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牛河梁到半拉山 遼寧考古人從未停止探尋紅山文化

遼寧考古人對紅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和研究從未停止。

上世紀70年代初，遼寧發現一批形制特別的玉器，考古學家郭大順等人由此展開探索；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考古人員在遼西地區開展大規模的調查，發現了近千處遺址，並把目光投向了牛河梁；近年來，考古人員在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的新發現，不僅填補了多項紅山文化的研究空白，還為研究中華禮制的起源提供了進一步的依據。

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殫精竭慮，找到了中華古文化「直根系」，把紅山文化研究不斷推向新高度。

探索永無止境，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的新發現有待深入研究，而紅山文化這一深刻影響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記憶也有待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

-郭大順

著名考古學家，上世紀6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1968年到遼寧省博物館工作。

1983年至1994年任遼寧省文化廳副廳長兼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1998年退休。

現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遼寧省文物保護專家組組長、遼寧省文史館館員、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

曾主持了小河沿、石棚山、東山嘴、牛河梁等著名的紅山文化時期遺址考古發掘工作，被稱為紅山文化研究第一人。

「追玉」追出牛河梁

如果沒有對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考古界也許依舊認為只有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才是中華文明的源頭，紅山文化只是被當作一個分支或者一種長城南北的「混合文化」。

如果沒有對朝陽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的發掘，學界可能對紅山先人已在墓地祭祀還有疑問，更談不到追溯古代陵寢制度以及中華禮制的起源。

幾十年來，遼寧考古人用他們的青春和汗水，不斷地找尋、發掘，最終確認了紅山文化才是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最終為中華禮制起源的提出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郭大順一直致力於紅山文化研究，先後主持了東山嘴、牛河梁等著名的紅山文化時期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對紅山文化問祖尋根更是他畢生的追求。

「事實上，遼西地區古文明起源的探索，從紅山文化玉器的識別就已開始醞釀了。

」1月5日，郭大順向記者講述了他的「追玉」經歷。

上個世紀70年代初，郭大順在遼寧省文物店見到了一些收購於遼西地區的形制非常特別的玉器。

遼寧省在朝陽、阜新等地設立了專職文物幹部之後，這些地方也不斷有類似的玉器被發現。

同時，遼寧省文物工作者又在阜新胡頭溝收集到了這類玉器。

如此多的形制特別的玉器在同一地區被發現，引起了文物工作者的注意。

但因為這些玉器早就離開了出土環境，且沒有發現與之共同出土的陶器，所以難以斷定它們的年代。

當時，在遼寧省博物館工作的孫守道先生最先意識到這些玉器可能與紅山文化有關，但這種觀點並不為多數人接受。

確定玉器的年代和文化所屬需要確鑿的證據，於是，以尋找玉器出土的確切地點為目標的調查工作就此開始了。

1979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開始。

遼寧考古工作者先是在喀左東山嘴發現了一件綠松石和一件龍首玉璜，然後又在凌源三官甸子找到了勾雲形玉佩、方圓形玉璧、玉鳥等玉器。

不久，又在一戶村民家中發現了一件紅山文化的特色玉器——斜口筒形器。

考古工作者按圖索驥，最終把目光投向了位於凌源與建平交界處的牛河梁。

在牛河梁，郭大順在一副隨葬玉環的石棺墓上找到了包含紅山文化的泥質紅陶和彩陶片的黑土地層。

當時，遼河流域還陸續發現了一批屬於紅山文化的玉器，其中還出現了龍和與龍有關的形象。

這些發現，令當時的郭大順和孫守道感覺到遼河流域或許就是龍的發源地。

為此，兩人專門合寫了《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討論龍的年代和龍的起源問題，並將文章提交給1981年在杭州召開的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年會。

在文章中，他們提出龍的起源可追溯到5000年前，以龍的出現為象徵的中華文明起源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由於考古界早已形成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即中原地區古文化水平發展最高，文明起源最早，中原周圍其他地區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所以龍的起源和文明起源這兩個問題在當時屬於「禁區」，僅根據一些調查和採集的材料就談這個大課題，是不會被認可的。

當年，郭大順和孫守道的文章甚至沒有被收入到年會論文集中。

「發現紅山文化的這段經歷給我們的體會是，考古發現有很多偶然性，但是偶然性中總包含著必然性，這是科學發現的規律。

」郭大順這樣告訴記者。

尋根尋到半拉山

雖然「追玉」追出了牛河梁，但因當時在普查過程中不准搞發掘，所以牛河梁的重要性還沒有被更多人認識到。

後來，隨著牛河梁女神廟以及圍繞女神廟的積石冢和祭壇(東山嘴)的陸續發掘，一直以來被視為邊遠地區原始文化的紅山文化才格外耀眼，遼西考古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在談及這一時期的紅山文化研究時，郭大順特別提到了他的恩師蘇秉琦先生，老師的指導和幫助，讓他明確了對牛河梁遺址的發掘、研究和保護的方向。

「在學校那會兒我和蘇先生的聯繫還沒有那麼密切，反而是到遼寧工作以後聯繫得更多了。

」郭大順說，1973年開始，他便經常與蘇先生通信，在牛河梁遺址發掘那一段時間，兩人的書信往來尤為頻繁。

「在信中，蘇先生對牛河梁遺址發掘提出了許多建議，在今天看來都十分具有前瞻性。

他鼓勵我們遼寧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凌源、建平三縣交界處下更大的功夫，並且把這個地帶稱為『金三角』。

」

蘇秉琦先生不但對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給予指導，還對牛河梁作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準確定位。

作為一種高規格的禮儀建築，「壇廟冢」早就引發了人們對紅山文化內涵的深刻思考，但將其與中華文明的起源聯繫起來並不容易。

當時，關於紅山文化時期是否已經進入到文明時代，考古學界仍存在著不小的爭論。

「蘇先生從一開始就將東山嘴、牛河梁的祭祀遺蹟與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相聯繫，認為中華五千年前後有傳承。

他還將中華文化喻為一棵大樹，有主幹、有根系，根系裡有直根系，而直根系就從紅山文化開始。

」郭大順說。

另外，1985年9月，蘇秉琦在興城作《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學術報告，提出紅山文化已經進入了古國階段。

幾個月後，他又在山西侯馬召開晉文化考古會的前一晚，寫下了「華山玫瑰燕山龍」，提出牛河梁壇廟冢是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交匯的結果。

1987年，蘇秉琦到牛河梁遺址工地考察，題寫了：「紅山文化壇廟冢，中華文明一象徵」，點出了紅山文化的精髓和價值。

在蘇秉琦的影響下，郭大順對紅山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他意識到牛河梁遺址是由女神廟、祭壇和隨葬龍、鳳等玉器的積石冢群組成的占地50餘平方公里的規模宏大的祭祀遺址群。

郭大順將其歸納為6個字，即「壇廟冢、玉龍鳳」。

與此同時，他還提出，文明與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只有進入文明的階段，文化才成熟，「壇廟冢，玉龍鳳」既是中華文明的象徵，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

時至今日，以牛河梁規模宏大的壇廟冢遺址群為中心的紅山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個實證已經取得共識。

不過，遼寧考古工作者並未停止對紅山文化的繼續探索，半拉山墓地的發掘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半拉山墓地發掘工作的推進，也受到牛河梁遺址的壇廟冢布局的啟發，這令墓地建築址的發現成為必然。

而墓上建築址的發現，不僅說明了5000年前紅山先人就在墓地進行祭祀活動，還是一個關乎古代陵寢制度以及中華禮制起源的大發現，是紅山文化為中華古文化直根系的進一步實證。

另外，半拉山墓地的結構集「壇廟冢」於一體，雖然與牛河梁各據一處的布局不同，但是這種結構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也正是因此，半拉山墓地對於紅山文化的研究意義十分重大。

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不斷增強

無論是規模宏大的牛河梁祭祀遺址，還是半拉山單體積石冢，都是紅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的歷史文化記憶。

「對於紅山文化，我們不但要從中國史前史的角度追尋，而且要站在世界史角度來研究。

」郭大順說。

隨著研究的深入，郭大順發現紅山文化顯現的多元文化特色，並非只源自國內南北文化交匯，其與域外文化也存在密切的交流。

不僅是國內學者，其他國家的學者也開始注意到紅山文化在史前與域外存在文化交流。

1989年，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講授中國考古學的汪濤先生考察牛河梁遺址時，就曾提出從世界史角度研究紅山文化的課題。

他認為紅山文化中有一些因素與西方有關，如石頭建築、神廟和人的塑像等，應該進行相互比較。

1994年，受世界銀行環境保護項目組委託，劍橋大學研究員G·巴恩斯、G·維特針對牛河梁遺址所寫項目評估中，將紅山文化的女神塑像與埃及的有關文物相比較，認為其是規模最大的一批史前泥塑神像。

國外一些書籍也對此進行了討論，將牛河梁泥塑女神群像與大約同時代的埃及雕像相比較。

2013年8月，郭大順參加在上海舉辦的以「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為主題的論壇，發現劍橋大學C·倫福儒教授在講演中，將牛河梁遺址與萬年前的土耳其哥貝克力石陣、5000年前的英倫島的巨石陣和布羅德加石圈等遺蹟相比較，認為其是國家社會形態出現之前公眾集會的禮儀場所。

紅山文化與域外的關係不僅體現在向西通過草原通道與歐亞大陸的文化往來，而且向南，沿著海洋向外傳播。

「在環太平洋地區古文化關係中，有關紅山文化與東北亞地區古文化的關係，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不少學者從史前玉器這方面出發，找到了更多的線索。

」郭大順說，史前玉器所表現的包括東亞地區在內的環太平洋地區的文化關係，以查海、興隆窪等遺址玉器向東和向南的傳播更為引人關注。

興隆窪至查海時期遼西史前文化所見的玉和玉匕形器的傳播路線，向東一路，從中國東北到東北亞，在日本海東岸的福井縣桑野遺址有同樣組合玉器出土，但時間略晚；向南，燕山以南的天津薊縣牛道口、太行山西側的淶源北福地都有玉和玉匕形器同一組合出現，到山東省的小荊山也出土玉，時間略晚，可視為興隆窪、查海玉器南下所經之地，所以距今六七千年間長江下遊河姆渡及馬家濱、崧澤大量的出現，應與遼西史前文化玉器的影響有關。

此後東南沿海地區不斷發現具有紅山文化特徵的玉器。

對於紅山文化在文化交流中為何這麼活躍，郭大順認為，這與東北文化中的漁獵人的本性有關。

漁獵文化以隨動物群而流動為主要生活方式，這與農耕文化固守本土的習俗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培養出開放的文化心態，突出表現為對不同文化傳統的先進因素大幅吸收，並能將其與本土文化有機地融為一體。

紅山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已經顯現。

但郭大順對紅山文化有著更多的期許，他希望紅山文化進一步發掘和研究，讓更多人了解紅山文化。

綠松石鴞

綠松石鴞高2.5厘米、寬2.8厘米、厚0.4厘米，喀左東山嘴遺址出土，現藏於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早在1979年5月，遼寧考古工作者在大城子鎮東山嘴村大凌河岸一座高崗上，就發現了一座紅山文化大型石砌祭壇遺址。

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祭壇和方形基址，在方形基址南面大約15米處，有一個用石塊鋪砌的圓形台址。

在圓形台基址附近出土了雙龍首玉璜、綠松石鴞等飾件和大量形制特異的彩陶器如鏤孔塔形器等，是牛河梁遺址發現的前奏。

勾雲形玉佩

長22.5厘米、寬11.2厘米、厚0.8厘米。

1979年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墓葬出土(後編為牛河梁16地點M2)。

淡綠色透黃，質地較為純潔。

板狀長方形，由中部和四角的卷勾組成，正面有隨卷勾走向的淺凹槽紋，背面平整，有四個對稱分布的隧孔。

勾雲形玉佩是目前所知的紅山文化玉器中出現數量最多的器類之一，與玉龍、馬蹄狀玉箍並稱為紅山文化三大代表性玉器，還是紅山文化玉器發現史上最早接觸到的一種紅山文化玉器。

這種器類因造型、製作方法和紋飾均具有鮮明特徵並極易掌握，成為認識紅山文化玉器的一種標準器。

牛河梁遺址共出土有勾雲形玉器8件。

其中最大一件長達28厘米，是紅山文化玉器中體積最大的玉器。

雙龍首璜形玉飾

長4.1厘米。

1979年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遺址出土。

玉質純潔，淡黃色透青。

兩端雕出龍首，吻前伸，上唇翹起，口微張，梭形目。

背面光素無紋，有橫鑽的單孔。

這是紅山文化首次正式出土的有龍形象的玉器，應該是一種佩飾。

玉鳥

高2.4厘米、寬1.9厘米。

1979年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墓葬出土(後編為牛河梁16地點M2)。

淡綠色。

鳥形，雙目、羽翅、尾端表現手法都極為概略。

背面有橫鑽的隧孔。

玉鳥又稱玉鷹或「鴟鴞」，是紅山文化玉器中出現最多的動物形器之一。

除了凌源三官甸子出土的這件玉鳥，在阜新胡頭溝墓、喀左東山嘴、赤峰那斯台遺址都發現了這種玉器。

牛河梁遺址除有同類型玉鳥出土外，還出土一件大型玉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