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砦遺址發掘與夏文化三個發展階段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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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9 月開始的對新密新砦遺址的發掘,是1999 年5 月28 日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時設立的「新密新砦遺址的分期與年代研究」課題的工作內容,目的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擬定夏代年代學基本框架提供支撐,並為行將開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積累資料。
發掘工作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考古隊承擔,
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名義招收的碩士研究生武家璧參加了1999 年的發掘,博士後研究人員趙春青作為骨幹力量自始至終參與了從發掘、整理到編寫報告的全過程。
新密新砦遺址,1964 年由當時的縣文化館館長魏殿臣先生調查發現。
1979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芝荃先生首次對其進行了試掘,認為該遺址有早於二里頭文化一期、又晚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過渡性遺存,並提出了「二里頭文化新砦期」的命名。
惜因當時試掘面積過小,出土材料有限,「新砦期」是否真的存在,長期未能得到確認。
1996年,國家「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
當時,為慎重起見, 在「夏代年代學的研究」課題所列「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中,只列了登封王城崗和禹縣瓦店兩處遺址的發掘,新密新砦未列其中。
1999 年底,對新密新砦遺址第一期發掘結束之後,證實趙芝荃先生提出的「新砦期」遺存的確存在。
因此,還是將「新砦遺址的分期與研究」列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新增補的一個課題,2000
年上半年對新密新砦遺址的繼續發掘遂成為課題組的中心任務。
現在,擺在大家面前的這部報告,即是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2000 年對新密新砦遺址發掘所獲資料的匯集和初步認識。
也許在某些方面學術界還會有不同的看法,但它填補了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的缺環、拓展了夏文化研究的領域,則是不爭的事實。
從考古學上探索夏文化,自1931 年徐中舒先生髮表《再論小屯與仰韶》一文提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以來,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
七十多年來,隨著相關考古遺存的不斷發現,圍繞何種考古學遺存是夏文化的討論日益深入。
1947年,繼徐中舒先生之後,范文瀾先生在其所著《中國通史簡編》第一冊中,以文獻中有「夏人尚黑」的記載,將以蛋殼黑陶為特徵的山東龍山文化視為夏文化。
20 世紀5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玉村、鄭州洛達廟等地相繼發現了早於以鄭州二里岡為代表的早商文化、又晚於河南龍山文化的洛達廟類型遺存。
李學勤先生率先提出洛達廟類型遺存最有可能是夏代遺蹟的觀點。
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員徐旭生先生以七十多歲的高齡率隊赴豫西、晉南作「夏墟」調查, 於河南省偃師縣(今偃師市) 發現二里頭遺址,並於當年組織發掘,揭開了以二里頭遺址和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為研究夏文化主要對象的序幕。
1977年,安金槐先生開始主持登封告成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的發掘,第一次夏文化討論會以「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的名義在登封召開。
會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提出了考古學上夏文化的定義,認為只有「夏王朝時期夏族人民創造和使用的文化」才能稱為夏文化;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和東下馮工作隊分別介紹了兩地發掘的收穫和他們的觀點,二里頭文化可分為連續發展的四期,有二里頭和東下馮兩個類型的觀點得到確認;安金槐先生認為正在發掘的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有可能是文獻上所講的「禹居陽城」的陽城;鄒衡先生提出鄭州商城亳都說,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均屬夏文化。
1983年,西南距二里頭遺址僅6 千米的偃師商城被發現,原來主張二里頭遺址為西亳,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或二、三期是夏、商文化分界的學者,轉而認為偃師商城為西亳,二里頭文化主體是夏文化,二里頭四期時實現了夏商王朝的更替,二里頭文化四期已是商滅夏後的夏文化。
1986年, 田昌五、李伯謙分別根據對有關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的研究, 先後提出了二里頭文化可能是」后羿代夏」「少康中興」以後的夏文化的觀點。
1996年,國家「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在1997 年工程召開的「夏代、商前期考古年代學討論會」上,經過熱烈討論,逐步形成了「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基本同時或略有先後,都是劃分夏、商文化的界標,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是夏文化,但二里頭文化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要在嵩山南北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中去尋找」的主流認識。
從1996年「斷代工程」開始至2000 年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繼續進行的對登封王城崗遺址的再發掘,發現了一座打破小城、面積達30 多萬平方米的大城,經14C測定,年代約為公元前2000 年前後,證實此地確為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的所在地,以其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才是早期夏文化。
1999~2000 年新密新砦遺址的發掘,除填補了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的缺環,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來自東方文化因素的存在,還證明了文獻記載的夏朝初年發生的「后羿代夏」事件確有其事,「新砦期」遺存是「后羿代夏」時期形成的,即以河南龍山文化系統因素為主,又融合有東方山東龍山文化因素的「夏文化」,晚於它的二里頭文化確為「少康中興」以後的」夏文化」。
回顧這一過程,我們看到夏文化的發展歷程曲折而又漫長。
大體來說,以王城崗大城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 「新砦期」遺存(或曰新砦文化) ——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經歷的三個大的階段,約從公元前21 世紀至公元前16 世紀,貫穿了其起始至消亡的始終。
新砦遺址的發掘,正像以上提到的其他遺址的發掘一樣,也對夏文化的確認和對夏文化發展道路的深入認識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本文由王芳摘編自趙春青、顧萬發主編的《新砦遺址與新砦文化研究》一書之」綜合研究「部分。
978-7-03-048110-8
本書對已發表的新砦遺址發掘資料和新砦文化研究文章進行了匯總,共收錄文章62篇,分為田野考古發掘簡報與簡訊、綜合研究、新砦城址研究、新砦遺址出土遺物研究、新砦遺址多學科研究、學術爭鳴、回顧與前瞻七個部分,是全面了解新砦遺址和新寨文化的綜合性著作,具有極強的資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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