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古代文學研究名家傅璇琮 任何時候都要讀書

2016年1月29日訊，著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名家傅璇琮先生追悼會於1月27日在京舉行。

今天《書鄉周刊》為什麼要特別紀念傅璇琮先生？

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在接受採訪時準確的概括了傅璇琮先生的三大特點：一是他的學術研究有開創性，他是20世紀80年代之後很少可以稱得上開一代風氣的學者；二是他是繼楊伯峻、周振甫、趙守儼先生之後，中華書局學者型編輯的典範；三是傅老集出版家和學者於一身，是中國文史學術最有力的推動者。

傅璇琮先生堪稱複合型人才，一生致力於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著述宏富，被評價為「最近30年唐代文史研究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

同時學術組織和領導能力出色，曾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兼秘書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參與制訂《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

另外，他還具有高峻清正的學術品格、謙抑和婉的為人風格，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學者。

傅璇琮善於將文學研究和歷史研究、社會風俗溝通起來，研究唐代文學是在怎樣的具體環境中進行的，從而更深入地認識、理解唐代文學。

無論是治學、編輯還是為師、為人，傅璇琮都是一代學人的典範，我們在有限的篇幅也試圖學習傅璇琮的研究方法，簡述其學術和生活道路，呈現一代人的命運與抉擇，折射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文化乃是一個整體，為了把握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歷史活動，需要從文學、歷史、哲學等著作中，以及遺存的文物中，作廣泛而細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說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來，並儘可能作立體交叉的研究，讓研究的對象活起來。

」傅璇琮先生在他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中這樣說。

傅逝世前一個月，即2015年12月20日，其完成於三十年前的《唐代科舉與文學》與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張世英先生的《哲學導論》和陳來先生的《仁學本體論》同獲第三屆思勉原創獎。

傅璇琮先生時在病中，未克蒞會，撰寫了書面獲獎感言，這篇感言後來刊發於報端。

在這最後的感言文章中，傅璇琮談到對他產生深刻影響的法國學者丹納和朗松。

《藝術哲學》的作者、法國著名學者丹納強調的「環境」乃可資借鑑，「環境」就是勾勒社會的文化風貌，通過「環境」之描述來呈現文人的心態，通過文人之普遍心態來理解文學。

法國文學研究泰斗朗松進一步開創了「文學生活史」，將文學研究置於更為廣闊的文化與生活空間中，取得了很大成就。

傅璇琮說自己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受到了這類研究的啟發，嘗試以全景式的勾勒與描述方式，細緻而具體地展現出在科舉制的影響下唐代文人所生存的時代氛圍、他們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從而進一步體察到他們在從事文學創作時所特有的情感與心理。

從某種意義上說，要理解傅璇琮這一代人的學術成就，不可不提到所生存的時代氛圍、他們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

萬曆十五年第一版書封

待「罪」之身做學問

傅璇琮的一生是一代人的縮影，他是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早年遭遇曲折，學問之路隨著時代潮流起起伏伏。

在嚴苛的政治局勢下，傅璇琮能夠成長為學者型的編輯，一方面是自己始終堅持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世態炎涼，總是抓時間讀書作文；另一方面確實有一批專家型的領導保護和培養了傅璇琮這一批人。

傅璇琮在《出版史料》曾撰文回憶自己的前半生，他於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後因全國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留校任助教。

如果世事順利，他可以在象牙塔安靜讀書、搞科研。

不料1958年「反右」風起，他被「貶逐」至商務印書館。

古籍編輯室主任吳澤炎先生叫他幫著重編《越縵堂讀書記》。

當時傅璇琮就住在辦公室後面的平房裡。

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他就搬出一張藤椅，坐在廊下，面對院中滿栽的牡丹、月季之類，就著斜陽餘暉，手執一卷線裝書細閱。

他後來自嘲說：「真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的韻味，差一點兒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

幾個月後，由於幾個老牌出版社「專業分工」的確定，傅璇琮又被調轉至中華書局。

當時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非常愛惜青年專業人才，並不讓他去「下放勞動」，而是讓他專致於編輯業務，並告誡：「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

」

當時古籍整理工作發展迅速，特別是1958年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統一的部署。

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是齊燕銘先生。

那時的中華書局可以說是直接在齊先生的領導下開展工作。

去年傅璇琮在接受採訪時回憶當時的情景，對齊先生極為佩服，稱讚「學問淵博，既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又懂得變通，工作方法靈活」。

例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華書局打算出清人筆記《永憲錄》，發現有一段涉及台灣問題，和《明通鑑》等書的提法是不同的。

傅璇琮等參與工作的同志當時不知道是該照原書印呢，還是改動幾個字，於是向齊先生請示。

齊先生特地寫了一封信來談台灣沿革的問題。

不長的一封信，徵引了俞正燮《癸巳類稿》、黃宗羲《行朝錄》、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以及《明史》《明文在》這些書。

最後他在報告上批示：「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無礙於事。

」可見傅璇琮就是在齊燕銘先生這樣既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又善於靈活變通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

「文化大革命」中，齊燕銘遭受打擊和迫害，被監禁長達7年。

包括中華書局在內的出版社都非常重視普及古籍讀物。

當時傅璇琮處理陳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詩評述彙編》，他提議由中華書局搞一套「中國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領導同意這一方案，於是把陳先生的這部書改名為《中國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陸續又出了很多作家的彙編。

傅璇琮自己搞起了《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和《楊萬里范成大卷》。

「中國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這個古典文學項目，一直到現在還在出書。

傅璇琮那時就想嘗試一下，編輯也能成為一個研究者。

傅璇琮回憶當時的工作情景：平時從中華書局圖書館借書，夜間翻閱。

星期天則帶著饅頭到北京圖書館看一天書，饅頭就開水就是一頓午飯。

「近二十萬字的《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彙編》和七十餘萬字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彙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編出來的，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點。

」

《唐代科舉與文學》

讀書治學脫桎梏

中華書局三十年的編輯工作，讓傅璇琮學到了那時大學環境中學不到的許多實在學問，也體會到時代風雲變換做學問之不易。

剛到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傅璇琮碰到新編唐詩三百首之事。

當時對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來，說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美化封建社會」，要新編一本來加以「消毒」。

既然舊編「美化封建」，現在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面。

於是以民間作品為主，把相傳為黃巢的「反詩」以及民歌民謠優先選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鶴等所謂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書稿選完後又請鄧拓當顧問寫前言。

不料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時，把《新編唐詩三百首》也揭發出來了，說鄧拓借選詩，把唐詩中描寫黑暗的作品大量選入，是藉此攻擊「大躍進」、「總路線」。

那時傅璇琮在河南安陽農村搞「四清」，春夜靜寂時，讀到《人民日報》上的這一揭發批判文章，驚得目瞪口呆，感慨古老的歷史傳統中一種可怕陰森的東西。

現在通行的《全唐詩》是傅先生和王國維的次子王仲聞整理的。

王仲聞當時頭頂「國民黨反動派」和「右派」兩頂帽子。

金燦然先生非常注意專業人才，知道他學力深厚，請他來中華書局上班。

文學編輯室主任徐調孚先生請王仲聞先生重新點校一下《全唐詩》，出版意見由傅璇琮來寫，最後署名由徐先生代擬為「王全」。

浙江話「璇」、「全」音近，這表示兩人合作。

「文革」時，中華書局沒批鬥王仲聞，但是住地的紅衛兵批鬥得很厲害，還抄了他的家，一些重要書稿也散佚了。

最後王先生自殺了。

一直到「文革」結束，傅璇琮才能正常從事學術工作。

他於1980年出版了《唐代詩人叢考》，這本書被認為是「改變了國內學者研究古代文學的習慣，影響了一代學者」。

傅先生擴大了學術研究的視野，強調文獻和史學考訂對作品解讀的意義，也追求對於歷史真相的探究。

例如，有個很著名的故事叫「旗亭畫壁」，說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位詩人聽歌女唱詩，比賽誰的詩入歌詞最多。

傅先生通過考證認為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故事中高適的詩是王之渙去世以後才寫的。

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和條件下，傅璇琮這一代人依然堅持學術工作，把研究當事業，視學術為生命，表現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

他曾稱揚學術大師陳寅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的觀點；讚譽顧頡剛先生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特殊背景下欣然接受翻譯《尚書》的任務，「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對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責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

傅璇琮所讚賞的大師也是他心之所向。

先生執著於學術事業而又淡泊名利，正是所有正直的學者的寫照。

《唐代詩人叢考》

傅璇琮：三年磨出《萬曆十五年》中文版

傅璇琮一生編輯圖書無數，每一本都有一個故事。

這其中有一本《萬曆十五年》，在近30年時間裡長銷不衰，影響了幾代學人。

這本書雖然在1979年就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但是在東亞乃至全世界產生廣泛的影響，卻是從中華書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本開始的。

傅璇琮曾撰文回憶當年出版此書的種種不易。

傅璇琮當時是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1979年5月23日，他收到了著名畫家黃苗子的來信，信中說：「美國紐約紐普茲州立大學中國歷史教授黃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萬曆十五年》轉交中華書局，希望在國內出版。

」

傅璇琮馬上通讀，並於6月16日寫了一份審稿意見。

對此書作了充分肯定：「萬曆十五年為公元1587年，約當明代中期偏後。

這一年並無什麼突出事件，稿中記這一年事情的也極少。

稿中主要寫了幾個歷史人物，即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此二人是宰相)、海瑞、戚繼光、李贄。

以這幾個人為中心，敘述明朝中期的政治(如內閣組織、皇位繼承、建皇陵、地方吏治)、經濟(如漕運、賦稅)、軍事(如防倭寇……)、思想等情況，作者企圖從這些方面說明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特點，正是這些特點導致明朝的滅亡，而這些封建社會的固有弊病也影響後代甚至現代。

因此書名雖說是萬曆十五年，實際是論述明代中期的社會情況，著眼點是較廣的。

」那時出版國外學術新著幾乎沒有，又是一本和國內寫歷史很不一樣的寫法，能提出對此書的肯定意見是不容易的。

傅璇琮也對書稿又提出幾點意見，包括此書先是用英文寫成，後來作者自己又譯成中文，「現代漢語的修養不行」，「鑒於作者系美籍學者，出不出此稿，可能有政治影響，因此要慎重考慮。

」

在傅璇琮的建議下，由古代史編輯室另一副主任魏連科(當時該編輯室未有正主任)再審一次，他於9月22日寫出審稿意見，邀傅璇琮聯名向上報告，明確提出「原則上接受出版」。

當時中華書局的一位領導，批為「不宜接受」，「可與介紹人婉言退卻」，他說，我們何必要出國外人的書。

幸虧其時副總編趙守儼明確表示同意出版。

接著就是修改潤色。

在徵得黃苗子先生同意後，由傅璇琮請北大求學時同窗好友沈玉成對全書做文字加工。

沈玉成和傅璇琮是同學，也是難友，1958年因「右派」政治問題同調到中華書局，1969年又同至湖北咸寧「五七」幹校。

「文革」結束後，沈玉成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從事於古代文學研究。

傅璇琮認為沈玉成「頭腦靈敏，文筆快，有文采，確是修改、潤色書稿的合適人才」。

全宋筆記

當時的中華書局對此書稿很認真。

修改後的稿件逐章寄給黃仁宇。

每一次寄時都由傅璇琮擬寫一封信，而這些信函都經當時副總編趙守儼先生閱改。

充分尊重著者意見，同時也提出修改意見，並表示最後的決定權在作者手裡，如1980年6月6日一信中就提及：「第七章中有一段對馬克思的評論，我們認為以刪去為宜，或作必要的修改，均請酌定。

」

黃仁宇每一次接到修改稿後都加回復，有時還談得很具體，如1980年3月8日的信，還詳細解釋明代的「仗刑」與「笞刑」有什麼區別。

上述提及的關於馬克思評論一事，他在1980年6月24日的回信中就表示同意刪去：「第七章提及馬克思也與論李贄關係至淺，遵命刪去。

」

1981年傅璇琮已任中華書局副總編，不在古代史編輯室，因此1982年《萬曆十五年》正式發稿時就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來的王瑞來擔任，以後涉及再版等合同事，則由此後任副總經理的鄧經元及對外圖書貿易部主任許宏辦理的。

《萬曆十五年》這樣一部書不足20萬字的書稿，中華書局從1979年6月接稿，然後審稿、改稿，不論原稿、校樣，經中、美兩地的編者、作者反覆閱看，到1982年5月才出版，也就是花了整整三年時間。

這在現在，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正因為慢工出細，《萬曆十五年》初版一次就印了27,500冊，很快就銷售一空，特別在台灣學界，反應很強烈，認為是難得的好書，此後即有日文、韓文、德文、法文等譯本。

《萬曆十五年》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提供了具有顛覆意義的敘述歷史的新方式。

有人說，在《萬曆十五年》之後，中國大陸進入了一個歷史書寫作和閱讀的黃仁宇時代。

而在這背後是傅璇琮等編輯默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