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科普的困境——歷史學者為何寫不出優秀的歷史文學作品

史學科普，又稱大眾史學或者普及史學、公共史學，是指利用各種傳媒以淺顯的、讓公眾易於理解、接受和參與的方式向普通大眾介紹史學知識、歷史應用、傳播史學思想、弘揚史學精神的活動。

史學科普工作是公共史學的一項重要內容，撰寫歷史文學作品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但今天的普及類歷史文學作品大多不是專業歷史學者所著，而是由當年明月這類非專業人士的優秀作家，或是由袁騰飛這類的歷史教師半專業人士所著。

歷史學者每天搞歷史細節的具體研究，考證史料，辯偽存真。

材料必取源頭，欲用必須訂真，更是特別注重嚴謹。

因此導致所常寫論文強調說理而枯燥無味，引用各種材料證明，使普通大眾深感無聊。

學術性與通俗性本來就不能完全兼容，完全嚴謹的學術著作很難好看，這也是科普或史普工作的困境。

正如一名科普作家所說的那樣——每多一個公式，就少一千個讀者。

史普工作也是如此。

至於文學，那就是另外一條路了，不僅需要歷史底蘊，還需要藝術手法，甚至懸念設置，而文學所極為可貴的想像力的發揮，在歷史上卻受到了天然的限制，史料與事實擺在那裡。

隨意發揮像部分網絡架空歷史小說那樣，以各種權謀鬥爭，無腦穿越、愛情八卦來作為主題。

純屬掛羊頭賣狗肉，是不尊重歷史。

也違背史學普及的初衷。

而如果全依賴歷史史料，很可能如歷史論文或教科書般索然無味。

嚴謹性與文學性之間把握這個度很不容易，石悅所寫的《明朝那些事兒》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普及明朝知識與史實的目的，較為符合史實，屬於較出色作品。

但其中夾雜的大量厚黑學，官場鬥爭與戰爭場面的描寫才是其火爆的根本原因。

而歷史學者所形成的嚴謹使他們忍受不了對歷史事實的發揮想像。

因此，歷史普及文學不出於歷史學者之手。

也就不足為奇了。

茅海建早年撰寫的《苦命天子》反響平平

當然，今天的歷史學者難以寫出優秀的通俗史學作品，也與今天歷史的精深發展有關。

當今時代各項科學均走上了精深化、專業化的發展路線，歷史學也不例外。

隨著信息的爆炸，個人已無法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甚至專攻一個較大領域也非常人所能，學科只能越分越細，每個學者只能劃定一個極小的領域進行專門研究，也很難研究完善。

司馬遷時代研究歷史可無所不包，通而廣，這固然是其史學天賦所為，但也與其博而未必專有關。

今日的史學研究本身就是碎片化的，研究崇尚個例推導，數據定量，精密達於極致。

但範圍也就小了。

枯燥無味實屬必然。

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

歷史學者研究的問題太小，舉個例子，一個歷史學者是中國史學者，但他的研究專業細化實際是中國古代史，你可能認為他有能力寫中國古代史的科普作品，錯了，他只研究明史。

你認為他對明史的知識都懂，錯了，他的研究方向是明代的選舉（選官制度），那麼你說它可以寫一本關於明代科舉的科普書籍。

錯了，他的研究點是明代的捐納史（捐納即買官的意思）。

他為了研究明代的捐納史，看了上千萬字的檔案，參考了幾百篇國內外關於捐納史的論文，最終以畢生之力，將自己對明代捐納史的研究果以幾十篇論文和幾本專著的形式付諸於學術領域。

當然無精力也無動力去進行科普。

但是若不進行科普，這些研究成果便只是學界所知，而對常人無益。

因此，史學科普並非不重要，需要有一批專才將歷史學者的心血，以「信、達、雅」的原則翻譯為廣大人民喜聞樂見的歷史知識，方能更好的發揮史學作用，提升民眾文化素質，滿足人民對史學知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