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般的學術領軍人物

傅璇琮先生是公認的學界領軍人物。

1933年，傅先生出生於浙江寧波。

1958年，由北京大學調入商務印書館，再調入中華書局。

他在坎坷艱難的處境中潛心學術，堅韌前行。

上世紀80年代初的幾年內，傅先生接連出版《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和《唐代科舉與文學》等著作。

這幾部著作，融乾嘉考據傳統與浙東及陳寅恪、岑仲勉、聞一多通識之學於一爐，在非常細密的文獻清理考訂基礎上，貫通文史，從歷史文化、文人生活狀態，以及地域和群體角度，清理基本脈絡，對唐代文學作綜合思考。

數著一出，頓拓開闊新境，驟樹高峻峰標，創立學術范型，引領一代學風。

幾部著作中，《唐代科舉與文學》2015年獲「第三屆思勉原創獎」，這是學界公認的國內文史研究最高獎。

緊接著，傅先生又馬不停蹄，順勢向更廣更深的境界進發。

他先後出版近百萬字的《唐翰林學士傳論》的盛中唐卷和晚唐卷，系統清理「翰林學士」這一群體，進一步揭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心態。

傅先生融學術宏大全局於胸內，覽國內學人譜繫於心中，知人善任，有著卓越的學術組織領導才能。

在他的主編和周密組織之下，又完成了《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宋才子傳校箋》、《宋登科記考》等著作。

這當中的每一部都是數百萬字，都是非常重量級的。

他還完成多部其他獨著合著。

他擔任過中華書局總編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在更高的崗位上，他參與與組織領導一系列宏大的國家文化建設項目，參與主編《續修四庫全書》、《中國古籍總目》、《全宋詩》、《全宋筆記》、《全唐五代詩》、《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特大型的古籍整理圖書。

2014年以來，傅先生病重住院。

這期間，他仍念念不忘學術和國家文化建設。

中央文化館要他領銜振興中華文化，他很快提出好幾項新的重大文化建設工程。

他因病已經臥床不起，還常叫人把書帶進醫院，躲開醫生和護士偷偷地看。

住院期間，他總是吵著回家，他是想回家看書看資料。

他的弟子護理他，拍下了這樣一張照片。

傅先生剛出院到家，就急不可耐地在家裡的醫用床上架起小木板，攤開資料來看，照片上，傅先生病得容顏憔悴，卻仍在全神貫注地看資料。

他一個又一個宏大的學術計劃和為國家設計的文化建設工程，他總想把它完成，自知病重難愈，時日不多，因此拚命地做，與死亡賽跑。

他臨終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要回家。

他想回家，也是要做他未竟的工作。

他為學術耗盡了畢生的心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惦記著國家的學術和文化建設事業。

傅先生著作等身，學界聲望極高，而為人謙遜溫厚。

他寬博如海，與同輩學者，謙誠相推，而因此能領袖群英。

他提攜後學，尤為真誠、用力，真可謂「潤物細無聲」。

他時時關注學界新秀，悉心地指點、幫助他們。

我本人就有幸得到傅先生的幫助提攜。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我開始做《文鏡秘府論》，這是一部日本人編撰的中國六朝至唐的詩文論著作。

此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日本人的。

當時我還在日本，傅先生就來信，囑我把資料帶回來，指點我注意哪些問題。

回國後，傅先生於百忙之中專門找我談，從總體架構，到具體做法，都為我想到了，想得那樣周到。

書未寫成，就已推薦到中華書局出版，並為申請到出版經費。

書將出版，又想到讓我寫文章推介。

後來我的四卷本《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和二卷本《文鏡秘府論研究》，能夠分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和二等獎，離不開傅先生的大力提攜和悉心幫助。

類似這樣傅先生提攜後學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如果都寫下來，可以成一本書。

傅先生更精心培養他自己的弟子。

他的弟子回憶說，真是手把手。

師生之間，情同父子。

傅先生的女兒感慨地說，傅先生對學生，比對自己的子女還要好。

傅先生的逝世，震動了海內外學界。

傅璇琮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留下的巨大學術遺產和崇高人格精神，將永存人世。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