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高二適之外——「蘭亭論辨」中的張傚彬、段熙仲

1960年代，書法家高二適在與郭沫若的「蘭亭論辨」中聲名大噪，高二適駁論文章，因章士釗推薦始得發表，這也為章士釗帶來興奮和欣喜。

《蘭亭論辨》封面

高二適1960年代在與郭沫若的「蘭亭論辨」中聲名大噪，高二適駁論文章，因章士釗向最高領導推薦始得發表，這也為章士釗帶來興奮和欣喜。

幾十年師生為文章事業切磋琢磨，終於在文壇幾乎萬馬齊喑之際發一震響。

在關於論辨之種種信息交流之中，章士釗也流露逸趣閒情，他要求高二適為其養女章眉所書一首乃父之詩題跋。

高二適亦回憶昔年章士釗夫人吳弱男曾經將他的書法誤以為章士釗所作。

「適以為公應給眉先寫上戲題一詩並短記，或如見示函語，然後適再如命加墨（適意以公戲題詩為主體，乃敢批其後，非即欲公先為手題也），俾成一手卷。

公如常置几案，亦可稍暢老懷也。

」在「文革」前夕的社會氛圍中，高二適的這段文字真恍如隔世。

也就是因為與章士釗在幾十年文字往還中形成的默契心緒，才使得他有如此認真的言說。

高二適袒露心懷之傾，亦不免感慨「此事可惜南北絕少留心提獎書藝之人，而五、七言可謂絕響，更無才士可擔當不傳之業。

」高二適對詩詞書法的研習寢饋，從未稍歇。

一方面是對《急就章》的深入研討，對王羲之及古來書法名家的臨寫比較，同時又反覆披閱《杜詩鏡詮》、《後山詩》等經典名篇。

半隱生涯，雖門可羅雀，卻是吟誦不休，沉浸在幾十年一貫的自得其樂之中。

但觸目所見，中國傳統文化精華，日漸揚棄，遂難抑憂心之嘆。

以後高二適在南京接待了許多有心學習書法詩詞的青年，對他們言傳身教，在南京城裡逐漸形成漫天狂潮中一處澹定凝聚的文化氛圍，培育一些青年獲知中國傳統文化，被有心人讚譽為「辦了一所孔子學校」，其意緒蓋出於此。

因為論辨蘭亭以來的信息頻繁，高二適又告訴章士釗：「再有張傚彬（號敔園）先生突由京寄適一函，今日又由其中表兄弟（鄔彤）送來張之敔園詩摘存及孔教著作，此亦有心人者。

公識之未？」

高二適（1903——1977）

高二適致章士釗手札

這裡所談的張傚彬，號敔園，乃民國時期一位學貫中西的人物。

其人出生於1882年，比章士釗小一歲，曾經留學英國，攻經濟學，返國後曾任民國北洋政府駐俄羅斯帝國彼得堡總領事，又曾在大學教書。

在中外文化比較之中，敔園最終服膺中國傳統，在遊刃有餘之間竟辭官不做，專事中國古典文物之收藏研究。

他用平生積蓄購藏的一件商代提梁卣，為罕見國寶，以後，敔園將其捐獻國家，被文物界譽為與張伯駒捐獻展子虔《游春圖》、陸機《平復帖》仿佛之壯舉。

張敔園逝世於1968年，因其夫人為俄國人，在「文革」狂潮中，夫妻均被懷疑為間諜，同被捕入獄，且都瘐死高牆之中。

張中行在其《負暄瑣話》中專有一篇「張傚彬」，即寫此人，似為其人見諸當代文人筆下惟一作品。

張敔園與張中行在北京後海北沿為鄰居，住一門牆不隔之通院，兩人經常閒聊，但此文中未及有關「蘭亭論辨」話題。

張中行與啟功亦有多年交往，其《負暄三話》頭篇即「啟功」。

有次張中行話及《蘭亭序》，啟功說「說來話長，須有二十萬字來寫」。

可惜熟悉啟、張二人的張中行在此題目上未能作為。

「蘭亭論辨」發生的1965年，張敔園已經八十三歲，見到高二適「駁議」文章，大覺興奮，遂主動寄來其著作，這是傳統文人的締交方式。

高二適平生非文字淵源不交，張敔園為學養深厚的前輩先生，又主動聯繫，高自然敬之以禮。

章士釗早年亦留學英國，又曾在北洋政府為官，當然不會不知道張敔園。

但從以後高二適與章士釗來往手札中可以看出，章士釗沒有支持高二適與張敔園交往。

張敔園早已隱跡息聲，唯以書畫考鑒消磨歲月，知其人者，多視為遺老。

但此遺老與章士釗之曾經斡旋國共關係，又與最高領袖有過群之交者不同。

章士釗身在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又是中央文史館長，與高二適青燈黃卷一介文人，心緒也頗不同。

章士釗在1957年風波中，亦幾乎罹難，幸虧領袖紆緩，才出險境。

此番舉薦高二適文章，雖獲青睞，但亦同走鋼絲，須步步留神。

這些非關學術底里的社會政治因素，章士釗只能不時提醒高二適。

高二適熟讀經史，對歷史中的政治發展脈絡和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動態，亦多留心，但他終竟是文化學術中人，一事當前，先問是非曲直。

他所接觸的文化人，亦每以文化理念學術良知為同儕。

在向章士釗介紹並詢問張敔園情況時，高二適還談及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和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段熙仲。

二人均是在「蘭亭論辨」問題上支持高二適的：「南京同人評郭已成強弩之末，又商藻亨過寧，亦有文斥某，（尚未送出慮不得發表。

）又聞南京師院有段熙仲文在我先寄光明迄今未發，亦未退還。

」

高二適致林散之札

商承祚文《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一文，以後發表在《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66年第1期，而段熙仲文則淹沒無聞。

在這裡，高二適向章士釗所言，可見他並未以自己文章得以發表便覺奇貨可居，高自標置，更不曾以論辨蘭亭之「第一人」而自喜。

他希望的是能夠有平等公正的文化學術辯論環境，段熙仲的文章未能發表，已然湮沒，但高二適偏要說明段文在他之前就投寄《光明日報》；他自己的文章被《光明日報》整版刊出，為轟動文壇的莫大幸事，但高二適偏要為段熙仲打抱不平，指摘《光明日報》既不刊登亦不退段稿。

高二適並不以自己的幸運而歡悅，他感慨的是整個文壇的狀態。

剛氣鯁骨，在手札中自然流露。

在整個「蘭亭論辨」期間，與郭沫若公開辯論的文章，得以公開發表者，希若星鳳。

以後，文物出版社於1973年編輯完成《蘭亭論辨》一書，延遲到1977年始得公開發行，收入其中與郭沫若觀點相異的文章，除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之外，就是商承祚「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與章士釗「柳子厚之於蘭亭」。

章文在辯論當年並未問世，是從中華書局出版於1971年的《柳文指要》書中節錄。

商承祚（1902——1991）

高二適和章士釗在蘭亭論辨中的學術觀點是一致的，章士釗既已在《柳文指要》中對此問題有所涉獵，如今辨論開展，他也有撰寫文章參與的慾望。

高二適在此札中還給老師提供了一則材料：「世說·品藻：『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

』紹是石崇姊夫條下注，劉孝標於金谷序文實增『魏書曰』以下六十個字，此可再為駁某之第一手材料。

（如為再駁材料甚充塞，大抵均就大王書評及同時帖字，公倘有興，別提出執中之說否？此最易受人歡迎者。

惟文更須有《甲寅》文之力量，不可姑息也。

」作為學者，在表述基本態度之後，還希望作更為細緻深入之研尋，以求問題之解決，這既是學術爭論的意義所在，也是學人興趣所注。

高二適與當時諸多學府教授比較，因他多年來摒棄諸多世俗利益，一門心思潛心學術，積累之學術話題及識見更為豐富。

高二適書法

「蘭亭論辨」開展以來，郭沫若是利用自己地位組織人幫腔助陣，而高二適則將自己積學所得提供給老師，豐富其學術事業。

郭沫若發難文章中作為《蘭亭序》非王羲之所寫的一條理由即注家對原文可減不可增。

高二適這裡提供的材料「劉孝標於金谷序文實增『魏書曰』以下六十個字」是再次證明郭說無據。

由於郭沫若在其文章中的判斷太過絕對化，終貽其譏。

「蘭亭論辨」開展以來，郭沫若初似胸有成竹，漸卻失去自信。

他動用權力及影響，希望得到更多支持，若老朋友宗白華，亦為郭沫若尋找材料，以表支持，但宗白華終於不能盡棄自己的學術良知，在給郭沫若的書信中實際還是在堅持蘭亭序為王羲之所書的歷史陳說。

此中細節，還當別述。

高二適得知老師參與辯論，亦願盡弟子禮代其查書。

他不會忘記章士釗當年創辦《甲寅》時期的文章氣勢，在他記憶中，老師也並非若一般獲得歷史知識遠非完整的人們所誤會的只是一遺老古董。

當年，李大釗、高一函、李劍農這些叱吒風雲的人物，都曾經追隨章士釗。

那時候的章士釗，既無黨籍，亦非官身，他們就是佩服他的文章。

高二適在完成《劉禹錫集》的批校之時，就曾期望自己與章士釗的「文章風誼」若唐代之劉禹錫柳宗元。

如今之「蘭亭論辨」，在高二適心中是一場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千秋大事，他既不掩飾商承祚、段熙仲對此事的大力投入，亦期望孤桐師能再為文壇登高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