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講壇︱白玉冬：華言胡語水乳之契

語言作為文化整體的一部分，在文化的產生、發展和傳播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往往帶來藉詞的出現，甚至語言的變化和融合。

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北方民族與中原華夏之間的接觸和相融，使得二者的語言相互之間產生了借入與借出關係。

其打下的烙印，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現代語言。

自匈奴至鮮卑、鐵勒、高車，北方民族自身並未留下以本民族文字記錄的歷史資料。

古人用漢字記錄的一部分北方民族語言，彌足珍貴。

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漢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軍兩次征討盤踞河西走廊的匈奴。

匈奴人失掉河西走廊，思念故土，悲慟地唱道：「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這就是北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收錄的著名的《匈奴歌》。

今人有人嘗試用突厥語或蒙古語復原這首《匈奴歌》。

不過，雖然我們可以確信，焉支山和祁連山之名當來自匈奴語，但其餘很難考證清楚。

《晉書・佛圖澄傳》記載後趙首領石勒要征討前趙劉曜時，石勒向被譽為神僧的西域僧人佛圖澄討教關於這次出兵的結果。

佛圖澄答道：「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剛，仆谷劬禿當。

』秀支，軍也。

替戾剛，出也。

仆谷，劉曜胡位也。

劬禿當，捉也。

此皆羯語。

言軍出捉得劉曜也」。

這一事件發生在公元4 世紀。

學者們多以古代突厥語為基礎來進行復原，如耿世民先生復原為süg talyqqan bögüg toqtang（《阿爾泰共同語、匈奴語探討》，《語言與翻譯》2005年第2期），但未給出譯文。

俄羅斯歷史語言學家A. Vovin聯合美國印歐語專家Ed. Vajda和法國伊朗學家魏義天（E. de la Vaissière）提出一個新的復原方案：sü kitir ärkän boqluγγu tuqta，意思是「你出兵時，就會捉住仆谷」（「Who were the*Kiet羯and what language did theys peak?」，Journal Asiatique, no.304，2016, pp. 125-144）。

膾炙人口的《敕勒歌》是收錄於《樂府詩集》的北朝民歌，它詠嘆我國北方草原壯麗的風光，謳歌草原人民熱愛家鄉的豪情。

歌中唱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敕勒川指的是今內蒙古包頭和呼和浩特一帶的土默川平原。

《北齊書・神武高歡紀》記錄武定四年（546）東魏出征西魏戰敗後，大將斛律金為安慰高歡，用鮮卑語唱《敕勒歌》，軍心始穩。

日本漢學家小川環樹《敕勒之歌——它的原來的語言與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古突厥語民歌形式的分析，認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的民歌形式。

北朝民歌《木蘭辭》，更是北方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接觸交融的真實反映。

這首詩最初產生於北魏時期的北方草原，反映的是北魏和柔然之間的戰爭，戰場主要在今陰山至杭愛山一帶。

之後，隨著鮮卑族的南下中原，內容愈加豐富，幾經後人潤色，至唐代已廣為傳頌。

降至宋代，南宋人洪邁的志怪小說《夷堅志》記錄了契丹人的漢語學習：「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

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為予言，以為笑。

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

其讀時則曰：『月明里和尚門子打，水底里樹上老鴉坐'。

」這裡所說的是契丹語語法特徵，所譯的是唐人賈島詩《題李凝幽居》。

顯然，這裡將契丹語的翻譯直譯回漢語，就可以發現，原來的詞序和句子順序在契丹語裡都是顛倒了的（聶鴻音《〈夷堅志〉契丹誦詩新證》，《滿語研究》2001年第2期；參見高山杉《辨析所謂「契丹小兒誦詩新證」》，《南方都市報》2015年2月1日）。

進言之，元朝統一全國，促使大量的蒙漢文對譯公文的出現，構成中國歷史上公文書的一大特色。

如大汗的聖旨往往以蒙古語套語möngketngri-yin kücün-dür，yekesuuǰali-yin ibegen-dür，qaγanǰarliγmanu起始，對應的漢文通常是「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聖旨」。

其中，ǰali可以視作是回鶻語yalïn（焰、光）借入蒙古語中後尾音-n脫落的形式，後衍生出「威」之義，suu ǰali本意是「威福之光輝」。

（元）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浩如煙海的古漢文典籍記錄下不少北方民族語言詞彙，這為我們知曉北族與華夏之間的語言文化交流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雖然不能面面俱到，但從下表我們可以有所了解。

表1：漢字標記的部分北族語詞及其復原

雍和宮萬福閣蒙藏漢滿（自左向右）四種文字牌匾

上面列舉的詞例，僅是北方民族與中原華夏民族在歷史交融過程中產生的一小部分語言現象。

尤其是距離現代最近的滿語對東北地區的漢語方言、蒙古語方言，甚至普通話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著這些影響。

有輸入自然會有輸出。

相比較而言，歷史上漢語對北方民族語言的影響則更為明顯。

政治軍事方面，如漢語的將軍是個典型例子。

突厥回鶻的官職稱號中，存在前舌音詞sängün與後舌音詞sangun。

筆者與大阪大學教授松井太在解讀呼和浩特白塔回鶻文題記時，就其中的sänggüm（sängün的變音）一詞，引注進行了詳細介紹。

早年，伯希和（P. Pelliot）認為是漢語的相公傳入北族語言中。

不過，蒙古統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國拉施特（Rašīd al-dīnī）於14世紀初編撰的《史集》（Jami『al-Tarikh）介紹sangun原意是「王公子弟」。

當前的主流觀點是，漢語將軍傳入北族語言後記做sängün/sangun，契丹的官職稱號詳穩源自漢語將軍，但其是經由突厥回鶻語傳入契丹。

13世紀蒙古崛起時，鐵木真（後來的成吉思汗）的義父克烈部主王汗的兒子叫桑昆。

此桑昆即源自漢語將軍。

文書體系方面，如蒙古語書信稱作bičig。

追根溯源，此詞與漢語的「筆」有關。

中古漢語的「筆」傳入突厥回鶻語中，充當動詞biti-（書寫），biti-後續詞綴-g衍生出名詞bitig（文字記錄物、書信）。

包括敦煌出土回鶻文書信等在內，回鶻文文獻記錄書信為bitig。

bitig傳入蒙古語中時，詞中的輔音-t-轉變為-č-，最終演變成bičig。

飲食文化方面，如「茶馬貿易」所反映，漢語詞「茶」在不同的北方民族語言中均為借入詞。

餃子，據說東漢時期即已經出現，元代稱為扁食。

當代蒙古語，餃子稱為banši，此即元代時傳入。

時令方面，由於古代伊朗和歐洲也有十二生肖紀年法，所以北方民族使用的十二生肖紀年法，尚不敢斷言完全來自華夏文化。

不過，其中的龍肯定借自漢語。

突厥回鶻語中，龍先後出現有lüy/lü/luu/lu等寫法。

其中，晚期出現的luu/lu又傳入蒙古語中。

在回鶻文佛教文獻的跋文或銘文題記中，經常出現漢歷天干五行和回鶻語混合的表述。

從紀年的表達方式來看，回鶻人並未對漢文化採取排斥的態度。

另外，上古漢語與匈奴、鮮卑等北方民族語言之前存在部分同源詞。

如，秦漢時期史料記錄匈奴語旌旗稱作「纛」，後世的突厥回鶻語和蒙古語均稱為tuγ。

上古漢語音中，「天」與阿爾泰語共通詞tängri之間，「穹」與北方民族語言的kök（天空、青色）之間，等等，均存在關聯。

關於中古漢語與以突厥回鶻語為代表的北方民族語言之間的藉詞，主要有陳宗振、胡毅、高莉琴、張鐵山、王艷紅等學者的相關研究。

上述學者更多關注的是語音語言學方面的比較，我則嘗試從歷史學方面探討其相關背景。

以下按文獻年代和性質分類介紹，並稍加補述。

表2：突厥文碑刻文獻（8-9世紀，突厥汗國與回鶻汗國碑文）

背景：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

鼎盛時期的唐朝，疆域西達鹹海，北包貝加爾湖。

貞觀四年（630）與貞觀二十年（646），唐朝先後滅掉漠北的東突厥汗國和薛延陀汗國。

貞觀二十一年（647），唐朝在漠北創建六府七州，漠北大地正式併入唐朝版圖，鐵勒諸部奉唐太宗為「天可汗」，突厥餘部和粟特人被移居至現在的陝北、寧夏、內蒙古鄂爾多斯一帶。

此後，雖然復興的後突厥汗國（682-745）間或對唐朝陽奉陰違，但回鶻汗國（744-840）出兵助唐鎮壓安史之亂，與唐朝結成「兄弟之約」、「甥舅之好」，二者共同譜寫出民族團結的壯美篇章。

突厥汗國與回鶻汗國的大型突厥文碑文，已經發現並獲得刊布的有10方。

主要講述他們自己的建國歷史，還記錄了與以唐朝為核心的周邊地區之間的關係。

表3：葉尼塞碑銘（約8-11世紀）

米努辛斯克博物館藏葉尼塞河流域出土石人（中國人民大學李肖教授提供）

背景：葉尼塞河上游地區出土的突厥文碑刻，總數約145方，其中有60多方是墓志銘。

墓主多為黠戛斯汗國社會上層人物。

唐滅東突厥汗國後，在黠戛斯地區設堅昆都督府。

之後，黠戛斯受後突厥汗國控制，與回鶻汗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

開成四年（839），黠戛斯出兵漠北，摧毀回鶻政權，並頻繁遣使唐朝，自稱李陵之後，祈求冊封。

幾經周折後，唐政府最終冊封黠戛斯可汗。

黠戛斯在9世紀中後期曾經控制漠北，至遲在10世紀初期退回葉尼塞河流域本土。

之後，10世紀曾遣使契丹，13世紀併入新興的蒙古汗國。

表4：突厥魯尼文占卜文書（約9-10世紀）

背景：Or.8212-161突厥魯尼文占卜文書發現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年代要晚於突厥汗國與回鶻汗國碑文，共64卦。

最後標明是在某摩尼教寺院的taygüntan抄寫，惜具體地名不詳。

其反映的內容和思想與摩尼教並無關係，而是與遊牧民社會生活密切相關。

其產生背景等有待深入挖掘。

斯坦因獲自敦煌藏經洞的 Or.8212-161突厥魯尼文占卜文書

表5：敦煌藏經洞出土回鶻文書

背景：斯坦因和伯希和獲自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現藏英國與法國。

共34篇文書，其中有20篇是絲路貿易商人遺留的帳本、書信等。

另有4篇與摩尼教相關，6篇與佛教相關，4篇性質不明。

與絲路貿易和摩尼教相關的文書，年代大體屬於10世紀。

佛教相關文獻應是出自莫高窟北區464窟的元代回鶻文文獻。

這些文獻主要由法國學者哈密屯（J. Hamilton）研究。

與絲路貿易相關的文書另有粟特文文書，其中出現回鶻文與粟特文混用現象。

這表明當時的回鶻商人與之前的粟特商人有著前後傳承關係，粟特人正融入回鶻人之中。

相關回鶻文、粟特文絲路文書中，出現有契丹、於都斤（今漠北杭愛山一帶）、沙州、肅州、甘州、于闐、仲雲等地名。

可見，當時的回鶻商人不僅活躍於中原西域，還前往大漠南北、長城內外施展身手。

表6：摩尼教回鶻文文獻（約10-11世紀，部分文獻與表4藏經洞文獻重複）

背景：摩尼教（Manicheism）為3世紀時波斯人摩尼（Mani）揉合古代波斯的祆教及基督教、佛教思想而成立之宗教，崇尚光明。

約於6-7世紀傳入新疆，後傳入中原和漠北回紇。

唐代宗大曆三年（768），應回紇之請，於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滅佛時，摩尼教亦遭受沉重打擊，成為秘密宗教，並吸收道教及民間信仰，改稱明教。

今福建泉州、霞浦等地有歷史遺存。

摩尼教教義多以粟特語和中古波斯語文獻為主。

敦煌出土有漢文《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

中原文化和漢語漢文對回鶻摩尼教影響不深。

表7：回鶻文契約文書（約11-14世紀）

背景：開成四年（839年），遭受葉尼塞河流域黠戛斯人攻擊，漠北回鶻汗國崩潰，回鶻人大部西遷到東部天山地區。

9世紀60年代，北庭（今烏魯木齊北吉木薩爾縣）回鶻逐步統一各部，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建立起高昌回鶻王國，又稱西州回鶻王國。

高昌回鶻地處絲路要衝，在東西方交流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13世紀初併入蒙古汗國。

高昌回鶻承襲了唐朝西州四府五縣管理體制，王國內除通行回鶻文外，還通行漢文。

回鶻人初期至中期仍過著遊牧生活，中後期走向定居。

回鶻文契約文書絕大部分年代屬於高昌回鶻至蒙元時期，農業、商業氛圍濃重。

留存於高昌回鶻境內的漢人，應該是唐西州屬下軍民後裔。

其漢語音仍具唐代西北方音特點，與10世紀以後的西北地區河西方言有所差別。

高昌回鶻境內的眾多回鶻語地名，反映了高昌回鶻漢語音的特點。

回鶻文契約文書的格式行文，均源自漢文契約文書。

可以說，回鶻文契約文書是回鶻人對漢文契約文書的吸收和改良。

表8：佛教文獻（約10-14世紀）

背景：漠北時期的回鶻汗國，王室篤信摩尼教。

西遷至東部天山地區後，回鶻王室初期仍信奉摩尼教，後逐漸改信佛教。

高昌回鶻境內另有聶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和祆教（拜火教）等。

回鶻西遷以前，漢傳佛教在唐朝統治下的天山南北地區得到大力推廣，同時存在吐火羅佛教。

回鶻佛教受漢傳佛教和吐火羅佛教的影響顯著，有大量吐火羅語和漢語藉詞。

同時，高昌回鶻的佛教界和敦煌佛教界保持有良好關係。

以10世紀聖光法師翻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玄奘傳》等為代表，回鶻人翻譯了大量的漢文佛教典籍，另有譯自吐火羅語的《彌勒會見記》等。

回鶻佛教徒中存在文殊菩薩崇拜，他們巡遊五台山。

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呼和浩特白塔等地，均有回鶻佛教徒手寫的題記銘文。

其出身包括哈密、吐魯番、篤進（今託克遜）、北庭等地。

高昌回鶻佛教對北方民族佛教，尤其對早期的蒙元佛教影響重大，和西夏佛教、契丹佛教也有關係。

其中，蒙古佛教詞彙中包括大量回鶻語藉詞。

據橘堂晃一先生研究，吐魯番出土漢文佛典中有《契丹藏》。

據王丁教授研究，吐魯番出土文獻中有以回鶻字標註的契丹大字殘片。

高昌回鶻和契丹，以及後來的喀喇契丹保持有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

雖然回鶻佛教與契丹佛教相互間有所影響，但考慮到契丹佛教也是以漢傳佛教為主，個人以為回鶻佛教和契丹佛教的共通之處更可能是漢傳佛教在不同地域的發展。

大唐西市博物館藏漢文突厥魯尼文雙語回鶻葛啜王子墓志銘

另外，據宋使王延德介紹，高昌回鶻境內用唐朝開元歷。

此外，高昌古城遺址曾出土當時摩尼教徒編制的粟特文日曆殘片，其中包括中國的天乾和五行、粟特語的七曜日和十二支獸名。

在佛教文獻的跋文中或銘文題記中，經常出現漢歷天干五行和回鶻語混合的表述。

以上介紹的詞例，只是改宗伊斯蘭教之前時期的突厥回鶻語中的漢語藉詞之一部分。

除此之外，還存在大量的音譯漢文佛典和漢文佛典的回鶻語譯文。

關於這些文獻，主要有茨默（P. Zieme）、卡哈爾·巴拉提（Kahar Barat）、莊垣內正弘、高田時雄、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張鐵山等學者的研究。

另，松井太專文考察介紹了回鶻語文獻中的音譯漢語地名，以及漢傳佛教影響下的回鶻語音譯的借自漢語的人名等。

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蒙古語中的漢語藉詞。

13世紀初蒙古族借用回鶻文書寫蒙古語，元代創建八思巴文行用於國內。

文字的使用和對全國的統一，促進了蒙古語中漢語藉詞的進一步增加。

清代，蒙古族用蒙古文翻譯漢語文獻作品近百部，如四大名著和《隋唐演義》、《金瓶梅》、《封神演義》等等。

對漢文化的包容和吸收，使得蒙古語中漢語藉詞愈來愈豐富。

關於蒙古語與漢語之間的借用問題，主要有方齡貴、斯琴巴特爾等先生的研究。

筆者此處只給出一小部分歷史上的借用現象。

表9：蒙古語中的音譯漢語詞

背景：蒙古語屬於阿爾泰語系，與歷史上的東胡、烏桓、鮮卑、柔然、契丹、室韋等部族語之間有相互傳承之關係。

唐代，蒙古部居地位於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沿岸的大興安嶺地區。

開成四年，漠北的回鶻汗國崩潰，回鶻人大部西遷。

之後，主要在蒙古高原中東部活動的蒙古語族部落開始南下西進，10世紀初占據蒙古高原核心地帶。

大概11世紀起，蒙古部開始向西部移居，並與契丹遼王朝發生接觸。

至遲12世紀中期，蒙古部占據克魯倫河、鄂嫩河與土拉河源一帶的肯特山地區，與西面的蒙古語族克烈王國，南面的女真金朝保持聯繫。

10-13世紀，草原絲綢之路仍然保持暢通，高昌回鶻與契丹主要經由漠北草原保持來往，聶斯托里派基督教徒（景教）回鶻商人活躍在包括漠北在內的東方大地上。

受其影響，漠北的克烈王國改宗基督教。

而活動在漠南陰山地區的汪古部核心家族的主體，原本是出自西域的景教徒。

蒙古部遷入蒙古高原後，接收了部分突厥語族人口，蒙古語中出現了突厥語藉詞。

13世紀初，蒙古人借用回鶻文書寫蒙古語，其書吏主要由高昌回鶻和克烈出身人員充當。

蒙元佛教早期受到回鶻佛教的影響，部分佛經由回鶻文譯成蒙古文。

元朝統一全國後，公文往往直接譯自蒙古語，稱為「直譯體公文」或「硬譯體公文」。

元明清以來，蒙古語中的漢語藉詞日漸增多，豐富了蒙古語內涵。

總之，突厥以降，北方民族自身陸續創立了自己的文字系統，用以記錄語言。

這使得我們相比匈奴和鮮卑時期，更容易更準確掌握到北方民族語言所吸取的漢語詞彙。

考慮到歷史研究的特點在於「偶然中包含著必然」，上面列舉的詞例，雖然不能詳盡一切，但管中窺豹，也足以說明問題。

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北方民族歷史不可或缺。

中原華夏與中國北方民族等諸多民族，經過數千年的交融，共同譜寫出了中國歷史的華美篇章。

「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仍然是我們從事歷史語言研究的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