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追尋五帝》——尋找考古與歷史的結合點（五）

聚焦三大考古區系（一）

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以全新的觀念看待中華大地史前文化的發展進程及其相互關係，在考古方法論上是一次帶有革命性的突破。

長期以來束縛研究者們手腳的怪圈，隨著這一學說的提出而開始被擺脫，其直接後果就是再一次扣啟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大門，它預示著史前考古不再局限於那些石斧和陶罐，五帝時代「燦然大備之文化」[25]將被揭開，中國史前史的重建也由此拉開了序幕。

關於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早在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起始，如仰韶村遺址的發掘，就是以此為目的的，此後半個多世紀以來，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艱辛努力，這方面已取得實際成果，趨勢是將中國文明起源的年代不斷向前追溯。

20世紀30年代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因為有大面積的宮殿夯土台基為代表的政權中心，有使用複合范鑄造的各類精美奇特的青銅禮器為主要內容的發達的青銅鑄造業，有以象形，形聲字為主、能記錄史事的甲骨文字制度，以及玉器，馬車器等，這就從地下考古實物證明，商代晚期已是「璨爛的文明」，殷墟之前還應有一個較長的文明發展過程；50年代初期在安陽以南約200公里的黃河南岸，發現了時代早於殷墟的商代中期都城——鄭州二里崗遺址，這處遺址仍具有以複合范製作的大型銅禮器、武器、工具，並找到了大規模的鑄銅作坊和制陶作坊，更確認了大規模的夯土城垣和城內宮殿遺蹟，甚至也發現了甲骨文和金文，仍是比較發達的文明，且與殷墟是一脈相承的關係。

再向前追溯，又有50年代末河南省偃師縣二里頭遺址的發現。

這處位置在鄭州以西百餘里、時代又早於商代二里崗時期的遺址，現雖無明確的城垣和文字發現，卻有規模很大的宮殿基址和大型墓葬，並也出土了青銅容器、專用陶禮器、高等級的玉器、石鉞等，也被公認為進入了文明時代[26]。

二里頭遺址的年代上限距今4000年，即已進入夏代紀年，分布地域又與古史記載的夏王朝活動範圍有吻合之處，遂多認為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有更多聯繫。

並由此而確定了以二里頭文化作為中國文明開端，以城市的出現、文字的形成和金屬銅的發明這「三要素」作為文明起源標準的固定觀點。

然而，從安陽殷墟追溯到二里頭文化，仍然都是比較發達的文明，以它們作為中國文明開始的證據，就象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有白鬍子，而且與古史傳說五帝時代的五千年文明古國也差距甚遠。

於是，新的觀點已在歷史考古界醞釀著。

轉機是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提出以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在全國各地考古實踐中的運用和不斷發展，各地區考古文化的研究已由諸考古文化的年代分期、特徵等內容，深入到對各自社會發展階段的研究，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尋找各地區文明源頭的問題。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在這一學界關注的重大課題的探索中，首先取得顯著成果的，竟是以前未被人們注意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

在這一地區的遼寧省西部發現的紅山文化「壇廟冢」遺址群和以龍題材為代表的玉器群，其規模之大，組合之全，結構之精，為同時期其它地區所不見，是當之無愧的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個象徵[27]，這一發現和研究成果在80年代中期一經公布，立即引發出一場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大討論，其影響範圍已遠遠超越歷史考古界，為社會各界所廣泛關注，至今持續不衰。

25. 轉引自杜金鵬：《考古學與傳統文明史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求知集 』96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學術討論會文集》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264—265頁，中華書局，1986年。

26.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79—106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27. 孫守道 郭大順：〈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人民畫報〉1986年8期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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