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 不識時務者為聖賢

劉醒龍，著名作家，1956年1月10日生於湖北黃岡，現居武漢。

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湖北省作協副主席，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全國大獎。

著有長篇小說《天行者》《聖天門口》《蟠虺》等。

中篇小說《鳳凰琴》和《秋風醉了》被改編為電影《鳳凰琴》和《背靠背臉對臉》，獲國內外多種大獎。

印 象

用文學之筆

打撈失落的文明

2014年，劉醒龍推出新作《蟠虺》，當年即獲得2014年度人民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今年年初又榮獲了第九屆中國書業年度大獎「年度圖書」獎，居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2014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榜首。

一部力作，讓這位淡出讀者視線數年的作家再度被關注。

在2014年上海書展上，劉醒龍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他留著短短的寸頭，臉上始終掛著笑意，說話語速很慢，語氣又非常堅定，寥寥數語，便讓人相信了他的真誠。

談到很多人都不認識的「蟠虺」這兩個字，他解釋說，所謂蟠虺，是青銅器上面一種常見的紋飾，以捲曲盤繞的小蛇形狀，組成了綿延不絕的裝飾紋。

打撈失落的文明，是當下全球文學界的一種創作方向，從《哈利·波特》到《達·文西密碼》，不同的作家在探討著相通的主題。

《蟠虺》也呼應了這一主題，它帶讀者回到了中華文明的根部——遙遠的青銅時代——去思考時下的問題，並且給出了答案。

「我覺得對於未知的世界，我們應該有起碼的敬畏，當我們的內心有所敬畏的時候，做人就會收斂一些，為所欲為的行為就會少一點。

」劉醒龍說。

「當我寫完《蟠虺》這個小說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心理成熟了。

」有朋友對他說，「蟠虺」這兩個字原來是「醒龍」的意思。

劉醒龍聽後，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我的名字和我的小說的名字，竟然在時空交錯中通過宿命的關係解釋出來，我想這本身就有些宿命感吧。

其實我對宿命這個詞是很敬畏的，我不認為這個詞有什麼貶義，它有一種人生的真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生真有那麼一點點宿命，也許還是件好事。

」

劉醒龍的處女作，是1984年4月份發表在《安徽文學》上的《黑蝴蝶，黑蝴蝶……》。

那篇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所謂機遇，只不過是少數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劉醒龍至今仍對這句話記憶猶新，「直到現在我還不敢說自己具有寫作的才華，我只能說我比較幸運。

」回想當年，他是湖北黃岡縣城裡一家工廠的工人，在發表處女作之前的3月份，他跟一幫文學青年一起到安徽漫水河鎮參加一個學習班。

一天中午，同伴來劉醒龍的房間敲門，說是有兩個老師找他，是《安徽文學》的兩個編輯，其中一人叫苗震亞，他對劉醒龍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早期的文學創作，劉醒龍並沒有寫自己熟悉的縣城工廠，而是寫了很多大別山山區的風土民情，寫鄉村民辦教師的生活處境。

在他筆下，民辦教師們在卑微的狀態下尋找著自我存在的價值，也在不停地追問人性。

因為這些作品，劉醒龍也被貼上了「鄉土文學」的標籤。

對劉醒龍來說，文學是這輩子最重要的事。

「以我這種性格，假如不是可以一支筆、一張桌子和一台電腦，孤獨地面對文學，而是選擇仕途，我肯定會患憂鬱症，或者精神分裂。

」在他看來，文學存在的意義就在於經典性，文學一旦背離了經典，將會蕩然無存。

「到今天我漸漸發現，我更應該尋找文字寫作的價值，堅守文字創作者的底線。

」

最近幾年，劉醒龍練書法練得「有了點道道」，前不久，湖北省博物館還專門收藏了他的兩幅作品。

他把書法與寫作、人生融為一體，「我有一個體會，字裡面要有一種文化質量，我們現在書法的問題就是時常注意技術，而放棄了對質量的考慮。

」仔細想來，這不正應該是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嗎！

在小說中建立通往文明的心路

記者：您的新作《蟠虺》是近期影響較大的一部文學著作，為什麼要用這樣生僻的兩個字做書名？很多人都不認識，讀不出來。

劉醒龍：正因為這兩個字有點難度，才恰恰表達了我對讀者的尊重。

因為我們的讀者一定是好學向上的，值得我們寫作者尊重的。

每一個漢字都值得我們珍惜，每個漢字我們都要當作我們文化邊疆的界碑來看待。

一部作品出現，寫作者只完成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要靠讀者來完成。

偉大的作品，都是讀者讀出來的，再偉大的作品沒有人閱讀，也是廢紙一堆。

作品是一個作家的氣節，文學是一個時代的氣節。

這是我們任何時候都要記住的。

文學如果沒有氣節，同樣也是垃圾一堆，再天花亂墜，也沒有用。

記者：讀您的這部小說，我有一種欲罷不能的感覺，可能是因為懸念，這個小說裡面有很多貫穿始終的懸念，還加入了盜墓小說的元素，又有點像讀恐怖小說的感覺。

不知道您在創作過程當中是怎樣考慮這些問題的？

劉醒龍：我看美國的鬼片，看完後開車的時候就會比較害怕，特別是夜裡開車，最怕後面有個東西冒出來，毛骨悚然。

但是我覺得這正是藝術的魅力——明知不太可能，但是通過藝術的吸引，達到了某種真實。

但是，誘發我寫這個小說的最根本原因，還是我們時下社會發生的重大的變化，包括人性、人格、社會風氣、社會風尚，還有我們整個社會的品格，階層的分野越來越嚴格，價值的選擇越來越明顯，慢慢最終歸結到人性。

記者：青銅器是代表歷史上我們中華文明成熟的標誌之一，是當時文明的一種體現和載體。

那麼這次您以青銅器為主題，最想傳遞給讀者的是什麼？

劉醒龍：我寫《蟠虺》，恰恰是要通過對那個歷史時期的追懷、挖掘，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重建提供某種思考。

我要在這個小說里提供一種文明的心路，我的心路，也許是相當一批中國人的心路。

五四運動以來，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對自身文明出現了一種不自信，我們習慣到歐美文化中去尋找一切文明的根由，包括文學理論。

但是我總覺得，中國有強大的藝術根基，比如我們的詩歌，從《詩經》開始，就出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詩歌巨作。

但是我們很少從我們的詩歌理論、從詩歌起源進行系統的探索，而習慣從歐美的詩歌裡面去尋找源泉。

當我們本土的文化暫時還找不到線索的時候，我們習慣到國外去找，覺得好像可靠一些。

我們怎麼樣活得有尊嚴？我想通過小說尋找這樣一個路徑，告訴人們怎樣走，怎樣得到尊嚴才是正確的。

記者：寫《蟠虺》的時候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劉醒龍：我覺得寫這個小說最難的是如何把專業知識寫得像小說。

那個青銅器的專業知識枯燥乏味又難懂，我最糾結的就是這個，經常為了兩三百字糾結一個星期，天天對著電腦，看前面敲的字都不滿意，怎麼弄？有時候一個星期下來才把它處理好，就是幾百字。

我想寫作每次遇到最難的問題，就是怎麼樣把正在寫的這段文字寫好，不說讓別人滿意，先讓自己滿意。

文學是一根折不斷打不碎的硬骨頭

記者：您曾經說過，文學的魅力就是思想的半途而廢，如何解釋這句話？

劉醒龍：為什麼說這個話，就是說，文學作品一定不可以成為思想巨著，如果成為了思想巨著，它就失去了文學的意義。

哲學著作、美學著作實際上已經脫離了文學，文學一定要建立在文學之上。

文學的意義應該是記錄這個世界上的醜惡、罪惡發生時，人所展現出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愛；文學的任務是表現光榮到來之前人所經歷的痛苦、呻吟、掙扎，甚至是羞恥。

記錄這個世界的榮耀不是文學的任務。

文學應該重在價值的提出，而不是知識的傳播。

每當文學提到這種價值，往往正是這種價值在這個時代被扭曲的時候。

文學是一根折不斷，打不碎的硬骨頭。

記者：您怎樣看待文學對當下社會的意義、作用？

劉醒龍：我在《蟠虺》的開頭寫了一句話：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識時務者為聖賢。

我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只看到「實踐」，而看不到「標準」。

這種實踐就是識時務者的實踐，而注重標準的，往往是不識時務者。

人類如果對關乎我們靈魂歸屬的標準不管不顧，只管眼前蠅營狗苟的小利益，哪怕是這個時代最先進的科學技術，都有可能變成賭博。

當我們面對生存問題的時候，當主流意識都習慣做識時務者，文學一定要站出來，提醒你，還有一種真理，還有一種標準——不識時務者為聖賢。

記者：現在中國人的生活節奏很快，每天忙碌奔波，可能很少有人能有心思慢下來，讀讀文學著作，想想與文學有關的事。

劉醒龍：所以我想說，文學是一種「常態的非常態」。

文學是可有可無嗎？離開了文學的人，往往只是一個符號；文學當中的人，才是喜怒哀樂、愛恨情仇、有血有肉，當然也有可能還是五毒俱全的活生生的人。

我們現在可能讀書少了，但是文學的含義，誰會舍下？我們去看岳陽樓，那座樓不過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築，我們看它看的是什麼？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文化精神。

我們到南昌看滕王閣也是一樣，滕王閣毀了多少遍，修了多少遍，用現代技術修一座全新的建築也不難，為什麼要恢復舊貌？是因為我們記憶里的詩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在武漢，我經常跟朋友們講，黃鶴樓只適合在車上看，不要走近看，更不要爬上去看，那就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的、粗俗的現代建築，披著古典的外衣，連地址也不是從前的地址，從前的地址修了長江大橋的橋頭堡，黃鶴樓退後修在一座山頭上。

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去看一眼，不看一眼心裡就覺得不踏實，因為我們心裡還有一部偉大的文學經典，「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這種意境誰會舍下呢？這就是文學的價值。

記者：無論如何，當下的作家必須要面對網絡帶來的變化。

您對網絡寫作作何評價？

劉醒龍：讀網際網路上的網絡小說，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語言毫無節制。

寫作確實存在一個語言節制的問題，我想對寫作的人講，用儘可能少的語言，儘可能有效的語言，來寫有效的內容。

而不是說沒什麼內容，用大量無效的語言來轟炸讀者，轟炸的結果就是把讀者都轟跑了。

寫作時越糾結 作品越有品質

記者：從198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到現在，您寫了31年，寫作對您來說肯定早就駕輕就熟了，那麼在現在這個階段，您寫作的樂趣是什麼？

劉醒龍：我依然喜歡寫的過程中有難度，越是遇到過不去的坎兒，我越高興。

寫作，哪怕是寫一個短篇，或者寫一首短詩，如果沒遇到難題，沒遇到糾結，沒遇到過不去的坎兒，這種寫作的品格、品質就要打折扣。

因為這種寫作對一個寫作者沒有挑戰性，太平常。

就像做一道菜，什麼火候，放什麼東西都很清楚了，那麼就沒意思了。

記者：您寫作時最好的狀態是什麼樣的？

劉醒龍：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狀態和最可靠的設計是在寫作的過程中產生的。

就像《蟠虺》這個小說，好多細節，都是在寫作的過程中，你說是神來之筆也好，是上天的恩賜也好，都是在寫作的時候突然冒出來。

比如寫到夜裡11點，要關掉電腦休息了，突然冒出個想法來，趕緊把它寫完了；睡覺的時候，燈都關了，腦子裡突然產生一些好玩、有趣、意味深長的東西，趕緊寫一下，不然明天可能會忘掉。

可能有些作家嚴謹一些，比如已經去世的河北省的作家賈大山，他有一個習慣，他寫小說的時候，先躺在床上，他老婆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到床上，吃喝都放到床上，他把每句話，連每個標點符號都想好，全部在腦子裡，然後開始寫，所以他的作品幾天就能寫完。

而我寫作的時候比較自在一些，我很坦率地說，我寫小說從來不要提綱，比如我寫了一百多萬字的小說《聖天門口》，上中下三卷，也沒有提綱。

如果什麼都想好了再去做，我覺得有點直奔主題的感覺，對我來說，寫作過程突然冒出來的一些東西，是非常美妙的一種享受，那種感覺就像在說：喲，我還行啊，還能想出這個東西來，有一點小小的得意哈。

記者：您在寫作階段每天有固定時間嗎？

劉醒龍：有，基本上都是早飯後。

我從2006年12月2日開始——這個日子我記得特別清楚——把游泳作為必修課，6點半起床，7點到游泳池游1000米回來，吃早飯，開始寫。

中午睡午覺，下午繼續寫，寫到晚上11點左右。

寫作時就是這個狀態。

記者：您寫作時有什麼「怪癖」嗎？聽說您一部小說不寫完的話，絕不開始寫第二部小說，而有的作家可能會是一部寫不下去了，先放那兒，寫另一部。

劉醒龍：對。

可能有人會說我笨，說我矯情，說我裝，我這人可能不算特別笨，但是用了一個笨辦法。

我是湖北黃岡人，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就是一根筋。

我在寫《蟠虺》的時候，進入這個小說的狀態，我的手機從星期一開始一直到星期六，一直關機，中途就不打開。

因為手機只要一開，簡訊就來了，對方發簡訊就知道你收到了。

收到簡訊你不理人家，在朋友圈裡，他罵死你了。

如果我不開機，對方就知道我沒有收到簡訊。

所以索性就關一個星期，完全不打開。

│劉醒龍說│ 《蟠虺》與青銅器

我第一次知道曾侯乙曾盤的時候，我對青銅器的認識，就和每一個普通參觀者到博物館看到的一樣，看過就忘了。

包括青銅器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也都不認識幾個。

我家就住在湖北省博物館旁邊，我之前也去過很多次博物館，自己去看，帶朋友去看，經常看曾侯乙編鐘。

有一次我帶一個美國朋友去，他是我的小說的翻譯，一進門就有一個安保人員迎上來，他說，你是劉醒龍嗎？我說怎麼了？他說我看照片覺得像你，你們是不是想看曾侯乙編鐘？我說是啊！他說，今天我帶你看一個更好的東西。

他就把我們引到擺放曾侯乙尊盤的那個位置。

要知道，最有名的曾侯乙編鐘已經複製了4套一模一樣的，複製品的音色、音域都和真的編鐘沒有區別。

但是曾侯乙尊盤至今仍無法被複製，沒有人能做出來。

我突然發現，曾侯乙尊盤太神秘了，太精美了，是藝術皇冠上的明珠。

那之後，這件東西就留在我心裏面了。

在寫《蟠虺》之前，我讀了幾十本關於青銅器的書。

青銅製造技術分范鑄法和失蠟法，這很專業，沒有接觸到的人就不知道。

歐洲人用失蠟法製造青銅器，而在中國文化中，黃河、長江流域的青銅全是用的范鑄法製造的，這些都有非常強大的考古學的鏈條作為佐證。

所謂范鑄，就是幾個模子拼在一起，銅器上會有橫的或豎的很明顯的縫隙。

我在成都博物館看到過一個缹，一個滲水的小青銅器，這個缹就有非常典型的范鑄法的痕跡。

在曾侯乙尊盤出土之前，中國的青銅文化研究中沒有失蠟法一說。

失蠟法和范鑄法都經歷了長期的文明，形成了固定的勞動模式。

這是很難改變的，因為必須有一群人一起做一個大型青銅器皿，甚至幾代人，慢慢提煉。

曾侯乙尊盤出土之後，專家認為，范鑄法似乎不能做出如此精美的青銅器，所以也就可以證明，當時是用失蠟法做出了曾侯乙尊盤。

中國的青銅考古界不支持這個言論，但也有一批很真誠的學者，認為曾侯乙尊盤就是用失蠟法製作的，而且很快形成了一種風氣和潮流，雖然爭議仍沒有定論。

為曾侯乙尊盤寫一部小說的念頭，我偶爾也想起過，但一直沒有成熟的想法。

真正要寫這本小說，其實是在三四年前。

《蟠虺》的整個敘事構成，就是尋找曾侯乙尊盤的過程。

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當成一個象徵，當成一個以書中主人公為代表的人文知識分子試圖「澆鑄」我們新的文明的過程。

在提供給讀者對文明的思考的同時，還強調了在這個世界當中，中華文明有自己偉大的過去，也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未來。

我們的歷史都是血肉堆砌起來的，對於青銅器，即便沒有鑄成刀劍、長矛、戈戟用於戰爭，而是鑄成編鐘、尊盤，它在製造的過程中也一定沾滿了將士和人民的血汗。

我想，對於歷史，後人是不可以假設的，但是後人還是可以提出後人的想法和希望，我想用這本書告誡自己，也告誡我們的後人，歷史再不能這樣寫，我們一定要文化，而不要戰爭。

也是因為《蟠虺》這本小說的出現吧，過去大家去湖北省博物館，都是奔著編鐘去的，據說現在編鐘那邊的人還是很多，但是曾侯乙尊盤這邊的人也是里三層、外三層，成為了一個新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