派巨大業績的歷史明證。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1926年)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命題被後人譽為一個「偉大的科學發現」，而此一發現在當時則充當了「轟炸中國古史的原子彈」。

兩千多年來，「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千古一系的君統，「三聖傳心」、「堯舜孔孟」的道統，以及以經學為主體的學統，「古代為黃金時代」的三代王制觀念，一直是「封建」意識形態的基礎。

這些對傳統社會性命攸關的意識形態內容，均立足於帝系即「歷史」的敘述上，假如沒有「三皇五帝」、沒有堯舜禹啟這些歷史人物，就根本不會有所謂「黃金世界」和道統，失去這個根基，「封建」意識形態將全部坍塌。

顧頡剛揭出上古史是層累造成的這一事實，並採用釜底抽薪、歷史還原的方法，全面顛覆了「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的經學上古史系統，由此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古史革命」。

這場「古史革命」贏得了時人和後人的廣泛讚譽：「層累說」「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胡適語)，並被認為「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傅斯年語)，「我們不能不承認顧先生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余英時語)，齊思和則認為「古史辨運動在中國近世史學史上的地位與十九世紀初年西洋史家如尼布爾(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鄧廣銘曾總結說：「在新文化運動中，在哲學史、思想史方面，胡適開創了一個新時代；而在歷史學方面，真正開創了一個時代、代表新思潮的，應當是顧頡剛。

」

今天看來，作為現代中國史料批判運動的發起人、領導人和主要推動者，顧頡剛對歷史學最為不可磨滅的貢獻，就是他奠定了歷史考據或史料批判作為現代史學基本紀律的地位。

現代史學的鐵則是「拿證據來」！只要這個鐵則還不過時，只要歷史研究還需要審查證據，顧頡剛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會過時。

中國歷史上最需要嚴格審查的一批證據，就是關於上古史的文獻，——不管是傳世的還是出土的，因這批文獻全出自後人的追述和傳說，其中幾乎沒有任何為現代史學所認可的「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獻」可言。

顧先生和「古史辨」派的不朽業績，就是按照現代史學的規範，啟動了對這批文獻的審查程序。

應該說，這一審查迄今並未完成，甚至還會一直進行下去。

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者

將傳統的沿革地理推進到現代歷史地理學，是顧頡剛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的又一不朽貢獻。

在清理《尚書》的《堯典》、《禹貢》時，顧感到問題複雜，幾乎牽涉到中國古代全部地理，遂移師歷史地理，於是有了《禹貢》雜誌的創辦及禹貢學會的成立。

《禹貢》半月刊之英文譯名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即中國歷史地理，可以說，從名稱到研究內容，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都與禹貢學會密切相關，顧本人則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

如果說將沿革地理推進到歷史地理是出於學術自身的考慮，那麼，禹貢學會從最初的古代地理研究入手，向後來的民族史與邊疆學的轉移，則是顧頡剛們以學者的身份報效國家的明證！《禹貢》發刊詞說：「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分怎樣，……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禹貢學會募集基金啟》則指出：「救國之道千端萬緒，而致力於地理，……固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

」邊疆史地的研究從此發端。

顧頡剛在禹貢學會辦公室(1937年3月)

顧氏在培養歷史地理人才方面的成就尤其輝煌，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於顧氏家門(楊向奎語)。

並稱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三駕馬車」的譚其驤、侯仁之和史念海，都曾是顧頡剛的學生。

他們循著顧氏之門徑，發揚光大了顧氏的研究業績，今天上海、北京、西安等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即圍繞他們及他們各自的弟子們所形成。

如果說顧氏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尚存爭議的話，顧頡剛在歷史地理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深遠影響，則贏得當今學界的一致公認。

「邃於經學」：中國學術結構性轉換中的關鍵人物

「化經為史」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端，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偉大使命，顧頡剛以「經學之結束者」與「古史學之開創者」自任，成為「化經為史」過程中最具自覺性和代表性的學者。

以「四個打破」和推翻帝系、王制、道統、經學四偶像為目標，顧頡剛前半生「化經為史」的業績，主要表現為「把孔子這個偶像和歷史分家」，即剝離經學中的倫理性與政教色彩、還原經學的歷史性，以史學觀念取代經學信仰，其著力點在於「破壞」經學古史系統，我們可稱之為「化經學為史學」。

新中國成立，打碎王制、道統，否定「封建」思想與禮教，乃至砸碎一切「舊」的東西，經學中的倫理性已蕩然無存，顧頡剛這位昔日將經學趕下神殿的猛將，這時反倒逆主流而動，坦言自己「今後想著重研究經學」，「把『經學』變為古代歷史資料的一部分」。

此時，他的工作重點，由僅限於戰國秦漢時人想像中的上古史，進而趨入上古史本身，由「破壞」轉移為「重建」，這成為顧頡剛後半生所努力的方向，而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他對《尚書》的整理與研究上。

研究重點的轉移，使顧頡剛對《尚書》學研究的關注點，也由偽古文《尚書》轉移到《今文尚書》，此一時期，他不再是「不立一真」，而是「化經書為史料」，即藉助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辨偽學、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金石學，乃至考古學、天文學、土壤學、農學、科技史，在經學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尋出可以用為史料的「真」，這便是他對於古史的「建設」。

神聖經學的結束與現代史學的開創，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顧頡剛最早清醒認識到這一趨勢，並主動承擔起這一學術與文化使命。

從「破壞經學古史系統」到「建設真實的古史」，從「化經學為史學」到「化經書為史料」，將「破壞」與「建設」這兩個看似相反的路徑，完美地結合於「化經為史」的學術實踐中，顧頡剛因此成為近現代由經學向史學的結構性轉換中的關鍵人物。

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開路人」

20世紀中國民俗學始終伴隨著一個名字，那就是顧頡剛。

他以現代史學家的眼光和手段，使我國民俗學在發端與奠基之時，即獲得了一個很高的起點，並為民俗學提供了一系列研究範本：《吳歌甲集》提供了區域民間文學的研究典範，《妙峰山的香會》提供了田野作業的典範，而《孟姜女故事研究》則提供了研究故事傳說的典範。

1918年北京大學發起徵集歌謠活動，揭開了中國民俗學運動的序幕，顧頡剛所整理的《吳歌甲集》，被胡適稱為「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給中國文學史開一新紀元」，鍾敬文認為《吳歌甲集》「不只是個一般性的歌謠資料集，而是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的歌謠學著述」。

在《吳歌甲集·寫歌雜記》中，顧憑著史學家的嚴謹和博識，把民間歌謠與《詩經》研究進行互補，將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歌謠，在學術領域提升至與《詩經》同等重要的地位，這就同時為現代經學和民俗學研究開闢了新路徑。

而由顧頡剛等人在1925年所進行的妙峰山香會調查，則是中國學界第一次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民俗學田野作業。

江紹原說：「顧頡剛先生的妙峰山香會調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絕無僅有的。

」傅彥長甚至認為顧先生「在研究民族的藝術文化方面」，「其功實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何思敬則稱譽顧頡剛此次調查「在我們中國學術界中確是一個霹靂」。

顧頡剛「取得世界聲名」的又一項「科學業績」，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

將兩千多年來的文獻記錄和遍布全國各地的民間傳說材料理出一個明晰的「層累造成的」演進線索，並將這一故事的演變歸納出歷史和地理兩個系統，是顧氏此項研究的主要貢獻。

這一研究也同樣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劉半農致信顧，稱「中國民俗學上的第一把交椅，給你搶去坐穩了」。

上述一系列卓越的研究業績，僅是顧氏對民俗學貢獻的一個方面。

他貢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所發起的民俗學運動。

在我國民俗學尚處於搖籃之中時，顧氏實際上一直承擔著一個組織者和領導者的職責。

1927年，顧頡剛在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內發起成立我國第一個正式的民俗學會，刊行民俗學會叢書，編輯《民俗》周刊，這是我國民俗學奠基與正式開展的標誌(王文寶語)。

直到1978年秋，他還領銜向中國社科院遞交了《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

他的倡議與垂範，促進了中國民俗學的蓬勃發展，而這一絕而復興的學科，目前正成為中國的顯學之一。

雖然，對於顧頡剛來說，民俗研究自始至終都是治古史的輔助而非正業，但他對其濃厚的興味至死未衰。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他都堪稱中國現代「民俗研究的開路人」，即便稱他為「中國現代民俗學之父」，也當之無愧！

學可並乾嘉：鑄造古籍整理的新典範

古籍整理始終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

顧頡剛的疑古事業，承緒鄭樵、姚際恆、崔述等人的辨偽傳統及乾嘉以來的考證風氣，由辨偽書而辨偽史，為辨偽史而考古籍，古史辨與古書辨就這樣二位一體，而所謂的古書辨就是古籍整理。

在啟動了一場全面顛覆經學古史系統的「史學革命」的同時，顧頡剛還開啟了古籍整理事業的嶄新時代。

1924年9月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編委會同人合影。

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馬衡、胡適、顧頡剛、朱希祖、陳垣

整理前代古籍是歷代學者的一項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顧頡剛，陳陳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科學打敗了經學。

其中，考辨典籍的成書時代，尤具特殊意義。

《堯典》不是堯時載記，《禹貢》也不是夏時版圖……由經書而諸子，老子、墨子、楊朱、荀卿等紛紛被列入考辨的視野。

雖然對於諸典籍的年代考索還有種種爭議，有的至今未能定論，但是，經書與諸子的年代，終於作為一個問題，擺到了人們面前！在「層累說」的理論視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書的造作年代，連所述內容等等，都必需經過科學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認。

如同餘英時所說，在史料學或歷史文獻學的範圍之內，顧頡剛的「層累說」，「的確建立了孔恩所謂的新『典範』」，「開啟了無數『解決難題』的新法門」。

這一典範的鑄就，是顧頡剛對於古籍整理事業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貢獻。

顧氏不但提供了古籍整理「範式」，他還以豐富的古籍整理實踐，為學界提供了現代古籍整理的最佳樣本。

在《尚書·大誥譯證》中，他調動了幾乎所有的古文獻與相關的「傳」、「注」材料，會通漢魏以後各類專家的學說的精華，結合考古、古文字學材料，從語言方面尋出頭緒，譯成今語，作成考證。

楊寬認為顧已做到「著為定本」，許冠三則說，這是顧頡剛「合疑古、辨偽、考信為一」之作。

以古史重建為核心，顧頡剛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實踐方面多有開創，並屢屢制訂富有遠見卓識的古籍整理規劃。

他是古籍今譯的最早嘗試者，二十四史點校工程的最早規劃者和啟動者……顧頡剛還有許多古籍整理規劃，由於時代限制，雖無法在他生前落實，今天卻都成為學界古籍整理的重點。

如20世紀40年代，顧頡剛就曾提出編輯「經藏」的設想，並為此制訂了系統的整理計劃，今天學術界對於「儒藏」的整理，可以說是顧頡剛「經藏」計劃的延伸。

豐富的前瞻性使顧先生的諸多宏偉規劃，與其他學術成績一樣，成為不可忽視的寶貴學術遺產。

而顧頡剛在古籍整理事業上所達到的高度，可能也將最終決定他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

如果說，乾嘉學派所從事的是漢代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古典文獻整理」運動，那麼，以顧頡剛為領袖的「古史辨」的事業，則是繼乾嘉學派之後又一次帶有典範意義的「古籍整理」運動，而且，這次「整理」與乾嘉不同，「乾嘉學派」的整理仍然是在「傳統」的範疇之內，而「古史辨」則是在「現代」範疇之中，從而給今天所有的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礎。

包含並遠不止上述內容的《顧頡剛全集》，於先生辭世三十周年之際出版，具有特殊的意義。

在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創者中，顧頡剛是最後一位離世的大師。

顧頡剛的逝世，不僅是史學上的胡、傅、顧時代的結束，更是中國古典學史上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但「古史辨」派肯定將與「乾嘉學派」一樣，作為古典學史上一個特殊段落的標識，永遠載入中國學術史中。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2011年01月11日，導讀系《文史哲》雜誌微信公眾號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