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都陽城在登封芻議

作者 常松木

在大禹文化研究中，禹都陽城是不可迴避的學術話題，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

建國後的考古發掘成果已經證明了禹都陽城在河南登封，當時的陽城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的王城崗遺址，但還有極少部分學者仍持存疑態度。

因此，謹就禹都陽城在登封再作如下拾牙慧式的分析，以求教於方家。



一、 有關禹都陽城的幾種觀點

大禹的都城，歷來有多種說法，筆者也認為大禹可能不止一個都城。

但史書記載的禹都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禹都陽城，一說禹都安邑。

晉代皇甫謐說，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平陽是堯時舊都，即今山西臨汾市，晉陽為今太原市，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西北。

後人多相信禹都安邑之說。

但據考古工作者對安邑禹王城舊址的調查和試掘，則系戰國時代遺蹟。

相反，禹都陽城則在登封王城崗遺址找到了很多文物實證。

歷代史書和典籍中有不少「禹都陽城」、「禹居陽城」、「禹避陽城」的記載。

「禹避陽城」見於《孟子·萬章》、《史記·夏本紀》和《水經注》等，「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

 「禹居陽城」見於《古本竹書紀年》、《汲冢古文》和《漢書·地理志》。

「禹都陽城」見於《今本竹書紀年》、《世本》和《續漢書·郡國志》。

《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

」《今本竹書紀年》載：「三年喪畢，都於陽城。

」 ‚

從聯繫的觀點來看，此三者中之陽城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史記·夏本紀》也給了我們最好的證明：「帝舜薦禹於天，為嗣。

十七年而帝舜崩。

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

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後，姓姒氏。

」 ƒ從這裡可以看出，大禹避於陽城，天下諸侯都到陽城朝拜大禹，大禹在陽城即位是順理成章的事，禹肯定不會到商均所在的舜都即位。

關於禹都陽城的地望主要有四種說法。

第一，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境內，即今天告成的王城崗遺址。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劉熙的話說：「今潁川陽城是也。

」第二，在今河南省開封縣境內。

《太平御覽》卷155引《帝王世紀》說：「《世本》又言夏後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

」第三，在今山西省陽城縣。

《路史》卷12注說：禹都陽城「乃澤之陽城」。

第四，在今山西省翼城縣西。

丁山在《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中，認為「以成湯卜辭金文均作成唐，湯（無三點水，繁體）聲字古或作唐例之，陽城故名當曰唐城……是禹都陽城，值今翼城縣西。

」

其實，仔細分析一下，我們不難發現，第一種說法不僅產生最早，而且登封陽城得名也最早，故為古今大部分學者所採信，而後三種說法則大有可疑之處。

第二種說法雖然產生較早，但是從地望上講，陽城之「陽」是河之陽、山之陽，陳留浚儀（今開封縣）難以自圓其說。

再者它和一說陽城在河南淮陽一樣，都處於夏人的活動範圍的邊緣地帶，因而不大可能是禹都之陽城。

第三種說法，今山西省陽城縣縣名得自於唐代，天寶元年（742年），才改濩澤為陽城縣。

禹都於此陽城的說法是清代學者陳逢衡在《竹書紀年集證》中提出的，地名後起，說法後提，可以姑且不論。

第四種說法，「陽城故名當曰唐城」，一是從文字學考據，而沒有考古學術成果支撐，二是一種推測的說法，也不可信。

因此，第一種說法禹都陽城在登封當是最可信的說法，無可辯駁。

至於禹都陽翟，是東漢應劭所說的「夏禹都也」，可是臣瓚早就批駁說：「《世本》禹都陽城，《汲冢古文》亦云居之。

不居陽翟也。

」所以陽翟極有可能是陽城之誤，或者是大禹之子夏啟後遷之都，和陽城不能相提並論。

下面我們再從文獻記載的地望、旁證和文物考古成果方面來分析禹都陽城在登封。



二、 禹都陽城地望在登封的文獻記載和專家考證

禹都陽城地望在登封，最早見於《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劉熙的話說：「今潁川陽城是也」。

潁水發源於登封。

登封原本是陽城縣的一部分，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劃出陽城縣崇高山下三百戶設崇高縣，崇高縣後改為嵩陽縣，武則天封禪嵩山後，為紀念登嵩山封中嶽，大功告成，而改崇高縣為登封縣，改陽城縣為告成縣。

禹都陽城在潁水上游嵩山附近的記載非常多。

有關文獻成書年代也很早。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注引《世本》說：「禹都陽城。

」《水經·潁水》：「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

」《水經注·潁水注》載：「潁水東合五渡水，經陽城縣故城南。

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並啟並於此。

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縣南對箕山。

」《孟子·萬章》趙歧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陽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國。

」《括地誌》載：「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

《括地誌》還載：「嵩高山，亦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北二十三里。

」《 春秋外傳》韋昭註：「夏居陽城，崇高所近。

」

可見，禹都陽城的地望，是在嵩山之下、潁水上游、箕山之陰，而這一地望只能是登封告成王城崗。

而這一點更是得到了眾多專家、學者的首肯。

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在《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中說：「禹居陽城，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鎮……然先秦故事，凡涉陽城者而可見地望者，皆指潁川陽城言，如《左傳·昭公四年》晉司馬侯曰：『陽城太室，九州之險。

』《六國表》韓文二年『伐鄭取陽城』。

《史記·秦本紀》『攻韓取陽城』，故舊說尚最有力。

」④陽城古屬潁川郡，嚴耕望先生，從地望上點明太室、鄭、韓和陽城的關係，從而肯定陽城就在今登封告成。

此外，張立東先生在《關於夏文化的年代上限》中，認為：王城崗古城就是禹居之陽城，因此將夏文化的上限卡在王城崗龍山文化二、三期之間，其依據就是王城崗古城的位置與禹居之陽城的地望相符合，並說很難解釋是偶然的巧合。

劉河明先生認為，根據文獻記述和考古發掘的資料印證，今天鄭州登封告成鎮的王城崗為禹都之地應較有說服力。

因為登封告成鎮位於嵩山腳下，正是夏民族先民聚居的地方。

大禹立國建都，自然要把自已的祖居地作為首選。

孫作雲教授在《關於夏初史》中認為王城崗遺址就是禹都陽城遺址，其理由是，第一，鯀、禹、啟的傳說都集中於嵩山一帶；第二，《世本》有「鯀作城」和「禹都陽城」的記載，而王城崗發掘出了古城牆基槽遺址；第三，由告成鎮南的箕山，推知禹都陽城就在這一帶。

著名學者李先登在《登封告成王城崗遺址的初步分析》中說：「根據文獻記載，先秦人都認為禹都於陽城，並無異說。

至於陽城的具體地理位置，就在嵩山、箕山、潁河及五渡河附近；就在戰國陽城附近。

到了漢代，人們更進一步指出潁川陽城就是禹都陽城之所在。

而文獻中關於禹都於它處以及陽城在別處的記載，出現都比較晚，茲可不予論列……並且王城崗遺址正位於潁河與五渡河交匯處，嵩山之南、箕山之北，地望與文獻記載亦很貼切。

因此，我們認為王城崗遺址可能是禹都陽城之所在。

」 ⑤20世紀70年代主持王城崗遺址發掘的著名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一書的結語中，認為王城崗的兩座龍山文化小城是夏代城址，而且很有可能是夏代的禹都陽城遺址，並從豫西龍山文化的地方特色、出土木炭的碳14測定、二期城址、夯土奠基坑以及文獻記載和王城崗、王嶺尖以「王」命名的古名等方面詳細陳述了其理由。

三、 禹都陽城在登封的旁證

陽城作為地名在登封從堯舜時期到武周時期連續使用了兩千多年，武則天為紀念封禪嵩山大功告成，才將陽城改名告成。

禹都陽城在登封不僅有大量的文獻資料證明，而且也有很多有力的旁證。

最主要的有東周陽城、漢三闕、禹避陽城處碑、啟母冢以及附近的古文化遺址。

當然，告成鎮東南的石羊關，歷史上多稱為陽城關，也是重要旁證之一。

東周陽城：位於今告成鎮北，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700米。

陽城春秋時屬鄭國，戰國時屬韓國，是鄭、韓的軍事重鎮。

韓滅鄭、秦滅韓都是先攻陽城，《資治通鑑》載：周安王五十七年（前385年），「韓伐鄭，取陽城。

」《史記·秦本紀》載：秦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將軍繆（左為提手）攻韓，取陽城、負黍。

」在東周陽城遺址內，發現了我國最早的自來水輸水與貯水設施，在陽城遺址內外還發掘出土有大量陶器和鐵器，在不少陶豆柄部和盤內中心、陶量的口沿上和陶釜的肩部，發現多印製有「陽城」或「陽城倉器」的篆體陶文戳記。

再加上在王城崗遺址出土的刻有「魏故河南熒陽陽城」的北魏石柱和武則天改陽城為告成，這些都充分說明，陽城這個地名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從夏代就沿用下來的地名。

這些不僅為證明東周陽城在登封告成鎮提供了可靠的文字依據，也為證明王城崗遺址就是禹都陽城提供了有力的旁證。

目前，東周陽城遺址和王城崗遺址一樣同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太室闕：建於東漢元初五年（118年），是太室山廟前的神道闕。

太室山、少室山得名源於大禹治水的傳說，分別因大禹的大妻塗山嬌、少妻塗山姚居住於其下而得名。

太室闕南面和「中嶽泰室陽城」篆字題額相連的一幅畫像，刻一巨鱉，另外還有兩幅畫面各刻一似人似鱉的動物，文物專家呂品先生認為，鱉是夏部族的圖騰之一，這些可能是鱉圖騰氏族的尊酋長、大禹的父親鯀的畫像。

中嶽嵩山是夏部族早期活動的中心，鯀因被封於嵩山一帶被稱為崇伯。

鯀因治水失敗被殺，《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產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史記·夏本紀》張守節正義：「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於羽淵。

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

束皙曰：『《發蒙記》雲，鱉三足曰熊。

』」鯀死後化為鱉，後成為夏族的圖騰，又逐漸演化為祀鯀的神像。

鯀被封於崇山（嵩山），大禹繼任其父崇伯一職，後又都於崇山腳下的陽城。

太室闕距陽城最近，題額上的「陽城」二字和鯀畫像說明和禹都陽城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

啟母闕：位於嵩山萬歲峰下、啟母石前，建於東漢延光二年（123年），是啟母廟前的神道闕。

啟母廟建於漢武帝時，供奉大禹及其妻子塗山氏。

啟母闕上的銘文為：「昔者共工，范防百川，柏鯀稱遂，OO其原。

洪泉浩浩，下民震驚。

禹O大功，疏河瀉玄。

九山甄旅，咸秩無文。

爰納塗山，辛癸之間。

三過亡入，實勤斯民……」 ⑥明確記載了鯀禹治水和大禹三過家入而不入的故事。

啟母闕上雕有兩幅畫像：夏禹化熊和啟母化石。

這和嵩山一帶至今流傳的大禹為開鑿軒轅關變為黃熊，妻子塗山氏為其送飯受到驚嚇化為石頭，在大禹的呼喚下，石破北方而生啟的傳說相吻合，和《尚書·禹貢》及《淮南子》上的記載相印證。

少室闕：建於東漢延光二年（123年），是少室山廟前的神道闕。

少室山廟自唐代始俗稱少姨廟，「其神婦人像，則故老相傳，啟母塗山之妹也」。

⑦少姨相傳是大禹的少妻，是啟母塗山嬌的妹妹塗山姚，在塗山嬌死後代姐養育夏啟。

少室闕、啟母闕和太室闕合稱中嶽漢三闕，也是我國現存最早並且是唯一的廟闕，1961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禹都陽城提供了珍貴的實物旁證。

禹避陽城處碑：碑原立於告成鎮東南寨門內，高八尺，寬約二尺七寸，厚尺余，正面文字無考，碑背面刻有楷書「禹避陽城處」五個大字，1958年告成村大隊部蓋樓房時用於房基，現在村民房下。

上文已述，禹避陽城的記載，見於《史記·夏本紀》、《水經注·潁水注》等。

《世本》載：「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

」《孟子·萬章上》載：「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

啟母冢：位於告成鎮東南冶上村，冢高約15米，底部周長約100米。

《帝王世紀》載：「陽城南有啟母冢。

」

周公測景台：位於告成鎮區北部，相傳周公為營建東都洛邑在此立土圭為木表測景，唐代時南宮說為紀念周公測景改為現在的石圭石表。

《周禮·地官大司徒》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東漢鄭玄引鄭眾註：「土圭之表，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為然。

」這些記載中的「潁川陽城」就是今天的告成，說明西周到東漢，告成仍名陽城。

另外，告成鎮、王城崗周圍還有很多古文化遺址，如裴李崗文化時期的雙廟溝遺址，仰韶文化時期的八方遺址，龍山文化早期的北溝遺址、康村遺址、楊村遺址、畢家村遺址、南城子遺址、西范店遺址等，龍山文化中晚期和二里頭文化類型共存的程爻遺址、後河遺址、袁村遺址、李家村遺址、油坊頭遺址、黃樓遺址、垌上遺址、南高馬遺址等，這些都在告成鎮周圍，而其半徑不足30公里的登封境內更有20餘處古代村落和城址，這說明王城崗遺址不是獨立存在的，當時的陽城周圍有大量的民眾，這為禹都陽城提供了有力的旁證。

這些旁證聯繫起來，就足以說明王城崗遺址不是孤單和偶然的現象，而是古代文化在王城崗附近連續發展形成的序列，是研究和探索禹都陽城地望的重要支撐。

四、 禹都陽城在登封的考古成果支撐

根據有關文獻記載與傳說中的禹都陽城、禹居陽城、禹避陽城，1956年,河南省文物普查時發現了登封告成遺址。

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旭生先生到登封告成進行過「夏墟」調查，在《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中，經過大量文獻分析，認為「今告成鎮為古陽城是一種最普通的說法，也是較正確的說法」。

⑧

1975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門對告成五渡河、潁河兩岸有目的地進行了深入的考古調查，發現了包括王城崗在內的一批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遺址。

1976年至198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前身）與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合作，除在告成鎮東北調查和試掘東周陽城遺址外，對王城崗遺址進行了大面積的科學發掘，發掘面積達8575平方米。

經地下鑽探與大面積發掘發現了王城崗龍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遺址。

王城崗發現的東西兩座並列的龍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東城已被五渡河改道西移而大部分被沖毀，但西城的四面夯土城垣尚有大部分保存，並在西城內發掘出了殘夯土基址和13個奠基坑，以及許多灰坑與窖穴等遺蹟。

從出土的陶器品種之多和製作之精來看，都是王城崗周圍同期的其它龍山文化中晚期遺址出土的陶器無可比擬的。

期間，參加發掘的還有遼寧大學、鄭州大學的歷史系考古專業的教師及學生。

1977年11月，為了徵求對王城崗遺址發掘的意見，由河南省文化局主持在登封召開了「登封告成發掘現場座談會」，部分省市文物考古單位和部分大學考古專業都派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中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鼎先生、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黃景略等也參加了座談會。

此次座談會肯定了王城崗是河南省龍山文化中晚期的遺址，並就怎樣繼續發掘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和建議，這次會議大大促進了王城崗遺址的發掘工作和夏文化的探索研究工作。

1983年，中國考古學會第四屆年會在鄭州召開，將禹都陽城——王城崗夏文化遺址列為中國社科院第六個五年計劃重點研究項目。

同年6月，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再次親臨王城崗遺址發掘現場指導工作。

這次發掘證明王城崗遺址屬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遺存，並根據其地層疊壓和灰坑打破關係以及器物型式的發展變化，將王城崗遺址分為五期，即王城崗一期、王城崗二期、王城崗三期、王城崗四期、王城崗五期。

其中二、三期文化遺存最為豐富，東西並列的兩個城址、夯土建築基址及奠基坑皆屬這些時期。

不過，東西兩座小城面積近1 萬平方米，部分專家學者據此懷疑王城崗遺址是否禹都陽城。

1996年，為解決我國「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歷史的遺撼」，國家啟動了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夏代年代學研究課題組的專家們又一次對王城崗遺址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內發掘採樣，再次獲得了河南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早期過渡的地層疊壓關係和新的實物證據。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根據出土文物和碳14測年並結合多學科的科研成果，表明王城崗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2世紀，王城崗三、四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1世紀，王城崗五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0世紀，年代值均已進入夏的紀年範圍以內，並根據王城崗遺址的11個碳14測年數據，半公元前2070年作為夏的始年。

2001年4月，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還入選了「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發現」。

2002年開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遺址周圍龍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和2004年開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圍地區的聚落形態研究，專家們又在王城崗遺址展開新的考古工作，並在王城崗遺址新發現一座面積大約3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這是迄今河南境內發現的最大面積的河南龍山文化城址，同時還發現有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存。

因此，而主持此次考古發掘的專家認為：禹都陽城的幾種學說中，王城崗是理由最充分的一個，它與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時代、位置比較吻合，有爭議的是原來發現的城址太小，與禹都不相稱，此次大城的發現，使它的時間、地點、規模都有資格稱為禹都，並最終得出結論：「王城崗大城小城前後相繼，關係十分密切。

聯繫到歷史上夏的鯀、禹、啟的傳說多集中在這一帶，由此我們認為：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小城有可能為『鯀作城』，而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有可能是『禹都陽城』。

」 ⑨ 張國碩先生在《夏商都城制度研究》一書中認為：「夏禹之政治中心位於今河南登封的陽城，王城崗城址年代包含夏禹所處時代，位置與《水經注》等記載陽城地望相合，故多數學者贊同登封王城崗一帶為禹都陽城所在地。

」 ⑩我們下面再從出土文物和地理位置方面來進一步來考證。

小城和大城：夏代之前有都而無城，史載「鯀禹作城」，鯀又說「城以衛君，郭以居民」，城是王居住的地方和發號施令的場所。

在王城崗發現的城牆基址，說明王城崗遺址並非一般的村落遺址而是一個城的遺址。

第一次在王城崗發掘出了東城和西城兩座小城，地勢西城高於東城，兩者的基礎槽底相差2 米左右，東城的西城牆就是西城的東城牆。

東城大部已被五渡河水沖毀，僅殘存南城牆西段和西城牆南段相交處的西南城角部分，該城角的建築形制是內角為凹弧形，外角呈凸圓形，向外突出2米左右，似為城角馬面設施。

因為殘存遺址太少，無法測知東城的大小。

西城地下部分保存較好，四面城牆輪廓比較清楚。

南牆長82.4米，西牆長92米，北牆西段殘存29米，面積近1萬平方米。

西南角、西北角都有馬面設施。

在西城內發掘出夯土建築基址44處，多呈凸形、正方形和長方形。

房基下面多有奠基坑，坑內埋有人骨。

本世紀初在王城崗遺址上又發掘出了一個大城，城牆殘存370米，牆體為純凈而堅硬的黃土，也是用河卵石層層夯築。

城牆以外還發現有城壕，北城壕長約630米，寬約10米，殘深3-4米。

大城面積約30萬平方米，城內發現了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

原來發現的小城位於大城以內的東北部。

一般學者都把城市的出現作為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這樣評價城市的出現：「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高峻的牆壁並非無故：它們的壕溝深陷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說文》云：「城以盛民也。

」《釋名》說：「城，盛也。

盛受國都也。

」《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及築城造郭，以為固國。

』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城」的存在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比氏族部落領導集團遠為強大有力的管理機構，它能夠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來興建這個巨大的建築工程，並且有能力調集足夠的軍事力量來守衛這座城。

而『築城以衛君』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王城崗城址的興建是一個初期國家權力中心已經形成的標誌。



奠基坑和祭祀坑：王城崗二期發現灰坑150餘個，其形狀以圓形及橢圓形袋狀坑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灰坑的填土經過夯打，有的在夯土中還埋有人骨。

如1號奠基坑內就充填了20層夯土，在下部第三層至第六層夯土中埋有2具男性成年、2具女性青年、3具兒童的骸內，這應是舉行某種奠基儀式的犧牲。

在西城中部和西南部還發現了幾處較大面積斷斷續續的夯土，和上述奠基坑聯繫起來，這應是大型建築夯土台基的殘留。

祭祀是奴隸社會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1）。

人牲又名人祭，就是殺人供某種祭祀所用。

「有無以奴隸作人牲的遺蹟，是推定一個龍山文化晚期的遺址是否屬於夏代文化的一個側面。

」（12）王城崗遺址的人牲遺蹟，從骨架姿態上看很不自然，可以推斷，死者有的是被殺死，有的是被活埋，既無固定葬式，又無任何隨葬品和葬具，死者的身份顯然是奴隸無疑。

青銅器殘片：青銅的出現和青銅工具的使用是我國由原始社會發展到奴隸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

1980年11月4日，在王城崗四期灰坑H617出土了青銅器鬲（上有規字）的殘片，殘高5厘米，殘寬5.5厘米，厚0.11~0.15厘米，重35克。

經金相及掃描電子顯微鏡等分析，系含錫約7%，並含有一定量鉛的鑄造的青銅製品。

青銅容器的鑄造和使用是當時生產和生活中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鬲（上有規字）是造型比較複雜的青銅容器，其鑄造需要合范的複雜技術，它的出現表明的已不是青銅業的萌芽階段，已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標誌，說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

這一發現把我國青銅業的歷史由二里頭文化時期又向前推進了一個階段。

文字：文字是進入文明的標誌，中國文字有一個孕育、創造、積累、提高的長期發展過程，殷商的甲骨文已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因此上推夏朝應有較原始的文字。

王城崗三期的陶器上發現了比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劃的文字或符號大為進步的陶文「共」字等。

這就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上一問題。

白陶和玉石琮：本世紀初，王城崗大城遺址發現了白陶器等高規格遺物。

白陶是由陶器向瓷器過渡的產物，在當時是只有奴隸主貴族和君王才可使用的一種重要的禮器。

有專家認為白陶是商代早期才出現的，而登封君召南窪的夏代中期遺址就出土了白陶。

王城崗出土白陶就足可說明王城崗地位的重要性。

在王城崗大城遺址離城牆和城壕很近的地方發現了埋有人骨的祭祀坑、在城壕底部發現有用於祭祀的人頭骨，以及很能反映使用者身份的玉石琮。

琮是一種玉制禮器，其構造和造型明顯含有「祖」的意義，有象徵地母女陰的涵義，多為貴族女性所用。

從《周禮》中可知，璧禮天，天屬陽；琮禮地，地屬陰，因而琮是一種禮地的禮器。

《周禮》注云：「琮之方宗也，八寸所宗故。

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虛圓以應無窮，象地之德，故以祭地。

」還有專家認為玉琮是與璇璣結合在一起使用的天象觀測儀器，這也為大禹觀測天象頒夏時提供了佐證。

人們通常把「城市、文字、金屬器、禮制器物」等作為文明起源的主要因素，即國家起源的標誌。

王城崗遺址有小，還有大城，有青銅器和文字，有玉石琮、白陶等重要禮器，還有大型建築基址、奠基坑和祭祀坑，這些皆非都城難以有之。

該城的年代已接近或進入夏紀年的範圍之中，再加上這麼多重要出土文物，足以證明王城崗遺址是夏初中原地區重要的中心聚落，即夏初的都城——禹都陽城。

不可否認的是，如果在王城崗遺址發現能確認反映高級別都城的遺蹟，如宮殿宗廟、貴族大墓、用於祭祀的青銅禮器等，那就為禹都陽城提供了鐵證。

再者，古代都城選址對自然條件有比較嚴格的要求，第一都城要背山面水，第二要考慮居於統治範圍的中心，第三要具備人文和經濟發展條件。

而王城崗遺址背靠王嶺尖，面對潁河，東傍五渡河，既滿足生活需要，還能滿足安全需要。

登封在三代地居天中，正居地理中心。

嵩山周圍又是夏代早期的活動中心，是鯀、禹、啟的封地之所在，王城崗作為禹都是非常理想的地點。

嵩山地區是淺山丘陵地帶，適宜人居，經濟上也相對比較發達，王城崗周圍眾多的文化遺址就說明了一切。

總之，無論文獻記載、考古發掘的直接證據，還是地望和旁證，第一次大面積發掘都從時代、地望、考古依據方面初步證明了王城崗遺址作為禹都陽城的可能性。

而第二次發掘大城的發現，又從規模和考古成果方面為確定禹都陽城提供了更為有力的證據。

因此，我們都可以自豪地宣稱：王城崗遺址就是禹都陽城，禹都陽城就在登封。

注釋：

見《孟子·萬章》

‚《竹書紀年譯註》111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

ƒ《史記今注》2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

④《夏文化論集》576頁，鄭傑祥主編，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

⑤《夏文化論集》296頁，鄭傑祥主編，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

⑥呂品著《中嶽漢三闕》39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8月

⑦楊炯《唐少姨廟碑記》，轉引自傅梅《嵩書》（《嵩岳文獻叢刊》第一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

⑧《夏文化論集》87頁，鄭傑祥主編，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

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788頁，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18頁，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11）見《左傳·成公十三年》

（12）陳紹棣《登封王城崗城堡遺址時代試探》，轉引自《夏文化論集》444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