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種書，認識饒宗頤先生之學問

饒宗頤先生作為國學泰斗，深受國內外學術界景仰，他的逝世是民族的巨大損失。

但由於饒先生的大多數著作專業性太強，文字過於艱深，一些讀者不得不望而卻步。

而且，饒先生著述宏富，據鄭煒明、胡孝忠兩位先生編著的《饒宗頤教授著作目錄三編》（齊魯書社2014年版）一書，饒先生出版著作80多種，發表文章950餘篇，一般讀者難以窺其全貌。

筆者雖閱讀過饒先生的大多數著作，但仍不敢說對其學問有透徹的理解。

在此不揣固陋，挑選出十種饒先生相對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加以介紹，以助讀者感受一代通儒所構築的國學殿堂。

1.《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若有條件，閱讀《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自然是目前了解饒先生學術的最佳方式。

該書分為「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宗教學」「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學」「目錄學」「文學」「詩詞學」「藝術」「文錄、詩詞」14卷，共20冊，匯集了饒先生20世紀的主要著作，可反映其在國學各領域不斷開拓的治學歷程。

2003年，這套文集由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

2009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印行簡體字版。

在將舊作收入《文集》時，饒先生往往結合新的認識或新的材料加以修訂（如對《楚帛書》的增訂），或加按語進行總結和反思。

在編輯這套文集時，饒先生雖已年屆耄耋，但仍有旺盛的精力和創造力。

他很重視這套文集，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晚年的健康，不免令人遺憾。

由於《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帙甚巨，價格不菲，一般讀者難以直接閱讀。

胡曉明先生編著的《澄心論萃》（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陳韓曦先生編注的《饒宗頤集》（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陳致、王珏兩位先生編著的《師道師說·饒宗頤卷》（東方出版社2016年版）選錄或摘編饒先生的著述，篇幅適中，較為全面，頗便於一般讀者了解先生之學。

而要閱讀饒先生的詩、詞、駢文等文學創作，《清暉集：饒宗頤韻文、駢文創作合集》（海天出版社1999年初版）之類的書已有不少，有學者將饒先生的一些詩詞集加以箋註解析，亦可參看。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饒先生已經將其全部著作的版權交付中華書局，集大成的《饒宗頤著作全集》將在不久的將來面世。

2.《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一書於1998年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再版。

大陸方面，上海書店出版社在2000年印行此書。

此外，該書的日文版於2003年在東京出版。

由於種種原因，《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並未收入該書。

該書是饒先生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持續探索的結晶，它圍繞以下問題展開：中國文字是如何發生的？史前刻畫符號與文字有何聯繫？中國史前刻劃符號是否與域外文字存在交往？漢字為何沒有字母化？涉及中國文字的發生及發展、中國文字乃至中國文化何以綿延不絕、文字如何影響文學及書法等重要問題。

商代甲骨文已是十分成熟、系統的文字，在此之前，則發現有大量見於陶器、玉器等載體的刻畫符號，有的已經可以被視作文字。

饒先生十分重視中外史前刻劃符號的比較和交流。

以卍形符號為例，它遍及西亞、南亞、北非、歐洲乃至美洲，以西亞為最早。

在中國境內，最初見於新石器時代西北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東北地區的小河沿文化、紅山文化，正處於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

饒先生對卍形符號有持續的研究，在《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一書中，他強調「我至今仍認為卍號必來自西亞」。

季羨林先生為《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所作序言指出：「饒先生從青海樂都縣柳灣墓地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紋符號聯想到古代雅利安人舊有的卍符號，又聯想到世界其他各地的，特別是美索不達米亞的類似的符號，從而推論其間的關係，並論到古羌人的文化，時有柳暗花明之妙。

可能有人對這種推論方法提出懷疑。

但是這畢竟能啟發人的想像，開闊人的視野。

幻想力和聯想力對學術探討有時候是不可缺少的。

」

在這本書中，饒先生呼籲開展「史前文字學」，對中國史前刻劃符號的材料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較為綜合的研究。

21世紀以來一些學者陸續開展系統研究中國史前刻符的工作，該書為此奠定了重要基礎。

該書關於中外史前刻劃符號的比較，所得出的結論未必會被一些學者所接受，但其視野之廣闊、材料之翔實，往往一新耳目。

正如著名美籍華人學者錢存訓先生所言，該書「實為史前文字學和字母學在中國學術界開闢先河之作，值得重視」。

3.《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饒先生在甲骨學領域有持續、深入的研究，因饒先生字選堂，有人譽其為「甲骨第五堂」（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並稱「甲骨四堂」），《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便是其甲骨學的代表著作。

該書於1959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韓文版於1996年在首爾出版，中華書局（香港）在2015年又重印此書。

此外，該書又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2《甲骨（上、中）》。

該書奉行「分人研究法」，即以甲骨卜辭的操作者——貞卜人物為切入點，對甲骨卜辭展開系統整理研究。

甫一出版，便好評如潮，有十多國文字加以評介。

饒先生於1962年榮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授的漢學研究最高榮譽、有「西方漢學之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該書便是其獲獎的重要理由之一。

因該書與陳夢家先生所著《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56年版）均為20世紀50年代甲骨學集大成之作，因而古文字學家陳煒湛先生將此二書並稱為「50年代甲骨學之雙璧」。

饒先生致力於搜求散落於海外各地的甲骨文材料，在此基礎上，他對當時所能掌握的材料進行窮盡性的梳理，並提出許多新的考釋意見。

但出於種種原因，大陸學者在很長時期內難以接觸到該書，也便難以認識到該書的價值，其觀點一度主要通過《甲骨文字詁林》之類的工具書流傳（《甲骨文字詁林》收入該書意見近500條）。

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該書「於甲骨研究專辟新境，書中蘊涵的種種理念，至今尚對學人廣有啟迪」。

4.《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

改革開放之後，饒先生重返大陸，與大陸學者開始有密切來往。

在此期間，地不覆寶，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饒先生與長期擔任容庚、商承祚助手的曾憲通先生合作，出版了《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

這三種著作後又收入《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並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3《簡帛學》及卷4《經術、禮樂》。

1975年底，在湖北省孝感市雲夢縣睡虎地第11號秦墓中出土了一千多枚竹簡，其中包括《日書》——一種選擇時日吉凶的數術書。

饒、曾二位先生在缺乏清晰圖版、學界普遍對數術類文獻缺乏認識的情況下，克服種種困難，首次對秦簡《日書》展開系統研究，該書提出的一些創見被其後的放馬灘秦簡等材料所證實。

後來其他類似於《日書》的材料續有出土，研究不斷推進，《雲夢秦簡日書研究》一書作為數術研究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功不可沒。

近期熱播的《國家寶藏》，湖北省博物館推出了三件國寶，其中便包括雲夢睡虎地秦簡和曾侯乙編鐘。

饒先生除了對雲夢睡虎地秦簡較早展開系統研究，還對曾侯乙編鐘上的銘文加以解讀，《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一書就曾侯乙編鐘銘辭的文字釋讀、音樂史意義、美學意涵、天文學背景等方面進行綜合性研究。

饒先生兼通古文字與古樂，可謂不二人選。

子彈庫帛書發現於1942年，上面不但記載著瑰麗的創世神話，還繪有富於想像力的神怪形象。

在被盜墓賊盜掘之後，它又流散到美國，來自中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學者前赴後繼，對這件稀世珍寶展開了持續研究。

饒先生是楚帛書研究的重要見證者，從1954年發表《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開始，他求索不止。

一直到21世紀初，他仍結合新材料對《楚帛書》續加討論。

其用力之勤、創穫之大，都是極為罕見的。

楚帛書

饒先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便對楚帛書、楚簡、漢簡展開研究，是簡帛學的開拓者之一。

21世紀以來，上博簡、里耶秦簡等新材料層出不窮，耄耋之年的饒先生仍參預其事，，相關文章已見於沈建華女士所編《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5.《楚辭地理考》

《楚辭地理考》系饒先生研治《楚辭》歷史地理的專著，是楚辭地理學的先聲。

該書的撰作，始於饒先生1935年出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之時，1940年完成於香港，並於1946年由當時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1978年，該書由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重印，後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11《文學》。

該書寫作之際，饒先生才二十歲左右，作為最年輕的禹貢學會會員，他當時專注於歷史地理的研究。

針對錢穆先生《〈楚辭〉地名考》「屈原放居漢北」的主張以及將《楚辭》中地名儘量北移的做法，包括游國恩、方授楚、饒宗頤等在內的學者都提出了質疑，是為楚辭學的一大公案。

相對於其他學者的論著，饒先生的反駁更為雄辯，也更為系統。

像論證「三閭」「洞庭」諸問題，饒先生結合《楚辭》內證及其他文獻的旁證，將討論對象置諸當時的時空背景，論證嚴密，層層遞進，一一駁斥錢穆之失。

由於當時楚地的考古發現還很匱乏，包括錢穆先生在內的一些學者深受「中原中心說」的影響，因而低估了先秦時期楚地的文化。

饒先生作為楚文化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很早便意識到楚文化的重要價值，後來楚地出土文物粲然大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佐證饒先生當初的一些設想。

6.《老子想爾注校箋》

《（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一書於1956年由香港東南書局出版，增訂本《老子想爾注校證》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後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5《宗教學》。

敦煌寫本《想爾注》殘卷（S.6825）從道教角度對《老子》加以注釋，饒先生首度對其展開系統研究，不但錄出寫本的圖版和釋文，還對作者、時代、思想等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證。

此書一出，引發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奠定了饒先生在敦煌學和道教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法國國立高等學院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Max Kaltenmark）以該書為教材，作為門人研習中國道教史的入門書，並由此引發法國漢學界的道教熱，索安（Anna Seidel）、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西方著名道教研究者便深受其影響，施舟人更是尊饒先生為道教文獻研究的開拓者。

劉屹先生在總結20世紀敦煌道教文獻研究時將該書視作第二階段（50—70年代）里程碑式的著作，指出其極大地填補了漢末道教史材料的空白，且首次將一部敦煌道書與相關的道教史背景如此緊密地結合起來考察。

無論是研究道教史還是《老子》，該書至今仍是繞不開的著作。

在該書出版之後，饒先生又不斷對《想爾注》開展後續研究，一直到2003年，饒先生還發表相關論文，可見其執著的治學精神。

7.《敦煌曲》

《敦煌曲》由饒先生與法國漢學泰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合作，1971年出版於巴黎，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8《敦煌學》。

其中饒先生負責中文的撰述，戴密微先生則負責譯成法文，中、法兩本合為一編。

1965年，饒先生受戴密微之邀赴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研究敦煌寫卷，《敦煌曲》一書即其中一項重要成果。

該書出版之後，楊聯陞、蘇瑩輝、吳其昱、陳慶浩等學者紛紛撰文評介，至今仍是敦煌曲研究繞不開的名著。

該書主要利用法藏敦煌寫卷，兼及英、俄藏寫卷，對敦煌曲進行系統探討，尤其是對敦煌曲的範圍、敦煌曲與詞的關係、敦煌佛曲的價值等問題的探討，極具影響。

由於饒先生能接觸一手材料，因而訂正了任二北等其他學者的不少疏誤。

此後，饒先生就敦煌曲又續作討論，發表了一系列論著，是「唐詞」公案的重要當事人，相關文章後收入《敦煌曲續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版）。

8.《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匯集了饒先生悉曇學方面的論著，於199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其中一些文章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5《宗教學》。

所謂「悉曇（siddhām）」，指在唐以前傳入中國的悉曇體字，是當時所稱的狹義梵文。

這方面的材料主要依賴一些漢文典籍才得以保存，日本學者較早著手研究，饒先生此書則是中國悉曇學的拓荒之作。

悉曇字對中國語言學影響巨大，反切、等韻學等應運而生。

饒先生通過近三十年的探索，從古代中國、印度文化交流的角度加以思考，澄清悉曇字流傳及其影響的一些疑題。

針對陳寅恪先生《四聲三問》一文將四聲與古印度誦吠陀經典的三聲相聯繫的觀點，饒先生持不同意見，認為「印度語無四聲之分。

以《圍陀》誦法之三聲，比附中國之四聲，頗多枘鑿之處」。

俞敏、楊金鼎、李新魁等學者從不同角度討論這一問題，是為語言學史上的一大公案。

再如饒先生指出東晉道安時已有《悉曇慕》，從而否定了過去定在隋唐的觀點，將悉曇傳入中國的時間大大提前。

悉曇體字母

9.《文轍——文學史論集》

《文轍——文學史論集》是饒先生文學史方面論著的匯集，1991年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相關文章又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各卷。

饒先生自1952年以來長期職掌香港大學等高校的古典文學教席，他十分重視古典文學，認為「一切之學必以文學植基，否則難以致弘深而通要眇」。

在這本論文集中，饒先生或結合出土簡牘討論秦代散文、稗官、唐勒賦等問題，或據敦煌寫卷研究《文選》《文心雕龍》等文獻，或討論佛教、拜火教等宗教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或探討《文心雕龍》與佛學之關係，或結合不同古代文明的材料討論「發問」的文體，勝義迭出。

所討論的話題從先秦延續到明清，跨詩、詞、賦、小說等不同文體，兼及文學理論與批評，且往往結合宗教等文化史背景、出土文獻及域外史料，視野之宏闊罕有其匹。

10.《詞籍考》

《詞籍考》196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1992年中華書局又出版其增訂本《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

該書又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10《目錄學》。

饒先生學術的起點，是續完其父饒鍔的未完稿《潮州藝文志》，這一工作奠定了其目錄學的基礎。

目錄學作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是傳統學術的起點，饒先生對此極為重視，《詞籍考》便是從目錄學和版本學角度對唐五代至金元的詞集加以考訂辨析。

該書出版之際，霍克思（David Hawkes）、傅漢思（Hans H. Frankel）等著名漢學家紛紛撰文推介，至今仍是詞學研究領域的名著。

此外，饒先生的其他重要著作如《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之一》《敦煌白畫》《國畫史論集》《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臨本》《潮州藝文志》《楚辭書錄》《饒宗頤佛學文集》等等，限於篇幅，未能一一道來。

關於饒先生的學術經歷和治學特點，可參見拙作《最能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的人去了——悼念饒宗頤先生》（《中華讀書報》2018年2月14日，第7版）一文。

（作者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