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樂文化以德為核心由周公奠基

9月27日在曲阜召開的第八屆儒學大會青年博士論壇上，來自孔子研究院的魏衍華博士作了題為《從周公「制禮作樂」看西周禮樂文明的高度與深度》的主題演講，他從先周文化傳統與周公所制禮樂的底色入手，探索分析夏、商和先周禮樂與周公「制禮作樂」的關係。

魏衍華

周公「制禮作樂」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融合了夏、商和先周禮樂文明的精粹，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周監於二代」。

由於傳世文獻「不足征」，長期以來有關周公「制禮作樂」的真實狀況爭論不休，自然也無從知道西周禮樂制度的高度和深度問題。

從傳世和出土文獻的記載來說，周公「制禮作樂」並非都是原創或者獨創，與此前的文化應是一種「因革」「損益」關係。

西周禮制的基本內容應是夏、商和先周文化傳統的總匯，周公的貢獻是以先周傳統「德治」為主線，參照殷商時期禮制的基本框架進行整合與創造，形成「新」的周代禮樂文明。

而「積德行義」「敬德保民」是周公「制禮作樂」的根本和總綱，是中華傳統禮樂文明活的靈魂。

從始祖后稷到西伯姬昌，先周時期的歷代族長，都從執政的精英文化和周圍的「世俗文化」中不斷汲取治國理政的思想和智慧，形成以農為本，又兼采諸長的禮樂制度。

以北方文化為例，有學者說：「自其先祖開始，周人就與北方部族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在經過數代的交往過程中，周人的文化中包含著北方青銅文化的成分，這不僅僅表現在用於戰爭的兵器和工具的吸收上，就是在西周禮器上也印記著北方青銅文化的因素，壺的裝飾性紋飾是較為明顯的例證。

」還有學者說：「後來周公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固然是由他所處的時代造就的，但與周族長期形成的獨特的民族精神對他的影響有關，特別是太王、王季尤其是父親文王對他的影響更是密不可分。

」其實，先周時期的禮樂傳統是周公「制禮作樂」的基因庫，是西周禮制的生命底色，與此同時周公的「制禮作樂」也強化了先周時期固有的文化傳統，成為此後中國文化的最顯著的標識。

周公之所以能「制禮作樂」，成為影響中國古代文明傳統的重要因素，既與先周時期奠定的以人為本的禮制傳統有關，也與姬周所繼承的夏商時期的文化傳統有關，更與周公從「好學」到「博學」的品格有關。

周公從殷商「無道」「棄德」的教訓入手，這自然是周人行善修德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而「德」也成為周公「制禮作樂」的核心。

這也是季文子說「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的原因。

其實，周禮以「德」為指導思想也是先秦時期人們的共識，如晉侯使韓宣子來聘，當他「觀書於魯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後，讚嘆說：「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也。

」應該說，周禮乃至中華禮樂文化以德為核心則是由周公奠基的。

禮樂要發揮作用，人君必須率先垂範。

周公的「制禮作樂」既尊重先周時期周人的文化傳統，也積極汲取夏、商文化的精髓，制定出適合現實需要的禮樂制度。

作為西周政權的實際掌控者，周公位高權重，但他時刻能禮賢下士。

在「制禮作樂」的過程中，周公所堅持的原則正是孔子所提煉的「三代損益」原則，主要體現在周公為政過程中對殷商禮樂，特別是禮俗文化的尊重與繼承。

周公所制周禮，並非想像中文化的斷裂，也非傳統的終結，而是已經融入到新的文化體系之中，成為以先周文化為主體的一種「新」的精英文化系統。

隨著新出文獻的不斷問世，人們開始重新回到禮制是沿襲、演進和損益的觀點上來，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除自身主動的仿效外，商紂時期投奔於姬周的諸侯國君、士大夫更是為西周官制和禮制建設提供強大助力。

周公的「制禮作樂」，不僅有殷商文化的助力，而且有殷商文化的助力。

在諸多奔周的殷商故臣中，分量最重和最知名的當屬商紂的庶兄微子啟。

周武王、周公對微子啟極為重視，因為他到來的政治意義大於現實意義，為武王伐紂和姬周王朝的建立增添了更強的合法性。

如果說大師、少師、微子啟的奔周帶來的是殷商的禮樂與祭祀文化，那麼內史辛甲等的奔周帶來的則是殷商的史官文化。

在太史的職位上，辛甲無疑也將夏、商時期的史官制度與文化融入到周代的史官制度之中。

此外，從殷商王朝投奔而來的太顛等朝廷重臣，都曾掌握著殷商精英文化。

他們所帶來的文化和制度，應當是西伯姬昌「改法度，制正朔」的重要基礎，同是還成為輔佐武王攻伐商紂的重要參事。

當然，由於商紂失德而投奔到姬周王朝的殷商故臣無疑是良莠不齊的，這些人中既有能為西周王朝興盛提供助力的賢哲，也有不少是品行不端、心懷鬼胎的投機分子，這也是孔子說「才難」的原因所在。

但從總體上看，從殷商投奔而來的有德、有位的殷商故舊大臣，所帶給周公的是殷商的精英文化，周公在「因革」「損益」的基礎上，做了相應的汲取，製作出不同於先周的「新」的周文化。

周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很高，被稱為「元聖」，即中國禮樂文化的奠基人，或者稱為第一位聖人。

這種定位是伴隨著人們將宏大的周禮系統製作權歸功於周公的結果，是對三代禮樂文化的一種肯定。

在傳統上，長期以來人們還把《周禮》《儀禮》《詩經》等與禮樂相關典籍的著作權都歸於周公。

隨著學者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認為，所謂的「制禮作樂」並非都是周公的創作，這些禮樂制度是以夏、商和先周的文化傳統為基礎，以周公為首的西周初期的統治者為穩定統治，規劃秩序，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的禮樂制度。

由於「文獻不足征」的緣故，周公所制周禮的原貌已經很難再現於世，學者們相對統一的意見是，周公以西周「積德行義」「敬德保民」的傳統為總綱，也就是學者所說的「用『德』來概括原始禮」，制定出包括官制、刑法、儀式為主體的「禮」和包括舞樂、樂章在內的「樂」，使禮、樂相互配合，相互為用，共同體現周禮之德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