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青銅器出自戰國時期的一座中型墓。

「墓葬可能屬於燕王領地內的一位中級官員。

由於墓室遭受破壞，詳情不明。

該墓所出的漆器全部散失，僅收集到部分青銅器。

從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來看，該墓屬於戰國中晚期，對於研究燕的歷史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比如，此次展覽中展出的一件造型精美的三犀銅鼎，就是這個時期較有代表性的文物。

銅鼎高23.5厘米，口徑21厘米，其高附耳、細長鼎足的外形，都是燕國銅鼎的特徵；特別是在鼎蓋的外圍裝飾著三隻躺臥的犀牛，以及變形的蟠螭紋，這些寫實風格的高浮雕裝飾是典型的燕國銅器的裝飾風格。

根據墓誌確定路縣故城範圍

展覽的第二部分「秦漢變局」展示了漢代到唐代的通州。

2016年，文物部門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設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發現了路縣故城，這一考古成果成功入選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城市副中心考古出土的部分漢代文物也在此次展覽中亮相。

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通州潞城鎮出土的一件東漢印文磚。

高紅清介紹，這件印文磚是漢墓墓室鋪地的石磚，正面印有圓圈紋、菱形紋。

值得一提的是，在它上面還有九個清晰可辨的文字：「位公卿、樂未央、大吉昌」。

高紅清指出，這九個字反映了漢代的幸福觀——「位及公卿，長樂未央，大吉大昌。

」

許多當時的「生活用具」也頗有意趣。

一件潞城鎮出土的陶灶在鍋灶的旁邊不僅有勺子，還有「醬油瓶」，似乎復原了當時的生活場景。

一件倒梯形陶倉，上端有一方孔，其目的是為了透氣，防止糧食腐爛，倉壁貼附著表現出行、勞作等日常生活場面的泥塑。

而在武夷花園區域附近出土的陶井，反映了漢代先進的供水設施和制陶技藝。

通州潞城鎮出土的陶魁是當時一種盛羹用的斗，「這種器物在貴族中以銅器或漆器的形式出現，在民間則是木器。

」而配合這件展品的展示，策展人員還特別復原了一幅山東出土的出現在漢畫像石上的東漢「刑渠哺父圖」，表現的正是這件器物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場景。

「雖然墓葬中出土的這些『生活用具』並不真正具有使用功能，而只是特製的冥器。

但古人『視死如生』，因此，通過這些器具我們完全可以看出當時人的生活狀態。

」

此外，在展覽的第二部分還展示了晉代至唐代的通州。

這部分實際上是漢代的延續，通州作為中原政權邊陲重鎮幽州的輔縣，與幽州城命運緊密相連。

展品不多，主要是晉代和唐代墓葬文物。

據史料記載，最晚在漢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通州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個曾用名「路縣」，「路」取「道路四通八達」之意，這是迄今所知通州域內行政建置的開始。

「而到了東漢，它名字中的『路』變更為『潞』。

雖然名字有變，但位置沒有變化。

」在城市副中心考古中發現的唐代「艾演墓誌」，就標記出了路縣故城遺址的範圍。

從墓誌我們可以看出，這是「唐故幽州潞縣丞蘭陵艾公墓」，「這說明墓主人艾演是唐幽州潞縣丞。

潞縣丞，為從八品下官階。

」其中記載著「卜宅於潞縣甄昇鄉古潞城南一里平原」，意思是墓主人葬於古潞城南一里處。

據文物勘探人員考證，艾演墓往北一里，果然就是西漢路縣故城城址的位置，與文字記載一致，這件墓誌也成了漢代路縣遺址的直接物證，「對於考古工作者確定路縣故城的範圍，它有著坐標性的意義。

」

發現「通州」之名的最早實證

遼會同元年即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為南京，為遼五京之一；金貞元元年即1153年，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稱中都；元至元九年即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成為全國的統治中心。

北京城地位的漸進提升對通州的影響巨大。

因為城市規模擴大，人口不斷增加，對糧食物資的需求大大增加。

通州成為匯集南方漕糧入京的「水陸要會」，迎來了歷史發展的新機遇。

展覽的第三部分「水陸之要會畿輔之襟喉」，展示了遼代給通州帶來的一些文化特色，如遼代佛教流行的產物燃燈塔、契丹捺缽文化延芳淀和馬鐙壺等。

此次展出的黃釉馬鐙壺看上去很像皮質器物，「它本來是契丹人用來掛在馬上喝水的皮囊壺，隨著中原燒瓷技術的傳入，改為瓷器。

即便如此，你在這件文物上，還是可以找到穿掛繩用的『針眼』和更多出現在皮具上的紋飾，這體現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

此外，這部分展覽還展示了金代時期通州地名上的變化。

高紅清介紹，1151年即金天德三年，海陵王完顏亮於潞縣城西約八里處，置通州，取「漕運通濟」之意。

這是歷史上「通州」地名的出現。

而這一關鍵性歷史節點在展覽中也有體現，1975年通州城關出土了一座金代宣威將軍石宗璧墓，此次展出了該墓的墓誌拓片，其中明確記載：石宗璧於金大定十七年(即1177年)四月四日葬於「通州潞縣台頭村」。

「通州地區此前稱路縣，該墓誌中明確出現了『通州』一詞，是目前為止關於『通州』最早的實物見證。

」高紅清介紹。

石宗璧墓中還出土了窯白釉刻花葵瓣碗和耀州窯青釉鋬耳洗，這兩件文物也在這次展覽中亮相。

其中窯白釉刻花葵瓣碗是金代定窯不可多得的珍貴的實物資料，耀州窯青釉鋬耳洗則是典型的耀州窯珍品。

定窯和耀州窯的珍品在當時的通州出現，「說明金代的通州已經是運河上的交通要道和物流集散地。

」

京魯運河圖（局部）

金玉文物重現富庶的漕運重鎮

明永樂遷都北京，通州再次承擔起京師糧食命脈的重任。

明代人評價通州稱：「國家奠鼎燕京，而以漕輓仰給東南，長河蜿蜒，勢如游龍，而通州實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灞陵，宋之有衛源，其煩劇一也。

」明清通州是京杭大運河沿岸的漕運重鎮，水陸交通要會，對穩定封建國家的統治秩序產生了巨大作用，故而又有「一京、二衛、三通州」的說法流傳。

展覽的第四部分「天庾正供商賈輻湊」，展示出了許多奪目的金器和玉器，「這在當時屬於『奢侈品』，體現了漕運和商貿給當地帶來的富庶生活。

」

一件長20厘米、寬10厘米的清代金嵌玉蝴蝶頭簪紋樣別致，以金葉為托、白玉為瓣、金絲作蕊，花頭之上一隻展翅的蝴蝶似翩然落下，組成了一幅「蝶戀花」的圖景，表達了對美好愛情的嚮往。

簪柄及金葉背面有寶華銀樓戳記，「『寶華』是清代及民國時期京城內銀樓的字號，說明了北京內外城之間的物資往來，關係密切。

」

而通州博物館藏的清代《京魯段運河圖》長卷，長745厘米、寬50厘米，是體量較大的運河地形圖，描繪了從山東台兒莊到北京段運河流域內的城池和閘口的分部，是一份形象的檔案。

「此畫曾流至日本，後由國人收藏回國後幾番輾轉最終捐給通州博物館，這段曲折的經歷使其更顯珍貴。

」

這部分還有一件十分有趣的展品——「軍糧經紀密符扇」。

在這把扇子上，寫滿了各式各樣奇異的符號。

高紅清介紹，各地漕糧運抵通州後，官府會委派僱傭的經紀人員加以驗收。

為了防止勒索舞弊等情況發生，制定出了密符制度。

每一名經紀都有自己的一套密符。

「密符扇的使用方法是，每名軍糧經紀在自己驗收、轉運的漕糧袋上，用上好的『福炭』，根據驗糧的情況，把自己的符形畫在明顯的位置。

監察官員隨時抽查袋內的漕糧質量，合格便罷，有不合格的，則對照著糧袋上的符形，知道符名，查出真實姓名，然後按照朝廷規定予以處罰。

」

展覽引用明代朝鮮使臣黃中允的記載來還原當時通州的富庶：「余見遼東人民物貿之盛，以為憂無比；比及到山海關，則遼東真如河伯之秋水，以為天下殷富此為無敵；今見通州，則山海關又不啻山店貧村。

」

來源：北京晚報記者孫樂琪文並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