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劉連香：墓誌材料對於北魏史研究的價值

【編者按】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的最新成果——《魏書》修訂本於今年元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再次引發學界對北魏史的關注。

學者們雖對《魏書》這部「穢史」褒貶不一，但同時又感慨北魏史料的極度匱乏。

近年來，墓誌材料的大量湧現，對於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贅言。

這些「層出不窮」的墓誌材料如何應用於傳統史學的研究？它們對北魏史的研究到底價值幾何？為此，澎湃新聞專訪了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系的劉連香老師，請她為我們講述北魏墓誌背後的故事。

劉連香，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漢唐考古、石刻學。

劉連香

澎湃新聞：您的學科背景是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為什麼後來的研究方向為石刻學？

劉連香：這要從我最初的工作單位說起。

我本科畢業之後就職於洛陽古代藝術館，即洛陽關林，該館的文物收藏只有石刻，所以最初只能被迫以館藏石刻為基礎進行研究。

然而我對石刻日久生情，石刻便成為自己後來的主要研究方向。

澎湃新聞：為什麼關林這座明神宗時期修建的「關帝廟」竟會有如此豐富的古代石刻遺珍？

劉連香：關林的石刻來源比較複雜，它的前身是洛陽博物館的一部分，其石刻來源主要包括三方面：1958年洛陽博物館成立時，洛陽文教局將其原來收藏的一些石刻，包括存古閣的舊藏移交給洛陽博物館；當時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也移交了一部分；此外，洛陽孟津的著名石刻收藏家、曾編著過《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的郭玉堂先生捐獻了一部分。

洛陽關林

其中存古閣的藏石可以說是一部洛陽當地的石刻收藏史，它的建造者是清代道光年間的洛陽令馬恕，原址在今洛陽市林業學校院內。

據馬恕所寫的《存古閣記》記載，他廣收石刻拓本，「自晉至宋，計得一千三百餘種」，一直到民國年間存古閣的收藏陸續還在增加，後來存古閣成為民國時期官辦的地方石刻保存所，但在那個年代疏於管理，存古閣只能由旁邊千祥庵中的和尚來看管。

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曾於正大七年(1918年)和十年先後兩次前往洛陽訪察存古閣，據他們所著的《支那佛教史跡》記載，當時存古閣藏石為89石。

1944年洛陽城被日寇占領，日寇投降後由國民黨部隊接管。

因戰亂，館中石刻散亂堆放於院內和走廊。

1948年4月洛陽解放，冬天在存古閣成立河洛圖書館，石刻被集中存放。

1955年春，洛陽專區文物工作組派員將該批石刻全部運到周公廟北邊河南省第二文物工作隊倉庫院(現洛陽市文物管理局西工分局)收存。

到了1959年，洛陽博物館在王城公園內澗河北岸籌建「墓誌長廊」，展出洛陽保存、收集的約千方墓誌、石刻，其中也包括存古閣的藏石。

當時展品中墓誌已達680件。

1981年，洛陽博物館一分為三，即洛陽博物館、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和洛陽古代藝術館，原來屬於洛陽博物館的石刻就保留在了洛陽古代藝術館，即關林廟。

2007年，洛陽博物館新館開放時，關林的石刻文物又重新調撥給了洛陽博物館進行展出。

在存古閣的一批藏石中，著名的有西晉驃騎將軍韓壽墓表，韓壽就是因「偷香」而傳為佳話的那位公子哥。

西晉驃騎將軍韓壽墓表

澎湃新聞：相較於地面石刻，墓誌的出現很晚，即便是西晉時期的墓誌數量也不多。

但到了北朝時期，墓誌大量湧現，這種變化形成原因是什麼？由碑到志，是什麼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劉連香：關於墓誌起源的討論有很多，主要有西漢說、東漢說、魏晉說、南朝說等，但研究墓誌起源應考慮兩方面成因，首先是墓誌形制，其次是墓誌的文體。

就兩者來說，墓誌都應由地面墓碑轉變而成。

東漢樹碑厚葬盛行，到了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於是東漢末年至西晉均發布禁碑令。

曹操曾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在他臨終之際，還作《終制》：「因高為陵，不封不樹。

」他提倡薄葬的舉措被他的子孫，如曹丕所繼承，且一直到西晉，咸寧四年（278年）司馬炎下禁碑令：「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

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此外，《晉書·宣帝紀》中還記載了司馬懿自己作的《終制》：「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

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

一如遺命。

」這種自上而下的薄葬風氣對墓前樹碑之風打擊巨大，但人們想出了折中的辦法，將墓碑縮小樹立於墓內，取代地面立碑的傳統。

我們看到西晉、十六國時期墓葬出土的小型墓碑高僅半米，大都還帶底座，類似於祖先牌位，碑首形狀分螭首、圭首、圜首、方首幾種，基本就是借用了碑的原形，只是把它縮小而已。

西晉菅洛墓碑（左）、西晉徐美人墓誌（中）與後秦呂他墓表拓本（右）

關於墓誌的文體，漢代出土了一些墓磚，比如著名的洛陽東漢刑徒墓磚，它們的文字較為簡單，僅僅是交代了志主的身份和卒葬時地等基本信息，因墓主身份特殊，均為刑徒，墓磚的作用僅是記事和標識墓地。

所以不能簡單地把這種墓磚視為墓誌的雛形。

墓誌的書寫傳統應當源於東漢時期流行的墓碑，如《北海相景君碑》，它不僅記載了墓主的姓名、職官和卒葬信息，還包括對其生平事跡和功業德行進行的介紹和讚美，而且樹碑頌德在當時成為喪葬禮俗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有的學者還提出買地券對墓誌形成的推動作用，但它的內容與墓誌存在較大差異，其主要功用是為死者在陰間買地，以達到「生死兩隔」的目的，不過它的形制可能會對墓誌產生一定影響。

北魏時期墓誌出土較多，主要是以國都洛陽為中心，呈同心扇面形向北半面輻射分布，距離洛陽越遠，出土的墓誌就越少，甚至舊都平城的墓誌都很少見。

這一分布特點顯示墓誌的使用並非由漢人士族直接承繼漢晉墓碑傳統，而是由以孝文帝為首的北魏統治集團將漢代墓碑制與魏晉禁碑令進行折中後，創造了隨葬墓誌的喪葬制度，並自上而下推行使用的結果。

澎湃新聞：早期的墓誌形態是什麼樣的？墓誌在墓葬中有沒有固定的擺放位置？

劉連香：西晉十六國時，將墓碑縮小埋入地下，在墓室內仍然像在地面一樣保留樹立形式。

東晉南遷，部分墓葬有隨葬墓誌，但沒有形成固定形制。

到北魏遷洛，墓誌大量出現，並形成方形墓誌與盝頂墓誌蓋一合配置的固定形制，在墓內也由樹立變為平置，墓誌蓋放在墓誌之上。

一般墓誌蓋上是墓主人的最重要信息，相當於碑首功能，後來部分墓誌蓋不帶文字，僅起到保護志石的作用。

北魏元顯儁墓誌及志蓋拓本

一般情況下墓誌在墓葬中有如下幾種擺放位置：一是甬道靠近墓門的位置，二是墓門內側，三是墓主人頭部或腳部。

如果是夫妻合葬墓，通常都是在夫婦的腳頭位置各放一方墓誌。

不過也有其他特殊情況，例如北魏呂達（通）墓，在後甬道和墓室之中各放置一方墓誌。

墓誌形制在北魏形成之後，一直被後世所沿用，後來的墓誌一般都是方形墓誌與盝頂墓誌蓋組成一合的固定形式。

澎湃新聞：為什麼鮮卑人會採用漢人墓誌的這種傳統？是否與孝文帝的漢化有關？平城時期與洛陽時期的北魏墓誌在數量上和書寫體例上有無差異？

劉連香：北魏使用墓誌是孝文帝遷洛之後漢化的重要體現。

北魏漢化的時間很早，據《魏書》記載，早在拓跋鮮卑始祖拓跋力微定都盛樂時，就與中原王朝和親，曹魏景元二年（261年）遣子沙漠汗留魏都洛陽觀風土。

之後與中原的接觸逐漸增多，孝文帝主要受到其漢人祖母文明太后的影響，從小接受漢文化，其遷都後的漢化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巨大。

據我統計，截止2015年底之前發現的北魏墓誌共532方，僅洛陽地區出土達392方，占到北魏墓誌總數的四分之三，而平城地區僅有19方。

在所有北魏墓誌中僅有13方刻於遷洛之前，還主要是磚志，內容簡略，而且墓主不見拓跋鮮卑，基本是從東、西、南三方歸附北魏的漢人及受漢文化影響的其他少數民族。

北魏遷洛後，孝文帝下詔南遷之人不得北還，平城的地位大大下降，所以出土的墓誌很少。

說明墓誌的使用主要是在孝文帝遷都之後。

不同時期出土墓誌數量也存在著差異：孝文、宣武時期社會穩定，人口自然死亡率比較正常，墓誌的使用數量偏少。

隨後的孝明帝時期雖然絕大部分人口仍屬正常死亡，但墓誌的使用比之前明顯增加，尤其改葬和遷葬使用墓誌，說明墓誌已經成為喪葬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北魏遷都僅僅四十年即走向分裂，到了北魏滅亡前的六年，因爾朱亂政和頻繁皇位更迭，造成大量人口集體死亡，以河陰之難、誅殺諸楊最為典型，其墓誌數量急劇上升，比之前正常年份超出數倍，死者年齡卻普遍偏低。

從墓誌絕對數量來看，當時墓誌的隨葬應該具有嚴格限制。

河陰之難中罹難的文武百官兩千餘人，大部分位高權重，目前發現死於此禍的墓主墓誌不足2%；爾朱氏在華陰和洛陽誅殺弘農楊氏，百口之家幾乎滅門，其家族墓地出土墓誌顯示遭罹而同日歸葬者11人。

這兩組數字對比，顯示出雖然當時被害人的身份地位很高，但卻未必都有隨葬墓誌。

澎湃新聞：從目前出土的北魏墓誌中能否知曉當時洛陽地區的葬區情況？孝文帝「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還」時有沒有一個與此配套的葬區規劃？

劉連香：北魏遷洛之後，孝文帝下詔令南遷之人不得北葬，但墓葬的規劃不是一蹴而就的，北魏剛剛遷洛時並沒有一個相當具體的規劃，反而顯得有點倉促。

從遷洛之初最早埋葬的後族馮熙、馮誕父子墓誌來看，他們被葬在洛陽偃師的乾脯山，但此地位於曹魏陵區和西晉陵區的夾縫中，地方促狹，不可能再建帝陵。

且當時洛陽東漢、曹魏和西晉的帝陵區已經占據了邙山的中段和東段，所以北魏陵墓區只能向北邙山的西段發展。

目前能夠基本確定的北魏帝陵有五座，分別是：第一代孝文帝長陵，第二代孝文之子宣武帝景陵，孝文帝六弟彭城王元協第三子元子攸孝莊帝靜陵，孝文帝四弟廣陵惠王元羽子前廢帝元恭即節閔帝陵。

第三代為孝文帝之孫、宣武帝子孝明帝定陵。

北魏宣武帝景陵

這五座帝陵以孝文帝長陵最早，也是北魏帝陵的核心，位於瀍河西岸。

第二代均為孝文帝子侄輩，為同祖兄弟三人，亦位於瀍河以西，在長陵南面。

三座陵墓以宣武帝景陵規模最大，距離長陵最近。

節閔帝陵位於景陵西南，靜陵則在節閔帝陵再偏南，距離景陵稍遠。

孝文帝之孫孝明帝定陵位於瀍河以東，距離長陵較遠。

從以上三代五陵相對位置看，長陵與景陵、靜陵、節閔帝陵均位於瀍河以西，相對集中，應該屬於一處陵區，孝明帝定陵則位於瀍河以東偏南較遠，中間相隔大量陪葬墓，與長陵已經不屬於一個陵區。

但以輩分排列，長陵為魏室遷洛後之祖陵，其子侄輩景陵等位於長陵右位，孫輩定陵卻處於左位，與昭穆之制方位相反，這說明北魏的漢化並不徹底。

在長陵區附近的陪葬墓包括皇室成員、文武百官等，由其與帝陵的位置關係就可以確定親疏遠近和地位高低。

這些陪葬墓基本採用家族墓地集中埋葬的方式，這是典型的漢人墓葬排列方式。

除了北邙長陵及其陪葬墓區之外，在洛陽周邊還有幾處北魏墓區，從墓誌記載可知，漢魏洛陽城的東北、東面的首陽山和乾脯山墓區比較大，沿用時間也較長。

此外，漢魏洛陽城東南的偃師緱氏一帶、洛河兩岸與伊闕，甚至黃河以北的河陽城（即今天的洛陽吉利區）也都發現了北魏墓葬。

北魏孝明帝時曾下詔「制乾脯山以西，擬為九原」。

但以上這些分散的北魏墓葬都在劃定的「九原」之外，反映當時墓葬分布的複雜性。

澎湃新聞：您的新書《民族史視野下的北魏墓誌研究》基本收集了2015年以前所能找到的北魏墓誌，就這些墓誌所提供的文本信息來看，它們有沒有改變人們對《魏書》的認識？

劉連香：不能說改變，而是豐富，墓誌作為墓主生平記錄，雖說有誇大溢美之辭，但其為當時人撰寫刊刻，其中有些信息間接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

劉連香著《民族史視野下的北魏墓誌研究》

以墓誌中所記載墓主人不同籍貫地名中較多「都鄉」來說，可知北魏後期對於地方的行政管理並非如正史所載的嚴格實行「三長制」，而是根據具體情況，在平城附近地區實行「三長制」，而在司州附近，即原來漢文化核心區域，以洛陽為例，仍然沿用漢晉以來的鄉里組織。

從大量墓誌材料可證，當時洛陽城內及東、南、西三面的里坊均屬於都鄉，說明都鄉在北魏時仍為城內首鄉，並從行政上對各里進行管理。

遷都洛陽之後，對洛陽城中的鄉里制進行改革，強化里正、里尉等治安保衛功能，與城市之外的村莊聚落鄉里明顯不同，最終形成以「里」為實際居住地點單位和以「鄉」為行政管理體系的特殊鄉里制，同時縣令、六部尉直接參與了國都基層管理。

北魏時期城內鄉里制的典型特徵是國都和縣城都歸屬都鄉。

北魏洛陽城鄉里制的強化，實際上是孝文帝推行漢化在政治上的重要體現。

北魏繼續沿用漢晉以來的地方行政管理體制鄉里制，體現北魏後期統治集團對漢文化的吸收。

但墓誌是一種紀實和頌美兼具的文體，北魏時期能夠使用墓誌的人在墓葬中僅占少數，其所反映的內容應當是統治集團中的部分現象，並不能體現北魏整個社會結構，尤其無法看到底層百姓的生存面貌。

因此，墓誌材料僅能反映北魏上層社會的一些特點，這是它的局限性。

澎湃新聞：國內的一些學者曾編有大量墓誌彙編，所收材料雖不是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但由於收錄了大量散落於民間的珍貴墓誌，依舊受到學界的極大關注。

可正如一些學者所說，這些墓誌是帶有「原罪」的，作為學者，面對一方方因盜掘失去諸多信息、卻有相當學術價值的墓誌，到底用還是不用？

劉連香：文物被盜是當下一個很嚴峻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近些年持續升溫的古玩熱加重了這種趨勢，不得不說一方墓誌如果脫離了它原有的背景，很多信息就喪失了，也就是說如果人為地把墓誌與墓葬中的其他隨葬品、墓葬形制等都割裂開來，墓誌與墓葬的價值將大大降低。

以北魏的呂達墓為例，這個墓是經過正規考古發掘的，墓中出土了兩方墓誌——呂達和呂通墓誌，一方放置於墓室東南角，一方放置在甬道之中，經過細讀墓誌可知，呂達和呂通實際上是一個人，之所以放置兩方墓誌，是因為墓主葬後一段時間又得到了朝廷的追封，比生前的官職要高，可是追封的時候呂通已經下葬了，其家人為了彰顯皇恩，又為其刻了一方新志放置於甬道之中。

如果該墓葬不是經過考古發掘，僅看墓誌還以為呂達和呂通是兩個人，又因為兩墓誌所刻內容基本重複，甚至會以為有一方墓誌是偽刻。

所以，我們不能單就墓誌而看墓誌，它在墓葬中的擺放位置，以及組合關係都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因此不能割裂來看。

我們之所以痛恨盜墓，是因為他們為了自身經濟利益而破壞了墓葬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使原有的組合關係被打破，墓誌本身的價值也大大下降。

墓誌彙編之類的書籍，也是一些學者為了這些很可能散佚的墓誌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因為做這些工作要付出很大的艱辛，必須要和文物販子、收藏家、拓工等人打交道，當然他們大都不會告訴編者墓誌的「出土」地點，所以現在很難見到像郭玉堂先生《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那樣的著作，因為現代的情況比之民國時期又不一樣。

這類墓誌彙編往往描述某某墓誌出於洛陽孟津或邙山，歸於某氏，如果我們不知道具體的出土地點，即便墓誌上寫了葬於何處，卻不一定是其真正的墓葬所在地，因為有些墓葬遷葬時可能會將舊墓誌一起遷到新墓地。

如北魏時期，隴西李氏在洛陽偃師的首陽山有一處家族墓地，且李弼墓誌也記載葬於芒首杜鎮南預墓東隔一峰方岸上，但是墓誌卻出土在河北贊皇縣西高村，如果我們沒有這些重要的出土信息，那麼就會失去隴西李氏家族墓地變遷的一條關鍵線索。

北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拓本

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要使用它們，因為正史的材料有限，墓誌往往包含了史書中所沒有的內容，對於學術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有些甚至可以補史證史，運用這些材料也符合王國維所說「二重證據法」。

比如目前所見北魏等級最高、價值最大的文昭皇太后墓誌也不是考古發掘出土的，但該墓誌對於確定孝文帝長陵的位置具有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