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調查，意在了解帝陵之地望。

首先判斷東漢帝陵的分布區域，再找出每座陵冢的陵園範圍，最後對其歸屬進行分析。

簡而言之，就是回答「在哪」、「多大」和「屬於哪個皇帝」這三個問題。

就東漢帝陵而言，由於墓誌刻石之類的材料是更晚期才出現的，無法像調查西晉、北魏帝陵時直接利用碑刻或周邊墓葬的墓誌記載來交叉判斷，只能依靠考古類型學原理，結合文獻材料進行實地調查和勘探。

根據《續漢書·禮儀志》等史籍，除獻帝禪陵位於河南焦作修武縣之外，其餘十一座帝陵均位於洛陽，按位置分為漢魏洛陽城北兆域(孟津縣境內)的五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沖帝懷陵和靈帝文陵，以及南兆域（偃師市境內）的六座帝陵，即明帝顯節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質帝靜陵和桓帝宣陵。

2009-2017年發掘區（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網站）

朱倉M722 陵園遺址1 號台基東部及內陵園東門址（圖片來源：文博中國）

朱倉M722陵園遺址1號台基東側排水溝（圖片來源：文博中國）

2012年，針對東漢陵園的主動發掘工作首次展開。

截至2017年，先後發掘了孟津縣朱倉村M722東漢陵園遺址和伊濱區白草坡村東漢陵園遺址，累積發掘面積超過14000平方米。

截至目前，勘探總面積256萬平方米，已經進行考古勘探的帝陵共七座，分別是大漢冢、二漢冢、三漢冢、劉家井大冢、朱倉M722、朱倉M707、白草坡村東漢帝陵。

在封土周圍均發現大面積的陵園建築基址，集中分布在封土東側或東北側，發掘者認為存在內、外兩重陵園。

陵區發掘工作基本復原了東漢帝陵的面貌，回答了陵園布局、陵區內建築結構等問題。

陵園的始建年代和使用年代由於缺乏完整的證據，出土遺物常常缺乏可靠的地層關係，且「整個陵區從東漢早期到晚期都有建設，單個陵園內出現不同時期的遺物實屬正常」，因此尚未對各陵園的歸屬形成定論。

由於在可見的未來都不會對帝陵本體做考古發掘工作，對帝陵陵園的考古發掘就是我們了解兩漢陵寢制度的核心材料。

西漢東漢大不相同

總體上看，西漢和東漢帝陵在陵寢制度上已經出現較大變化，東漢陵園的考古工作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封土形狀不同。

封土是指堆砌於墓室之上、高於地面的土丘，多認為始於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聚族而葬的「公墓」制轉向以財富、地位維繫的共同體葬於一處的制度，出於強化辨識度的要求而產生。

西漢帝陵均為覆斗形封土。

2004年7月對偃師地區的大型東漢墓葬鑽探發現，耕土下殘留的封土為橢圓形。

海昏侯墓區M2封土（圖片來源：新華網）

邙山東漢帝陵封土（圖片來源：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白草坡村東漢陵園遺址勘探平面圖（圖片來源：文博中國）

二、墓室形制不同。

西漢帝陵為豎穴土坑木槨墓，即從地面豎直向下挖出墓穴，再用數重棺槨裝殮遺體與隨葬品置於其內。

西漢帝陵的槨室為「黃腸題湊」，即用柏木芯構築的框形結構。

東漢帝陵已探明為方坑明券墓，但未經發掘，推測為磚石混合型的迴廊形墓室。

三、墓道數量不同。

西漢帝陵為四條墓道的繁體「亞」字形墓，四條墓道除了表明等級最高之外，其必要性在於搬運開挖墓壙產生的大量土石以及安裝木槨。

東漢帝王陵墓使用一條墓道的洞室墓，平面呈「甲」字形，一方面強調了祭祀空間，另一方面是由於磚石墓的建造不需要四條斜出的墓道。

四、帝後合葬方式的變化。

西漢時期，皇帝和皇后雖埋葬於同一陵園，但位於陵園內的不同位置，墓室和封土都是分別建造，「同塋不同陵」。

東漢時期有明確記載，「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帝後葬於一室。

五、外藏系統不同。

外藏系統指商周時期以來，出於「事死如事生」的需要，為逝者分門別類準備的「婢妾之藏」「廚廄之屬」等各類隨葬品。

西漢時期，外藏系統為陵冢內外大量不同類別的陪葬坑。

東漢帝陵中，就目前調查勘探的情況來看，沒有發現與墓室分離的外藏系統，應當是由於洞室墓的耳室、前室等取代了陪葬坑的功能。

六、陵園的封閉方式不同。

西漢時期，帝陵陵園皆以垣牆封閉，直到光武帝原陵，文獻中也記載是使用修築垣牆的方式。

而自明帝開始，「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開始使用「行馬」來作為陵園的界限。

「行馬」是指宮門、官署前阻攔同行的路障，一般認為是木質的柵欄。

七、此外，東漢陵寢的規模遠遠小於西漢時期，一方面是由於投入較少，另一方面和盜墓風氣日盛、社會上層提倡「薄葬」有關。

從帝陵材料研究社會變遷，問題何在

從帝王陵墓到刑徒墓地，墓葬材料既是探索死者生活習慣、愛好、社會經濟地位的一手材料，更可以被用於觀察長時段的歷史和社會變遷。

洛陽東漢帝陵的考古新發現，對於考古和歷史研究者而言十分珍貴，可以藉此進一步研究帝陵建制和發展脈絡，從而闡釋陵寢制度背後所隱藏的政治、經濟、社會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墓葬的特殊性質，在被用於分析死者生前的活動時，有其天然的局限性。

埋藏和形成考古記錄的過程會損失部分信息。

發掘者和研究者只能看到遭受過自然和人為破壞的「墓」，很難復原「葬」的過程。

而發掘工作本身，也會造成部分信息的損失信息的逐層遞減，需要儘可能地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尤其需要結合同一時段同一文化的其他遺蹟進行觀察。

其次，對於帝王陵墓而言，可能有一部分物品，是在墓主人死後才被選中作為其隨葬品的。

皇帝的生前和死後，其社會性和社會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

陪葬品並不一定是墓主人生前擁有或者使用的東西，也可能被用以表達死者和生者之間的關係，或生者自身的意識。

墓葬是意識形態最集中的表現，是對現實社會網絡的歪曲再現，並不直接反映真實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而可能是被構建的一種鏡像中的形態。

第三，對於研究者本身來說，只通過研究墓葬材料來觀察社會生活的全貌是不夠的。

絕大多數社會活動，都不會直接表現在墓葬中。

諸如財富地位、信仰習俗、親緣關係、社會結構，在下葬的儀式、隨葬品以及墓地的構建中，都只有部分的呈現，墓葬提供的只是一幅拼圖的一部分材料。

以上這些因素，都要求考古研究從實際出發，從材料引出理論而非相反，研究者需要結合同一文化的多類遺蹟來重建社會面貌。

參考文獻：

《洛陽孟津朱倉東漢墓園遺址》，張鴻亮; 嚴輝; 史家珍; 盧青峰

《洛陽朱倉東漢墓發掘簡報》，張鴻亮; 司馬俊堂; 張海濤; 郭朝傑; 高虎

《東漢「原陵監丞」封泥考略——兼談漢代陵園職官》，張鴻亮

《略談東漢帝陵陪葬墓塋域問題》，張鴻亮; 盧青峰

《洛陽孟津朱倉東漢帝陵陵園遺址相關問題的思考》，嚴輝

《東漢帝陵有關問題的探討》，韓國河

《偃師洛南東漢帝陵考古勘探報告》

《洛陽邙山陵墓群第一階段考古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