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逝周年祭，學林緬懷唐代文學研究大家傅璇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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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

傅璇琮先生離開我們整整一年了。

傅先生是著名的唐代文學研究專家，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助教，中華書局編審、總編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中央文史館館員，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復刊之際，傅先生慨允擔任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專家委員會顧問，對《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的復刊給予了許多鼓勵和指導。

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

下面是國家圖書館原館長、教授詹福瑞的《一封推薦信》，記敘了他與傅先生的過往。

今天，我們刊登此文，以為傅先生逝世周年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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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推薦信

詹福瑞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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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學要加大人文學院辦學力度，聘我為講席教授，按程序要有幾位專家推薦，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傅璇琮先生。

傅先生感到突然，問我：「不做館長了嗎？」我說：「膩了，煩了，想收心治學，回到教師的隊伍。

」

傅先生「哦」「哦」了幾聲，想是在思忖，說：「也不晚，我支持你。

」

傅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學者中，應為第二代，即1949年後培養的學術帶頭人。

我的老師詹鍈先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而傅先生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從年輩論晚於詹鍈先生，但二人多有學術交往，近於師友之間。

我考取詹鍈先生研究生後，詹先生推薦我閱讀的唐代文學研究著作中，就有傅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和《唐才子傳校箋》。

詹先生重考據之學，又受了歐美學術思想的影響，把文學研究視為科學，講究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學風嚴謹，並不輕易推許他人的著作。

詹先生要我讀的，自然要認真對待。

所以，那時我很細緻地拜讀了傅先生的幾部書，而且的確獲益甚多，他的考證與義理並重、宏觀與微觀結合的研究路數，令我嘆服並成為我學習的榜樣，所以我雖然不是傅先生的學生，卻自然而然對傅先生師事之。

1988年，中國唐代文學第四屆年會在山西大學召開，我有幸隨詹鍈先生第一次參加年會，見到傅先生，併到他的房間拜謁請教。

傅先生身材不高，典型的南方人，清癯中蘊著神采，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瓶底似的鏡片凸出了他溫和而又似乎永遠充滿詢問的眼神，操一口南方的普通話，親近地寒暄，語句有些瑣碎。

但一落座，說起學問，便看出他語言的精簡清通。

知道我是詹先生的學生，傅先生很高興地問起我的讀書情況和論文設想，傅先生囑咐我先協助詹先生做好李白全集的整理工作，無論從工作的重要性，還是從古代文學的訓練看，這比寫一篇博士論文更重要。

後來，我的確也像傅先生所期望的那樣，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李白全集校注整理上，只有在最後一年才把力量轉到博士論文寫作上來。

當然，照著傅先生囑咐的去做，獲益最大的是我自己。

從1986年參加李白全集整理項目，到1996年《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出版，詹鍈先生幾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們，使我從目錄、版本到訓詁，得到全面訓練，為此後的古代文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回想當年傅先生的囑咐，對他治學和培養學生的高明之處，確有深刻體會與理解。

人的一生中，在其發展的關鍵階段或困難之時，有前輩或賢人指點一二，也許就影響其一生的前途。

回憶傅先生的文章中，多有這樣的感觸：傅先生對年輕學者的指點，所起到的就是這樣的作用。

1991年，我修完博士學業，撰寫畢《南朝詩歌思潮》博士學位論文，準備論文答辯。

詹鍈先生列出的同行評議專家有范寧、陳貽焮、王運熙、傅璇琮等先生，包括答辯委員王達津、羅宗強、王雙啟、熊仁望等先生，多為我敬仰已久的大家，一下子可向如此多的專家請教，心情頗為激動，但作為自己的第一篇專題研究著作，又自感稚嫩，不免心中忐忑。

但等到收回評議書，詹鍈先生交給我看時，我被前輩學者扶植後進的精神深深感動。

各位先生對我的論文提出了中肯的、也是一針見血的批評及修改意見，但整體上，對論文也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傅先生認為，此論文是一部頗具開拓性的學術論著，其中有評語云：

「關於南朝詩歌的研究，已有不少論著，要在已有的基礎上提出新見，確實相當困難。

本文的特點是在於從理論的深度上用力，提出不少為前人所忽略的見解，或更加細緻地闡發已有的成說。

如提出永嘉山水詩人生新幽奇的審美取向，以糾正對謝靈運山水藝術風格的片面理解；以永明時期士族文人的心態及生活理想的變化，揭示這一時期詩歌思潮追求新變的具體內涵；從梁陳時期的文化背景，即以軍伍文化為主體、同時融入市民文化，剖析宮體詩興起的社會歷史原因，又對宮體詩人的審美風尚作了細緻的分析，從而對風行梁陳直至初唐仍有影響的這一特殊詩風作了合乎歷史實際的評價。

」

很慚愧，我做得並不似傅先生肯定得那麼好，但從傅先生的評語裡，我知道他是認真審讀了我那乏味的論文的，他所肯定的地方，也恰恰是我撰寫論文時用力之處。

今之學者，習慣於把審閱自己博士論文的老師稱為「坐師」。

有了以上兩層關係，我自覺與傅先生近了很多，請教與交往也就多起來。

我自己帶博士生後，多次請傅先生出山，主持學生的答辯。

每次，傅先生都會欣然答應。

到了後來，每逢過年，給傅先生拜年之時，傅先生會主動詢問，今年有幾個畢業的學生，如需要他看論文時，早點告訴他，他好安排時間。

傅先生未退休時，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職務，編務及學術活動極為繁忙；從崗位退下來後，受聘到清華大學任教，組織了幾項大的研究項目，且兼任唐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諸多學術組織的領導職務，加之他事必躬親的性格，其勞碌可想而知。

但只要是年輕學者的事情，傅先生一定熱心幫助，盡顯長者之風範、領袖之胸懷。

我到北京工作後，因為館裡的業務以及參加各種學術活動，與傅先生見面、交往的機會更頻繁了，還多了書信和電話的交談。

尤其是最近幾年，他寫什麼書，哪些出版社要出他的書，哪些人在研究他的學術道路和思想，傅先生也會告訴我，並陸續寄來《唐翰林學士傳論》《學林清話》《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傅璇琮卷》《傅璇琮先生學術研究文集》等書。

我嘆服傅先生這棵常青的學術大樹是如此之枝繁葉茂，也不忘加一句「傅先生多多保重」，我想，這可不是我一個人的心愿。

2009年，我打電話請傅先生寫推薦信，很快，傅先生就寫來了。

他肯定了我的學術成績，也強調了組織學術活動的貢獻，我自知傅先生為了促使我轉型成功，拔高了我的形象。

現在想來，1988年初見傅璇琮先生的時候，我35歲，無論年齡，乃至學術經歷，都還算年輕學者，得到了傅先生的第一次指點。

2009年，傅先生為我寫推薦信時，我快奔六了，雖然學術成績不大，年齡和經歷堪可稱老了，但傅先生的關心與支持一如既往，還像我年輕時一樣，可見傅先生對學者的扶植，乃在後進，而不僅僅是年輕。

（詹福瑞，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原館長）

平生風義兼師友

文/羅宗強

我認識傅璇琮先生，是從讀他的大作《唐代詩人叢考》開始。

在這本書里，他考索了部分大曆詩人的行蹤，同時引出了大曆詩風。

讀著這本書，我心生仰慕，希望能結識傅先生。

其時，我剛寫完《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便斗膽將手稿寄給他，徵求他的意見，並請他作序。

不久，他讀完手稿，不僅寫了序言，而且給了許多鼓勵，從此，我堅定了繼續研究士人心態的信心。

1997年，我得了一種罕見的疾病重症肌無力。

這種病，能治好的極少。

相繼在幾個醫院治了幾個月，不僅毫無進展，而且發展到無法進食，無法喝水，全靠輸液維持生命，只好轉到北京醫院治療。

其時，我女兒女婿遠在深圳工作，一時回不來。

多病的妻子不離不棄，便到北京醫院護理我。

博士生張峰屹君，知我病重，也到北京醫院照顧我。

另一學生左東嶺君，那時正在首都師範大學工作，每每講完課就騎自行車從城西到東城的北京醫院看我，滿頭大汗，喘著氣。

我實在於心不忍，一病給學生和親人帶來這麼多麻煩！最難忘的是傅旋琮先生，他每隔幾天就來醫院一次。

他腿腳不好，行走不便，而每次來，都是坐公交車，從豐臺到北京醫院，中間還要轉車，困難可想而知。

他每次來，都給我帶來新雜誌，跟我談論學術界的一些情況。

有一次，我見他擠公交車實在不容易，請峰屹送他出醫院時，叫一輛計程車送他回去。

在醫院門口，峰屹叫來計程車，但是他堅決不坐，還是乘公交車走了。

多年交往，我知他為人實在，他來看我，是出於真誠的關懷，而非出於禮節。

平日交往，書信往來，也都有一說一，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1990年年初，他編集了部分唐詩論文，書名未定。

那時我正在上海，與復旦大學的陳允吉教授提及此事。

允吉教授說：「書名叫《唐詩論學叢稿》似較好。

」後來我把這意見告訴傅先生，他接受了。

與傅先生交往，無話不談。

關於學術問題，他總能提出許多好意見，讓我感到非常受益。

學術路上同行，平生風義兼師友。

在艱難的學術之旅中，有傅先生同行，是一種莫大的幸福。

而傅先生也幫助我，提攜我，視我為知己。

在1992年7月11日給我的信中，他寫下了如下一段話：「對允吉兄的學識與人品，幾年來一直傾倒。

私意以為少數可深交者之一。

因此前幾年在結成論文集時，只請兄與允吉兄作序。

北羅南陳，是可以托死生的知交。

這是弟與內人常講的話。

」今日重讀傅先生的信，悲從中來。

知音已逝，留下無盡的思念。

（羅宗強，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智者風範 仁者襟懷

文/龔延明

傅璇琮先生走了整一年了，然而其身影，仿佛並未遠行，他的精神，他的著作，一如既往，還在影響我們、伴著我們。

傅先生從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編輯、主任，到中華書局總編，他長期在學術上熱情地提攜我，使我從開始學術方向不明，走上有明確的學術方向，找到學術富礦，又幫助我將開採的學術產品，推向社會。

從《宋史職官志補正》《宋代官制辭典》到《宋登科記考》，先生既是幫我制訂學術人生的總工程師，又是我的良師益友。

每念及此，感慨良多。

因限於篇幅，本文只記敘兩件事：

第一件：「不打不相識」。

1979年，我就唐詩《靈隱寺》的作者問題，寫了一篇文章，在《杭州大學》1980年第1期刊出後，該刊第2期就登出了傅璇琮先生的《關於宋之問及其與駱賓王的關係》批評文章，明確表示這首《靈隱寺》詩當仍是駱賓王所作，而不是我所說的是駱賓王與宋之問合寫。

拜讀之後，深感批評之中肯、立論之可信，其資料運用縱橫捭闔，使我折服。

回頭再看自己所寫的文章，實在淺薄，不免汗顏。

當時我並不認識傅璇琮先生，從徐規先生了解到，傅先生是中華書局編輯，是唐代文學專家。

然而，這麼一位專家，在批評文章中，言辭婉和，十分誠懇地提出問題，仿佛批評就像討論一樣，完全沒有居高臨下的架子。

傅先生的深湛學問和與人為善切磋學問的風度，感動了我。

於是我立即給傅先生寫了封信，表示接受批評，並希望今後能夠得到學術上的指點。

傅先生很快就回了封信，說「這是所料想不到的」。

不久，他來信約我寫一本《宋太祖》小冊子。

我欣然接受，《宋太祖》書稿交稿後，他曾致函我說：「《宋太祖》文采很好，我在編輯部會議上也講了。

我們想約請你再寫一本《王安石》。

」我很高興，於是又寫了一本小冊子《王安石》。

《宋太祖》《王安石》分別在1982年、198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這樣一來一往，開啟了我們學術交往之路。

有一次，席間有人問起我怎麼與傅先生認識的？傅先生搶先回答：「我們是不打不相識。

」指的就是通過學術批評結識的。

我這個並未跨入學術殿堂之門的年輕人，通過接受學術批評而能結識一位大學者——傅璇琮先生，並在此後一直得到傅先生學術上的指導，這是我人生的機遇和幸運。

傅先生對我的學術批評，可以說是學術批評的一個範例，這就是抱著開展學術批評的求真的目的，懷著與人為善相互切磋學問的仁心，不但能使被批評者心悅誠服，而且會促使批評與被批評者之間建立起學術情誼。

第二件：主編《宋登科記考》。

傅先生是唐宋文學研究專家，但他兼有史家的史識與史學功底，他的智慧之深邃，正是基於能將文史研究緊密結合。

他站在文學家與歷史學家的高度，十分重視基礎性的資料整理與研究。

他覺得，宋代科舉於宋代文學、歷史與社會文化影響十分深遠，下決心要仿徐松編撰唐代《登科記考》體例，撰編一部《宋登科記考》。

傅先生感到此工程「絕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他想到此時我正好完成了《宋代官制辭典》，於是在1991年北京一次學術會議上，向我提出了合作做《登科記考》課題的事，我欣然接受傅先生的提議。

我當時還在杭大歷史系工作，不知道高校古委會，他幫助我向高校古委會申請立項，又一起制定《宋登科記考》撰編體例。

之後，在《宋登科記考》課題十餘年的運作過程中，傅先生通過審讀書稿，不斷提出修改意見。

在此，我略舉傅先生關於《宋登科記考·天聖二年》書稿的眉批為例：

1．「楊正臣」條：「察襄，擢天聖八年進士第。

」傅先生眉批：「察襄」為「蔡襄」之誤。

2．「毛洵」條《宋史》本傳，似應在周必大《文集》之後，這需有統一體例，是否以時代先後為準，如後之「葉清臣」條。

3.樣稿原文：「孫錫，字昌齡。

真州人。

咸平二年登進士第……宋王安石《臨川集》卷九七《孫公（錫）墓志銘》：『公諱錫，字昌齡……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

』」傅先生註：「咸平」為「天聖」之誤。

4.樣稿原文：「孫彝甫，一作夷甫常州武進人。

」傅先生註：「夷甫」後加逗號。

5．「裴煜」條：引「清厲鶚《宋詩紀事補遺》卷一《裴煜》」。

傅先生眉批：厲鶚非《宋史紀事補遺》著者。

6.樣稿原文：「張瓌……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三七《張洎》……孫瑰。

」傅先生批：「瑰」應作「瓌」。

7.樣稿原文：「周中和……秦和人。

」傅先生批：「秦和」為「泰和」之誤。

8.P.169「傅儀」。

傅先生眉批：已見前頁168「傅儀」條，重。

9．「曹平」條，眉批：「同三禮出身」，「三禮」漏加書名號，應為「同《三禮》出身」。

10．「孫抃」條，原文：「宋王得臣《麈史》卷七」。

傅先生眉批：《麈史》僅三卷。

以上僅舉10例，並非全部，但即便從上所引眉批，已可窺見傅先生對《宋登科記考》審稿之細緻。

從體例、簡繁體更換、錯別字、標點、引書作者等等，都在他嚴謹的審視之下，一一挑出存在問題，讓我們能及時訂正並引以為戒，幫助書稿通過一次次修改、一遍又一遍校對，不斷提高質量，直到2004年全部定稿。

收錄宋代4萬餘進士、420萬字的《宋登科記考》書稿完成後，又是通過傅先生的聯繫，最後落實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使科研成果實現了推向市場的產品的轉化。

傅先生主編的《宋登科記考》，出版後，得到學術界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獲得了全國優秀出版圖書獎、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歷史學類二等獎、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我和傅璇琮先生37年的學術交往，不說電話聯繫，光書信就在300封以上，過從甚密，他長我半輩，其學術成就與學術地位，更是高出我不知多少，但他始終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視我為摯友。

傅璇琮先生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具有出版家兼學者的高度，文學家兼史家的深度，仁者之心的溫度，唐宋文學領軍人物的全局胸懷，獎掖後進的大師風範，和高明的推動與組織學術研究發展的才幹和藝術。

先生已逝，山高水長。

先生的精深學問，與他不遺餘力地獎掖後進、培養中青年學者的崇高境界，已成為一份珍貴的遺產，永遠值得我們珍惜和繼承。

（龔延明，作者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一個時代的學術雕像

文/李岩

1987年7月，我從學校畢業分配到久已嚮往的中華書局，懷揣著我的導師吳楓先生的親筆信，帶著不安而又崇仰的心境去拜見傅先生。

待人和善、笑容可掬的他，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窘態和生澀。

那時，傅先生已任中華書局副總編，我因與他夫人徐敏霞老師在一個編輯室里工作，他每天過來與徐老師吃自家帶的午飯，使我得以經常見到他，並且日漸相熟。

不久，傅先生即應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李珍華先生之邀前去學術訪問。

訪問半年回來後，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吳楓先生向我推薦你，我去美國還帶了你的碩士論文」，並對我褒獎有加，同時，對論文中幾處引文與史實提出異議。

傅先生如此關心一個晚輩後學，這讓我十分驚詫，對他的欽敬之情油然而生。

1991年八九月間，時任總編室領導提任中華書局副總經理，總編室主任空缺，經傅先生推薦，徵得鄧經元總經理同意，由我出任總編室負責人，從此，便直接在傅先生手下承蒙教益，親聆馨欬。

總編室工作承上啟下，千頭萬緒，剛開始，明顯感到生澀侷促，後來，調余喆同志來與我搭檔，相得益彰，漸漸遊刃有餘。

總編室在傅先生辦公室隔壁，常見傅先生辦公室人頭攢動，長燈不息，學界同仁往來不絕，我們也有幸從中認識了許多學界大家。

更多的時候看見傅先生筆耕不輟，在辦公室略顯昏黃的檯燈下健筆如飛。

眼見得傅先生的背身漸漸半躬起來，他的右手骨節處因寫字太多而變形得愈發嚴重。

經年人事代謝，往來漸成古今。

已然成為學術編輯大家的傅先生，仍然常年出入書局與書局後面的家中，同時，往返於兼職的人大國學院和清華大學古代文獻研究中心，他那步履蹣跚而又執著前行的身影常常映現在我們的眼前。

在我們的交往中，我一直視傅先生為一位謙和誠懇而又循循善誘的學界長者和編輯老人，記憶中有三點印象極為深刻：

首先，是他孜孜向學的學人風範。

傅先生學術生涯的代表作應首推1980年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這是被錢鍾書、蕭滌非、詹鍈、王元化、程千帆等先生極力推崇的一代學術名著，連同稍後問世的《李德裕年譜》《唐代科舉與文學》《唐才子傳校箋》等構成了唐代文史學界的基礎性文本文獻，一直為後輩學人視為無可逾越的學術高峰。

到後來年歲大了，他將更多精力用於《續修四庫全書》《中華大典》《傳世藏書》等大型叢書文獻的組織編纂，個人覺得其成就與奉獻尚不如前述幾部學術著作的學術影響力。

其次，是他獎掖扶助中青年學者的廓大情懷。

多年的學術行政職務束縛，多處兼職博導，廣為參與學術評審，組織大型叢書出版，甚至為許多學人的著作寫序寫推薦語，牽累了他大量精力。

有時，他會和我提及他的同輩先生勸他少寫一些應景無實的文字的善意批評，囑我幫他把把關，婉拒一些不必要的應酬文字，可見他已經深自警醒來自學界的這種批評聲音。

但他對晚輩後學的提攜獎助，對晚輩的求助從不拒絕，這一點我覺得彌足珍貴，也時時從旁印證著。

他熱情地為他們題跋作序，向學校和研究機構以及學術界著文推薦，吳汝煜、陶敏、陳尚君、吳承學、蔣寅、劉石等學界中堅，都曾深受傅先生沾溉，得以共同推助文史學界呈現勃勃生機，而使得學術新意盎然。

有一次我去他辦公室，見他站在窗前，仰望長天，潸然淚下，原來是英年早逝的吳汝煜先生讓他情懷盡顯，這讓我輩更是感動並敬重。

還有一點就是他一生持學嚴謹、宏大博雅的編輯與為學生涯。

傅先生早年在中華書局從做編輯入手，到擔任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編髮了《全宋詞》《詩經通論》《啟功叢稿》等重要書稿，組織策劃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歷代文學編年史》《中國文學思想通史》《全宋詩》等多部叢書套書，構織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學術文化史的繁榮景象。

而傅先生對《萬曆十五年》書稿在大陸幾番周折的出版所起到的發現之功，推助之力，已成為編輯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話。

傅先生早年在寧波一心向學，即顯露出文學上的天賦，工作後歷經「反右」「文革」的挫折，養成了謙恭謹慎、有時唯諾的處世風格。

李珍華教授說他「生活上不細心，寫文章倒是很細緻」。

傅先生治學中時時顯露出堅韌的風格，特別是他中年鼎盛時期的文章著作，更是文采飛揚，情韻悠長，讓後輩學人傾慕。

蔣寅將傅先生歸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代學者。

這一點，傅先生得益於這一代學人的學養豐厚，並有幸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

他與同時代的程千帆、漆俠、蔡義江、褚斌傑、金開誠、沈玉成、羅宗強等涵詠蘊藉，相互推重，共同推動文史研究的發展向縱深挺進。

另一個有幸的因子是，傅先生工作同時期的中華書局聚集了金燦然、傅振倫、馬非百、楊伯峻、宋雲彬、劉起、李侃、趙守儼等一大批至今令我們仰慕的學者型編輯大家，加上「文革」後期因毛澤東同志特別指示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麇集一起的顧頡剛、唐長孺、王仲犖、王鍾翰、王毓銓、啟功等數十位文史學界翹楚聲應氣求、如切如磋的學術交往，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積澱了傅先生等輩學人的學術品格和學術素養。

他們共同構築了一個時代的學術群體雕像，成為一座座讓後輩學人們肅立瞻仰的學林豐碑。

今天，我們靜默觀照剛離開我們的傅先生，因他本人對唐代學人群體研究的卓越貢獻，得以成為他們那個時代群體雕像中的一尊，安然矗立在那裡。

應該說，運命鑄就，時代使然，傅先生也是幸運的。

（李岩，作者系中國出版集團副總經理、編審）

智者風範，仁者襟懷。

關於學者的生活意義，關於學習，關於編輯，讓我們一同回憶傅璇琮先生的那些人生感言。

1.關於學者的生活意義

人生總是有壓力的，就我個人來說，二十幾歲時就承受過難以想像的政治重壓，直到現在，也還不時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謂世態炎涼之壓，根據我早年的經驗，這就需要一種「傲世」的氣骨。

我總是認為，一個學者的生活意義，就在於他在學術行列中為時間所認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時的社會名譽或過眼雲煙的房產金錢。

我所仰慕的陳寅恪先生一生也是坎坷曲折的，但他始終堅持以學術自守，「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於友朋」。

2.關於學習

我是住集體宿舍的，住所就在辦公室後面一排較矮的平房裡，起居十分方便。

一下班，許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張藤椅，坐在廊下，面對院中滿栽的牡丹、月季之類，就著斜陽餘暉，手執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線裝本《越縵堂日記》，一面瀏覽其在京中的行蹤，一面細閱其所讀的包括經、史、子、集的各類雜書，並在有關處夾入紙條，預備第二天上班時抄錄，真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的韻味，差一點兒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我平時從中華書局圖書館借書，夜間翻閱。

每逢星期天，則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看一天書，中午把早晨所帶的饅頭伴著圖書館供應的開水當一頓午飯。

我的近二十萬字的《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彙編》和七十餘萬字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彙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編出來的，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點。

我沒有荒廢時間。

3.關於編輯

我那時就想嘗試一下，在出版部門長期當編輯，雖為他人審稿、編書，當也能成為一個研究者。

我們要為編輯爭氣，樹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編輯是能成為專家學者的。

內容來源：1月23日光明日報，愛思想網

圖片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本期編輯：劉博超 邢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