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玉器是高古玉器與中古玉器的分界點

我國的漢文化承襲先秦，匯集南北，形成和確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標誌與符號。

漢代的玉器精美瑰麗，蔚為大觀，在中國治玉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以至於當今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玉器的時候，不得不以崇敬的心態和仰視的目光，來欣賞2000多年前的兩漢時期，留給我們的無比豐富的綺麗瑰寶。

漢代玉器在玉文化歷史中具有的突出地位

「漢玉」是高古玉器與古代玉器的分界點，具有著玉文化歷史的「里程碑」意義。

這首先源於漢代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所獨有的作用與地位。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成型於漢代，兩漢時期400餘年的歷史，奠定了民族文化的標誌性基礎，使漢文化成為我們中國文化的符號。

其次，漢代的政治、社會、倫理、道德的諸多因素，尤其是儒家的學說，豐富了漢代玉器的內涵。

再次，漢代國勢強盛，疆域遼闊，中原同西域的交通往來頻繁，大量精美的優質玉材源源不斷輸入。

最後，漢代經濟發達，社會安定，能工巧匠雕琢出工藝精良、種類繁多的玉器，僅品種就多達7300餘種，在歷史上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由此，「漢玉」形成了中國玉器史上發展的高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地處華夏遠古文明兩河——長江、黃河兩大河流之間的古城徐州，具有悠悠5000多年的歷史。

這方水土山川形勝，物產豐富，這座歷史名城古韻悠遠，獨具魅力。

徐州不僅是楚漢相爭的定鼎之地，也是漢高祖劉邦的故鄉，漢文化的發祥地。

至今留有為數眾多、極富品位的漢代文化遺存，精美絕倫的玉器便是其中璀璨奪目的瑰寶。

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發掘的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了聞名全國的金縷玉衣等珍貴文物二千餘件，同時出土了相當數量的玉器，不僅玉質好、雕工精，堪稱「巧奪天工、精美絕倫」(楊伯達語)，器種有杯、卮、璧、璜、珩、戈和各種玉飾珍品。

該發現被列為1995年國家十大考古發現，榮獲中國二十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

這批出土的玉器被譽為「天工漢玉」，反映出漢代楚國制玉業已十分發達，代表了我國漢代玉器製作的最高水平。

現藏於徐州博物館的漢代玉器質量高、數量多、種類全。

館內辟有國內唯一的漢玉專題展室;有國內迄今為止發現的用料最為上乘、工藝最為精美的金縷玉衣;還有玉棺、玉豹等稀世珍品，令人嘆為觀止。

綜觀徐州出土的漢代玉器，一是數量豐富。

已經發掘的徐州漢代王侯貴族墓葬幾乎墓墓有玉，僅1995年的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便達200餘件套，占該墓文物的十分之一;玉衣可以說是「漢代獨有」，目前全國各地出土漢玉衣53件，徐州就有12件，占全國出土總量的22.4%。

二是品種繁多。

組合完整的喪葬用玉、規整肅穆的禮儀用玉、琢磨精緻的裝飾用玉、豐富多彩的生活用玉、紋飾華麗的玉質兵器、栩栩如生的玉質動物、惟妙惟肖的玉人，漢代所有玉器品種幾乎應有盡有。

三是質地優良。

在徐州出土的漢代玉器中，最為受人尊崇的新疆玉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的玉質堅硬，色澤溫潤如脂，用這樣的材料雕琢出來的玉器熠熠生輝光彩照人。

四是雕琢精湛。

許多王侯墓出土的玉器，其工藝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們設計巧妙、線條流暢、底子平滑、轉折有序;既有線雕、淺浮雕，也有圓雕、透雕，特別是鑽孔、拋光技術，技藝的精湛令人扼腕讚嘆。

徐州「漢玉」的史料價值與研究價值

其一，代表了中國漢代玉器製作的最高水平。

如前所述，徐州出土漢代玉器從整體上來說數量多、品種全、質地好、雕琢精，有一部分為目前全國最好。

全國僅有兩套玉棺，一為河北滿城竇綰墓出土，由192塊青玉版組成，鑲貼於木棺內壁;一為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出土時有1781片青玉版，復原後達2095版;兩相比較，後者體量龐大，裝飾華麗，做工精細，當為中國之最。

獅子山楚王墓出土金縷玉衣時代最早，不晚於公元前154年;使用玉片最多，達4000多片(一般玉衣2000多片);玉質最好，全部使用新疆和闐青白料加工，玉質溫潤;工藝最精，玉片表面光潔度高，四邊倒棱，小而薄，有的不到l平方厘米，厚度僅0.1厘米。

該玉衣被中國社會科院考古研究所盧兆蔭研究員評價為「目前發現質量最好的玉衣」。

楚王墓出土玉璜九十餘件，如此數量，上海博物館馬承源研究員認為這在「全國是第一次發現」，其中的龍紋玉璜則被稱為是「獨一無二的國寶」。

其他漢玉如雕花玉卮、龍虎玉戈、玉豹、玉獸、玉枕、玉璧無不代表了各自品種的全國最高水準，成為具有藝術、科學和歷史等多重價值的結晶。

從內容美、形式美、時代美的角度看，徐州漢玉代表了中國玉器藝術最高水平;和闐玉摩氏硬度在6-6.5，鋼鐵為摩氏5.5-6度，從切割難易程度來說它反映了我國漢代最高的技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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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說明了西漢楚國制玉業的存在狀況與發達程度。

徐州漢代玉器水平極高已為學術界公認。

關於玉器的製作地點，長期以來難以說清，有人認為多數來自長安皇家國庫，近年來徐州漢玉的出土對此提出了質疑。

在徐州地區，不僅獅子山楚王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北洞山楚王墓、小龜山楚少墓、東洞山楚王墓、韓山漢墓、火山漢墓、拖龍山漢墓、後樓山漢墓群均有許多精美玉器出土，白雲山漢墓還出土了玉料、半成品玉器，證明了西漢楚國玉器作坊及優秀制玉匠師的存在，說明了西楚國制玉業是相當發達的，可以說徐州出土漢代玉器主要是楚國諸侯王作坊製作的，從而為我們研究西漢楚國史、手工業發展史開拓了思路，提供了新的歷史資料。

其三、進一步驗證了玉器是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一種「新工具」。

中國史學家歷來既重視文獻資料，也重視文物資料，不過人們在運用文物資料時，更多的是運用陶器和銅器。

對此，1999年香港著名古玉器研究學者楊建芳先生就著文《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種新工具——玉器》，提出「玉器是否也能像陶器、銅器那樣，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種工具」的課題，然而，由於出土少、研究成果小、認識浮淺，這一課題的進展步履蹣跚，所舉事例多囿於為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

近年來，徐州漢墓出土了大量玉器，不僅補充了寶貴的文物資料，而且，其初步研究成果也正在驗證楊先生的真知灼見。

例如研究證明隨葬玉器是身份的象徵。

《後漢書·禮儀下》：「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

」徐州漢墓出土玉器多與這一記載相吻合，獅子山楚王墓甚至出現一墓之中楚王用玉與屬下用玉等級分明的情況，證明玉器的隨葬情況應該是判斷墓葬等級、墓主身份的依據與標準。

據《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簡報》稱，該墓被盜於西漢晚期至王莽篡政期間。

盜墓者耗費極大氣力進入了墓室，然而價值極高、數量很大的玉器卻無人問津。

徐州韓山漢墓、拉犁山漢墓也有類似情況。

這些進一步說明玉器在當時是身份的象徵，盜掘者不敢隨便取用。

再例如研究認為隨葬玉器的減少是受到中央政府獎懲的標誌。

參與「吳楚七國之亂」的宛朐侯劉藝、楚王劉戊叔侄二墓葬整體情況極不相稱，說明玉器隨葬狀況是受到中央政府的獎懲標誌。

在這裡，徐州漢玉讓二重證據法又一次熠熠生輝。

其四、補充了絲綢之路的貿易歷史。

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是古代聯結歐亞大陸交通與貿易的最高成就。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於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前139年-前126年;前119年-前115年)之後。

通過絲綢之路由東向西運輸的物品主要是絲綢，而向東去的貨物則有黃金和其他貴金屬、羊毛、象牙、珊瑚、琥珀、寶石等。

徐州出土大量漢玉，對上述成論提出了質疑與補充。

徐州漢玉中精美的新疆和闐玉占有很大比例，就楚王陵而言，「墓主用玉全部系新疆和闃白玉(還應有黃玉、青玉)和新疆瑪納斯河流域出土的碧玉」。

一個諸侯王便隨葬了如此之多的新疆玉，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絲綢之路大宗貿易並非僅僅局限於上述物品，通過這條友誼之路已有大量的美玉千里迢迢流入中原及東部地區。

獅子山楚王墓的墓主有劉郢(亡於前175)與劉戊(亡於前154)兩種說法，無論哪種說法都說明該墓的下限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幾十年在這條貿易通道上已經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運輸與交換。

徐州漢玉向我們提出了絲綢之路到底何時形成，貿易內容究竟包括什麼物品等問題，這些要求我們站在新的角度重新審視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