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辨析

「二重證據法」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一大創造,其主要內涵是強調用地下出土的實物資料與傳統文獻相互印證。

《湖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刊載了楊鵬先生題為《王國維實證考據學風形成源流新解》的論文,認為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形成「源自於他與日本學者長期的學術互動與交流」以及通過日本學者了解到的「歐美等國家的歷史與文化,西方科學實證的思想、精神」對其思想的浸潤。

筆者不贊同這一說法,認為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源流實來自於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以及羅振玉對王國維學術研究方向的指引。

王國維的西方哲學觀受到日本哲學影響

王國維早年進入東文學社學習,所謂的「東文」就是日文。

這是一家主要培養翻譯人才的新式學校,教師主要是日本人,這是王國維了解西方近代文化的起點。

對於這段學習經歷,王國維回憶說:「是時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

二君故治哲學,餘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

」1901年2月,王國維赴日本留學。

從日本回國以後,他將西方哲學納入自己的視野和範圍,主要研究對象是康德、叔本華、尼采。

不過,對於國學根底深厚的王國維來說,西方哲學只是一種宏觀的、抽象的、可供借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將其作為畢生的研究對象,則是不合適的。

不久,王國維即放棄西方哲學研究,轉而從事中國文學、考古學領域的探索研究。

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對王國維的學術方法與學術成就進行分析總結,其中一條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等是也」。

《〈紅樓夢〉評論》是王國維的第一篇文學批評著作。

該文以叔本華哲學為指導,筆鋒犀利,說理透徹,獨具卓見,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由此可見,陳寅恪所說的「取外來之觀念」,指的就是王國維通過日本學者的中介和影響而接觸的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而這些學科對王國維的學術影響主要是在文學藝術領域,而非史學領域。

王國維、羅振玉寓居日本期間,在與日本學者的交流切磋中,受到影響和啟發更多的是日本學者,他們的「學術研究不僅開拓了國學的諸多新領域,對日本的漢學研究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其中精通日語的王國維更是扮演了橋樑的角色」。

例如在戲曲方面,正是受王國維著《宋元戲曲考》的影響,「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寫成了《中國近世戲曲史》這部經典之作」。

在甲骨文方面,「王國維首先把甲骨文引入中國古史的研究,於 1915年撰寫成《三代地理小記》。

受其啟發和影響,日本學者林泰輔、內藤湖南等人也相繼發表了相關的學術論文」。

在敦煌學和簡牘學方面,「羅、王在京都合編《流沙墜簡》……此著完成的學術史意義就在於:它促進了後來中日兩國敦煌學與簡牘學的發展」。

正因如此,日本現代著名歷史考古學家江上波夫指出,「後來日本甲骨學、經學研究的興盛,產生了後學貝冢茂樹、諸橋轍次這批成就卓著的學者,都不能不追溯到林泰輔與羅、王論學的時期。

」

日本學者對王國維的影響僅限於其學術生涯初期,主要是西方哲學、美學、教育學等學科,尤其是在哲學領域。

而王國維寓居日本期間,日本學者受其影響更為深遠。

宋代金石學是「二重證據法」源流之一

王國維在《新學語之輸入》中說:「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

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夫抽象之過,往往泥於名而遠於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之一大弊。

」由此可知,中西學術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西學「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傳統國學則注重「具體的知識」及「實踐」,也就是講究實證。

從中也可看出,西學對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及「二重證據法」的形成,影響甚微。

金石學是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之前,以古代銅器和石刻,特別是文字銘刻及拓片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它偏重於銘文的著錄和考證,以證經補史為研究目的,研究領域涉及文字學、歷史、書法、文學、圖書學等方面。

正如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所說:「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然而在宋代之前,雖然也有人對金石文獻進行研究,但並不成系統,還不能成為一門學科。

到了宋代,金石學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在考史、證史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宋代學者在金石學方面取得的顯著成就,為清代漢學研究開拓了先路。

對於宋代的金石學成就,王國維比較推崇,他為此寫下《宋代之金石學》一文,認為「考證之學,亦至宋而大盛。

……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

宋人治此學,其於搜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

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

不過,宋代學者對金石文獻偏重於文字釋讀、器物形制之研究,卻忽略器物的時代,及由器物本身以推論古代文化、古代史跡。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甲骨文、敦煌文獻及漢晉木簡的相繼發現,中國考古學進入大發展時代。

王國維認為,這是從未有過的「發見時代」。

他將宋代金石學置於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開拓其領域,深化研究方法,不僅以金石,而且廣泛利用甲骨、陶器、璽印、兵器、簡牘、封泥、貨幣等從事經史的考證、古典文獻的整理、古代文化的探究等。

1916年5月,王國維撰《〈毛公鼎考釋〉序》,首次明確提出「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的考證金石文字之法,這可視作其「二重證據法」學說之開端,推本溯源,它實則與宋代金石學一脈相承,是對傳統金石學的拓展和升華。

乾嘉考據學是「二重證據法」源流之二

乾嘉考據學興起於明末清初,全盛於乾嘉時期。

乾嘉考據學派重視客觀文獻史料,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

乾隆年間,御纂《西清古鑒》等書,推動了金石研究的復興。

王國維的《國朝金文著錄表序》就說:「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為《西清古鑒》,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求古器,搜集拓本。

」可以看出,清代金石學受乾嘉考據學的推動而勃然興起,而且,清代金石學研究的範圍擴大,「從質地來分,有『金』有『石』,又有磚瓦陶器等;從用途來看,有鐘鼎彝器、錢幣、璽印、兵器、玉器、鏡鑒和封泥等。

研究體例,已臻完善。

有存目、錄文、摹圖、摹字等環節的材料整理,又有通過書跋方式從內容上進行經史、小學、義例等方面的闡發;既有專門研究,又有通論;既有地域之分,又有通纂總括」。

乾嘉考據學派重視客觀資料,不以主觀想像為判斷,在中國近代史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對後世學者影響巨大。

但王國維同時又將乾嘉考據學的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和高度,拓展了其研究範圍。

近代學者蔣汝藻在為王國維的《觀堂集林》所作序文中,明確指出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與乾嘉考據學派的淵源關係:「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

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

君所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

蓋君於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展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

」范文瀾更是將王國維納入乾嘉考據學派範圍,他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學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名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其為乾嘉考據學派。

」

羅振玉學術指引是「二重證據法」源流之三

羅振玉是學識淵博的國學名家,從殷墟甲骨、漢晉木簡、墓志銘文,到清宮所藏曆代圖書、歷史檔案,乃至珍寶、錢幣等,都有系統的研究,並撰寫了許多學術價值頗高的專著。

王國維與羅振玉之交在其學術生涯中最為關鍵,羅振玉在學術上的引導、幫助、商討,給王國維學術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羅振玉是我國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大家之一,是甲骨學的奠基者。

他彙輯可識可讀的甲骨文五百餘字,編纂成《殷虛書契考釋》,這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甲骨文的專著;其後,他又彙輯不可遽釋的甲骨文共千餘字,編為《殷虛書契待問編》,與前書互為表里。

在羅振玉前期甲骨文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王國維於1917年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他在該書「序」中明確交代:「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日,所據者《鐵雲藏龜》及《殷虛書契前後編》諸書耳。

」王國維開創了用甲骨文字證史的先河,糾正了《史記·殷本紀》中不少錯誤,同時也證明了其所記殷代帝王世系大致可信,說明《史記》與史實基本相符,這其中不能忽略羅振玉對其研究的啟發與助推作用。

1908年,漢晉木簡出土,羅振玉最早對其進行整理。

他還刊印了已被歐洲人掠走的敦煌石室藏書中最精華的古本和佛經。

王國維早年治學,興趣廣泛,在隨羅振玉流寓日本之前,「他日夜寢饋於西洋哲學和宋元通俗文學的書籍;對於叔本華和歌德的著述以及宋元名家詞曲,十分喜好」,到日本後,在羅振玉的勸告和啟牖下,始「屏平日所學以治國學」。

關於王國維的這一轉變,羅振玉在《〈觀堂集林〉序》中也說:「辛亥之變,君復與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註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

」羅振玉還將自己帶往日本的數十萬卷藏書、古器物銘識拓本、古彝器及其他古器物,讓王國維借閱、觀摩和研究。

1901年和190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我國新疆樓蘭、尼雅和甘肅敦煌等地的古代遺址進行發掘調查,獲得大批木簡,他將釋讀任務委託給法國漢學家沙畹。

沙畹對木簡作了考釋,寫成《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漢文文書》,尚未出版即將手稿寄給當時寓居日本的羅振玉。

羅振玉認識到這批文獻的重要價值,他與王國維對模糊不清的圖版重新考釋,最終成果為《流沙墜簡》。

王國維隨後在寫給繆荃孫的書信中也說:「歲首與蘊公(羅振玉)同考釋《流沙墜簡》,並自行寫定,殆盡三四月之力為之。

此事關係漢代史事極大,並現存之漢碑數十通亦不足以比之。

東人不知。

乃惜其中少古書,豈知紀史籍所不紀之事,更比古書為可貴乎!」王國維所說的「東人」,就是日本學者,可見當時的日本學者並沒有認識到這批簡牘的學術價值。

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實形成於他在日本期間,與羅振玉共同考釋漢晉木簡,寫作《流沙墜簡》之時」。

由此既可看出羅振玉對其幫助與影響,也從另一方面再次說明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形成與日本學者的交流互動無關。

此外,經羅振玉介紹,王國維結識了許多國內外一流學者,國外的漢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斯坦因。

國內學者如柯劭忞、繆荃孫、沈增植等,從中受益匪淺,這也對其古史研究幫助頗大。

王國維在繼承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基礎上,在羅振玉大力幫助和引導下,對研究方法進行弘揚和升華,把金石文獻範圍擴大到甲骨文、簡牘、封泥、貨幣、璽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並將其與歷史文獻互證,創立了「二重證據法」的古史研究方法,從理論和方法上為現代考古學奠定基礎,影響了中國學術界。

王國維通過日本學者接受到的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只是在其學術生涯初期,主攻西方哲學及中國文學批評時產生了影響。

楊鵬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源流歸結為日本學者對其傳授的西學的影響,以及日本學者長期與其學術交流互動時的啟發,明顯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單位:洛陽師範學院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