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去世：什麼樣的人才配稱「國學大師」｜沸騰

文 | 谷卿

饒選堂宗頤先生今晨（2月6日）仙逝，哲人其萎，學林藝林同聲哀悼。

1.饒宗頤治學博泛無匹，匯通古今

在近三十多年間，內地知識界和文化界對饒先生的評價有過一些變化。

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學術逐漸復興，隨著眼光轉向外界，人們發現竟有這樣一位久居香港的學者和藝術家博通至此，舉凡人文學科的各個門類，其人幾乎無不涉及。

1990年代「傳統文化熱」，饒宗頤因與錢鍾書、季羨林等學者成為偶像級人物，「南饒北錢」、「南饒北季」的稱譽由此出現。

「博通」符合傳統文化的審美與想像，但卻不是現代學術的常態。

中國內地經濟騰飛之後，文化發展與學術進步自與以往不能同日而語，由本土培養的學者也紛紛走向世界，今之視昔，文化自信洋溢，因有《被高估的民國學術》之類文章熱傳。

學術精細化、科學化之風盛熾，「通人」錢鍾書的偶像地位被「專人」陳寅恪取代，饒宗頤也不再成為學術界頂禮膜拜的對象，晚年更以文人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

假如能夠歷史地看待選堂（饒宗頤號選堂）的學術生命和成就，或不至於將他捧上神壇，也當對他獲膺「國學大師」冠冕予以理解。

饒宗頤先生一生治學所及，博泛無匹，可視為20世紀人文學術之顯學與新學的全息縮影。

他對學術史的發展有非常明確的認知，對自己在潮流和大勢中所處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也相當自覺。

▲饒宗頤。

農京早攝，作者供圖

2.饒宗頤預20世紀學術之流，得風氣之先

2003年，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內地版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09年推出，共14卷20冊，別為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宗教學、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學、目錄學、文學、詩詞學、藝術及文錄和詩詞等。

這套學術文集的分類和編排是否合理姑且不論，但大體上呈現了饒宗頤學術世界的面貌，據之足以了解選堂治學的路徑與轉捩。

文集之特意加上「二十世紀」四字，實際也體現了饒先生本人對學術史和自己學術生涯的看法，他在小引中指出：

二十世紀為中國學術史之飛躍時代，亦為返哺時代。

何以言之？飛躍者，謂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紙上與田野調查史料之大量增加。

由於考古學之推進，可徵信而無文獻紀錄之歷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

返哺者，謂經典舊書古寫本之重籀，奇字奧旨，新義紛披，開前古未有之局。

饒宗頤看到了近百年學術史舊學發潛、新知遞生的趨向，令他感到幸運和欣慰的是，他出生的1917年，正是王國維考證先公先王之年，而甲骨面世迄於世紀之交，恰當期頤，他不無自豪地說：

「當代學術之顯學，以甲骨、簡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穫豐富，影響至為深遠，余皆有幸參預其事。

他若楚辭與楚學之恢弘、滋大，而垂絕復興之賦學與文選學，余皆曾致力，不無推動之績。

至余所開拓之新業，如潮學，比較史前文字學與悉曇之學，則亦薄著微勞」。

李澤厚從《登幽州台歌》中看出陳子昂內心那種「得風氣之先的偉大孤獨感」，饒宗頤預20世紀學術之流，身處其間，自然而然有「得風氣之先」的感受。

而世移勢易，前輩同輩漸次凋零，那種「開先」的孤獨感則未免轉為「獨守」的孤獨感了。

▲饒宗頤。

農京早攝，作者供圖

3.晚年常來往內地，增進內陸香港間文化交流

好在饒先生是個「能夠享受孤獨的人」，而久居香港也使他得益於這「偷來的時間和地點」。

饒宗頤的學術之路由董理父親遺囑和鄉幫文獻肇端，因有機會參與粵籍前輩葉恭綽主持的《全清詞鈔》輯錄編修工作，在香港大學獲得教職後，他一面關注嶺南古史，一面研究古典藝文，今天看似龐雜無比的學術成果和著述，其實當年也是由一道道鏈條藉助種種因緣接綴而成。

彼時香港與海外漢學界聯繫密切，交往頻仍，饒宗頤先生利用各種訪學、預會、客座任教的契機，與歐美及日本、印度等國的學人商略切磋，同時留心著錄各地新見文獻，如《巴黎所見甲骨錄》《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敦煌曲》《敦煌白畫》《唐宋墓誌：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等，既為自己和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輯存難得的史料，也成為他與各國學界同人交往的最好見證。

1980年代以後，饒宗頤多次受邀訪問內地，參與學術研討、考古發掘和文化考察，增進了兩地學術與文化交流。

至於其間以書畫詩文紀游酬答，更是不可勝數，所謂「學藝雙攜」之譽，自非虛誇。

千禧之初，選堂即已感慨，晚近以來地不愛寶，新寫本不斷出土，學術界當另有新境界、新事業展開，「古典重溫，新義滋起，或可能導致未來之文藝復興，謹拭目以俟之」。

先生今歸道山，語猶諄諄，希冀在焉，來者可待。

文/谷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編輯：新吾 實習生：嘉木 吳庸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