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界為何走不出「疑古時代」？做歷史號的作者都應讀此文

中國史學界為什麼走不出「疑古時代」？

【倪方六按】本文為北京師大歷史學博士張國安先生將出版新書《走出「疑古」》的《引子》部分節選。

文章談了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史學界的疑古思潮，和其對1949後中國歷史學研究的影響。

這樣的文章並不適合在今日頭條這類大眾閱讀平台上分享，但為什麼又要發在這裡？因為今日頭條平台聚合了目前大陸一大批歷史作者和歷史自媒體。

1980年改革開放時有一個笑話，叫一塊磚頭砸到10個人，9個是經理，剩下一個是經理助理。

套用此話來形容眼下的歷史作者群體，也未必不適合：如果一塊砸磚頭砸到10個作者，9個是歷史作者，剩下一個是準備寫歷史的。

現在寫作圈有一個笑話，說小學畢業便可以開歷史號了，這說明歷史號門檻很低，但也說明當下歷史文章的糟糕，質量之差，史實之誤，不忍細讀！很多歷史文章抄來抄去，更糟糕的是還抄錯了，比糟糕還糟糕的是，不知道錯在哪！

所以，普及中國歷史學常識很有必要，讓歷史號作者知道什麼叫歷史學，知道如何研究歷史，這也是對歷史負責。

如果你是歷史作者，如果你能忍耐心地將這篇近5000字的文章讀下去，你就是一個好的歷史作者，讀後還會有所收穫，能大概了解民國時興起的「疑古史學」來龍去脈。

原題為《 「走出疑古時代」為什麼走不出去？》

文/張國安

稍具中國現代、當代學術常識的學者咋一看到拙作題目，很多人一定會先被「駭得舌撟而不能下」（顧頡剛先生《自序》中語）。

這樣的感覺當然極有道理，反傳統的怒濤拍擊過清末民國社會各階層的靈魂，「疑古思潮」的狂飆也席捲了整個古典學界。

1949年後，「疑古思潮」改頭換面，變成了薄古厚今，影響更加強大，其登峰造極就在文革期間，參與者擴大到廣大普通民眾，其形式由思想「層累」出行動，竟致對各民族物質文化遺產「大開殺戒」，造成了空前絕後的文化浩劫。

現在，無論是誰，對物質「疑古」的危害都會有充分的認識，也必定堅決反對。

針對思想、學術上的「疑古」，李學勤先生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學術界對此反響強烈，贊成者評價很高，如晁福林先生認為李先生「適時地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問題」，「這對於研究中國學術史、總結本世紀中國學術的發展都是重大貢獻。

」[ 《論前疑古時代——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學術方法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

但反對的聲浪卻更大，此說不斷被批判與圍剿。

[ 祝曉風《一樁聚訟八十餘年的學術公案再起波瀾》（《中華讀書報》2006年8月30日第3版）文有綜述。

]以李先生身份之尊和影響之大提出「走出疑古」尚且如此，則筆者區區，居然狂言「終結疑古」，豈非夢囈之語？

筆者可以直截了當地回答，絕非如此！

近代「疑古思潮」在學術上賴以支撐的理論核心，是顧頡剛先生創立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以下簡稱「層累說」），它本來是在1923年5月6日《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這封信（或曰半封）中提出的，結果迅速產生了巨大的學術影響和深遠的社會效應。

當時的學者何思敬說：「頡剛先生在我們中國學術界確是一個霹靂,這想是大家都感到的。

」[ 《讀妙峰山進香專號》，《民俗》1928年第4期。

]它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個極為著名的、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一個系統性假說。

在那個反傳統特別激進的狂飆年代，它很快受到學術界相當多「新派」學者的讚譽，胡適褒之為史學革命，傅斯年給顧頡剛寫信說:「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讚譽顧先生在中國古史學的地位「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是在史學上稱王了」。

[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二冊,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216頁。

顧先生對海外的影響詳見劉起釪所著《顧頡剛先生學述》（中華書局1986年）。

]

蔡元培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是「最顛撲不破的方法」。

[ 蔡元培:《致顧先生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史學論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23頁。

]

郭沫若說:「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

……到現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辨自然並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

」[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1～363頁。

]

學者們進而還會想起那七卷本的「煌煌巨著」《古史辨》，世界學術界對它的交口稱讚似乎更凸顯出「疑古思潮」的「偉大」與「進步」，等等等等。

日本近現代兩大古史學派的巨擘——東京大學白鳥庫吉氏和京都大學內藤湖南氏稍早提出的堯舜禹抹殺論和加上理論也都是類似的闡述，這似乎更為層累說增添了學術上的砝碼。

但從嚴格的學術標準看，「層累說」的論證實際上是不完整、不嚴謹的，不乏隨意性，應該注意的是，它從一發表就受到阻擊，質疑、反對的聲浪更是連綿不絕，學衡、國粹和馬列等派史學家對其進行了雖不系統但卻相當全面（包括研究方法、論證邏輯到材料運用等各方面）、持續有力且頗有足以否定其假說的批駁。

反對的學者或視之為破壞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如章太炎、柳詒徵），或視之為違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謬說（如梁園東、李季），謹慎的大多數學者則持陳寅恪先生所說上古之事證是不易、證偽亦難的態度而不公開表態。

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個終顧先生一生也沒有完成論證的、學術界評價兩極的假說[ 錢穆先生形象而準確地評價:「《古史辨》不脛走天下,疑禹為蟲,信與不信,交相傳述,三君者(指胡、錢、顧)，或仰之如日星之懸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獸之泛濫縱橫於四野,要之凡識字之人幾於無不知三君名。

」(《崔東壁遺書·序》，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第2頁)這與顧先生的親身感受是一樣的：「獎譽我的人稱我『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之所未發』；反對我的人便罵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對我懷疑的人也就笑我抨擊古人只不過為的趨時成名。

」（《古史辨自序》）]

竟很快成為一個定論長期籠罩著中國早期歷史的研究領域，構成學術史上「意見」、「思想」長期壓倒學術的一大奇觀。

絕大多數學者想當然地認為「盤古開天、三皇五帝」的傳統古史體系轟然坍塌，此後很長時期，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信史是從殷墟的商代中期開始的。

與此同時，史學界亟亟於重建古史體系，但迄今也沒有讓人看到什麼明顯進展。

必須指出的是，真理並不以信仰者的多少為依歸，邏輯學家Richard Whately正確地指出：「應該記住這一點，一個很長的討論是謬誤的最有效的面紗。

當詭辯以濃縮的形式呈現於我們面前時，像毒藥一樣，它立刻會被防備和厭惡。

一個謬誤若用幾句話赤裸裸地加以陳述時，它不會欺騙一個小孩；如果以四開本的書卷『稀釋』時，則可能會矇騙半個世界。

」[ Elements of Logic,vol.3,section 5,Longmans,1948.轉引自武宏志、馬永俠：《謬誤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7頁。

]

對「層累說」這個明顯屬於「白馬非馬」式的詭辯——不合常識的假說及由此綿延至今的低水平的學術論戰，在迄今所有對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總結中始終沒有得到準確地定位，而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顧先生的親密師友——極端贊成派胡適、傅斯年先生的悄然倒戈，前後變化雖受到一定關注，但其中真正的內涵——知其不然而不知其何以不然的學術意義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與合理闡釋。

如果對一個純學術的問題尚且如此，那麼要想對「疑古」狂飆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社會心態等深層次的會有全面而準確的認識則更屬奢望。

當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時代」之後，許多學者又置顧先生的說法於不顧，鮮少解釋與論證而徑從五帝乃至三皇開講中國歷史，此態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似乎也不是學者應有的嚴謹態度，更無法說服尚在「疑古」的學者。

直至今天，擁護的一派仍視之為現代史學革命的開端（如余英時先生），更多的學者雖已不再相信，也明明知其不然，但依然不得不受其所謂論證範式的約束，張京華先生稱之為「顧頡剛難題」， [ 顧頡剛難題意指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證全部皆真。

（張京華：《古史辨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3頁）這是一個偽命題，就史書而言，又豈能能以一、兩例乃至一小部分之假推證一書全部皆假。

正像胡適主張的那樣：拿證據來。

證據走到那，結論下到那。

這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式的武斷的思維方式，十分有害。

]

李銳先生既猛烈抨擊又略加回護。

[ 《經史之學還是西來之學——「層累說」的來源及存在的問題》：「從史學史的角度來講，對於『層累說』，我們當然應當懷有崇敬之情；但在從認識中國上古史的角度來看，現在的中國古史研究者對於『層累說』應該具有和當年的顧先生一樣的懷疑精神。

」（《學術月刊》，2009年第8期）]這說明整個學術界對其致誤之因不甚了了。

但很明顯的是，李先生二十多年正確的「走出疑古」之路並不順暢，可謂趑趄蹀躞、步履蹣跚，原因何在？

一、學術上，「走出疑古時代」的理論沒有建立，缺乏充分、系統的論述和有力的學理支撐。

張京華先生指出：「需要留意的是，學者每將『走出疑古時代』視為一個口號或者號召，原因之一是迄今為止李學勤本人對此的闡述並不系統、充分。

」[ 《古史辨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

楊春梅先生認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一言以蔽之，就是借考古材料和新出簡帛替古人鳴冤，為古書翻案，進而重新確立古書及所載古史的可靠性權威。

但李先生一不願過分立異，二因為事務繁忙，無暇系統論述，所發表的文字，或為即興演講，或為精短『小文』，或為序為跋借題發揮，意蘊往往無限而又難免語焉不詳，對古書古史是否整體可靠的問題始終言辭委婉，意向含蓄。

讀者往往得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表而不識其里，各自就其所見而表示支持或反對，對他『走出疑古』後的真正意向，反而容易忽略。

這對『走出疑古』的發展顯然不利。

」[ 《去向堪憂的中國古典學——「走出疑古時代」述評》，《文史哲》2006年第2期。

]

二、懷疑李先生的動機不單純，是出於非學術性目的，有的著眼於其疏離歷史科學追求真理、復原歷史真相的原則，有的認為他只是懷著樸素的民族情感而使然，更有人認為這是政治上的投機取巧。

如林沄先生指出：「李先生出於愛我中華和維護統一的情結今天要翻這個案，首先要給《帝系姓》、《五帝德》這樣的古書恢復名譽。

其主要方法，就是宣稱應該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反思』。

」「中國古典學的信古時代，其實還沒有完全結束，還有餘波微瀾。

……提『走出疑古時代』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信古回潮的錯誤導向。

」[ 《真該走出疑古時代嗎》，《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

]

吳銳先生認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流行『保守主義』，……『走出疑古』乃是在歷史學領域呼應保守主義的標誌性口號。

」[ 《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失敗檢驗「走出疑古」》，《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

（吳銳主編《古史考》

域外專家多視之為民族主義思潮，谷中信一先生說：「『走出疑古時代』正演變為國家的口號。

」[ 張青松譯：《新出土資料的發現與疑古主義的走向》，《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001年第1期。

]

魯惟一、夏含夷先生認為：「最近有一個新的學說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可信。

特別是在中國大陸，這種史觀相當流行。

持此種態度的學者因而被稱為『信古派』。

……信古派的信仰在某些方面無疑是過分的，它的愛國動機比學術依據還要強烈。

……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學者要弘揚中國文化的偉大性和獨特性的願望。

」[ 《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中華文史論叢》總第86期。

]

筆者認為，祝曉風以《「走出疑古時代」遭遇大規模學術質疑——李學勤不做正面回應》[ 《中華讀書報》2006年8月30日。

]為題也點出了走不出去的一部分重要原因。

「不做正面回應」，在旁觀者和相信「疑古」的學者看來，有的可以理解為底氣不足、缺乏信心；有的可以認為這正好坐實了他向統治者「獻媚」的窘境，因為他本來就講不出道理來。

毛澤東主席講：錯誤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就像地上的灰塵，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

「走出疑古」之路之所以走不出去，就在於對「層累說」等謬誤缺少針對性地剖析和批判，沒有從學理上進行充分論述，只是淪為一個口號。

因此，不對「疑古」的霧霾進行正面攻堅、全面清理，是走不出康莊大道、迎不來艷陽高照的。

對於「層累」等說本身，如本著客觀求實的態度、公正嚴謹的學術規範，則稽諸典籍而核之理論、付諸理智而驗以學術，當時就該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它只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論證的假說。

不幸的是，在現代史學及其學界的發展中，三擘成為偶像般的人物，三說因之成為比定論更高等的學科預設，這導致學界中人不太可能去質疑這些既需綜合的通覽博識又須精深的細密分析才能打破的假設，中日學界甚至對「層累說」與「抹殺論」、「加上原則」的發明權迭有爭奪。

學術界之所以如此關注華夏古史體系這個問題，實在於它的重要性，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說，它是「史學的中央題目」，「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

」[ 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44～46頁]

（傅蔣合影）

它之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研究人類早期歷史需要的多種多樣的科學知識卻通常在一般學者的知識儲備之外，但這個問題不解決，那關乎「疑古」的更大命題簡直就無從談起。

因為它涉及範圍更廣，角度更多，是一系列極其複雜而不易理清的團團亂麻，而處理這一題目不僅需要多學科的知識，還須具備將其有機整合在一起的能力，並需要在具備貫通東西方歷史和史學理論的素養的同時還能進行邏輯上的有效溝通，而現代學術越來越細、愈走愈深的專科化發展卻與這種要求背道而馳。

但這並非三說得以屹立至今的充分理由，因為摧毀幾座外觀巍峨的紙糊樓台並非一定要用足夠當量的炸藥把它們整體銷毀，只要推翻它們的主要支撐點同樣可以達到使三說退回到「假說」的目的。

縱覽百多年學術論戰史，雖然反對者的論述並不完滿，但三擘之說的學術支點卻都曾被不同領域的學者一個個推到。

讓人惋惜的是，挑戰者總是成為形單影隻的孤獨者，被晾在角落。

筆者細究「層累」等說後發現，它是以天大漏洞、甚至不能成立的邏輯為論證理路，以簡單粗暴、打碎一切的方法破壞了傳統的古史體系，它在所謂進化論的指導下排列出一個退化的古史體系，該說從方法、邏輯到史觀、材料運用等各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

這三種說法都是在未擺脫傳統經學思維的情況下，用西方近代科學史學（實證史學）的史料觀處理中國傳世文獻結構出現的共同問題，都落入了自己設定的史料陷阱。

實際上，近百年各學科方法的不斷發展，曾不斷為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帶來大好契機。

遺憾的是，由於我們以往在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的認識上陷入了誤區，以致契機一來，旋被放過，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沒有突破性的進展。

而這些內容，既關乎常識，復涉及史實，更牽連方法，如不辨清，我們的認識將永遠滯後，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新事實前面仍會逡巡不前。

因此之故，筆者決計略費筆墨，不憚瑣細，核史實而正訛誤，從廓清三擘的研究方法入手，進而對相關問題作出試探性的全面梳理，尤其對本著中編論述的傳統思維存在著的諸多盲點加以深入探討，因為它們一旦被點破，則三說就立刻失去學術上的根基，只能被置諸學術博物館中陳列。

自然，囿於學識，限於資料，迫於時間，拙於思辨，這些都註定本文不過是聊抒一得之見，錯誤和疏漏在所難免。

但如能引起有識之士的關注，進而將問題推向深入討論，則本文縱成眾矢之的，亦在所不計。

（民國歷史學家：蔡元培（右三） 與李大釗（右一）、胡適（右二）、蔣夢麟（右四） 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