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坡村考古散記：一個考古工作者的真實狀態

一 消失之痛

茅坡，一個即將消失的地名。

茅坡村，一個已經消失的村莊。

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唐代，茅坡村曾經叫宋滿村。

從長安二年至大中八年，宋滿村至少延續了一百五十二年。

這是我從出土於茅坡村附近考古工地上的兩塊墓志銘文上知道的。

因為茅坡村改造，一個大型的居民小區將在原址上橫空出世，小區名字叫長安萬科城。

因此該考古項目的名字被稱作長安萬科城二期。

我討厭這個名字，不僅因為工地在建設施工過程中，破壞了許多古墓，又有一些古墓因各種原因而得不到發掘，還因為該地的老地名——茅坡村，即將完成它所承擔的歷史使命。

我因此而感到痛心，老地名的消失，是傳統文化的斷裂，由此而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將是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

在茅坡村周圍，自2000年以來，已發掘過數千座古墓葬，從出土的一些墓志銘文上，發現有「居安村」、「鄧村」、「胡趙村」、「姜村」等地名，而如今在長安這一帶，還有「大居安」、「小居安」、「鄧村」、「南姜村」、「西姜村」這樣一些地名，對比墓誌文上的記錄和所處位置，我們相信一些地名，自唐代起一直流傳至今。

雖然幾經陵谷更替，歷史變遷，這些村子所住村人已絕非當年村民們的後裔，然其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則一直流傳至今，墓志銘文上的記錄明明白白地向我們說明了這一切。

然而隨著急速地城鎮化改造，這些流傳一千多年的老地名將徹底消失，不但消失於歷史的記載中，也消失在這些口耳相傳了上千年的村民的講述中。

村名沒有了，村子消失了。

更多的農民成了市民，農村成了城鎮。

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沒有了根，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又將到哪裡去？！

2011年的11月底，我接到了一個新的發掘任務，長安萬科城二期項目考古發掘，154座墓。

工作8年來，參與發掘的大的考古項目如唐代帝陵、西藏薩迦寺等已不必再提，基本建設中的考古項目如富縣廣家寨、長安通義坊、曲江金水灣、高新唐延路等也參加了不少，積累了不少經驗，然而一次性發掘這麼多墓，在我還是第一次。

二 工作之難

自認為多年的工作經驗，足以應付發掘中遇到的那些問題。

可是，工作真正開始之後，我才知道，在一個大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中，做考古工作是何其之難！因為我面對的不只是那154座墓，不只是管理好考古隊的七、八名隊員，我還要面對至少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

發掘之初，單位領導即告誡我，首先務必要保證考古隊人員的人身安全，因為這些唐代的墓葬大多都有比較長的墓道和較深的墓室，雨季的時候容易塌方，弄不好會出安全事故，這在我們以前的工作中是有深刻教訓的，所以必須謹慎小心；同時還要注意出土文物的安全，既不能在工地現場因各種原因丟失，也不能在考古隊駐地遭遇盜竊等，為此，我們要求現場必須有兩人以上才能夠清理墓室，而駐地也保證24小時有人留守。

在此前提下，領導們強調最多的，便是考古發掘工作要嚴格遵循《田野考古工作規程》，比如按照從晚到早、從上向下的順序依次發掘，先墓道後墓室等等，當然，這不只是領導們的要求，這是每一位考古隊員在考古工作中都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這是我面對的第一個壓力。

發掘工作離不開工人，這些工人大多都是當地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被稱為民工。

民工們也有自己的組織，有一個民工頭具體負責，從中聯繫建設方和考古隊。

這些民工中就有差不多10年前，我還是學生實習時見過的人，我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方面，他們挖墓的水平絕對要超過我。

有了這些技術熟練的工人，就大大提高了我們的工作效率。

但是，必須明白，他們只是來幹活的，干一天活拿一天的工資，所以他們不對挖墓的好壞負責，有時為了彌補他們的過錯，也會造假，造個墓邊什麼的，所以，這就要求考古人員必須時刻緊盯著他們。

還有一點，他們聽命於民工頭，而民工頭直接從建設方拿錢。

雖然這對考古隊來說，有著很大的方便，既不用經常在每個墓發掘結束後，因丈量土方和他們鬧糾紛，也不用操心每天又有哪個民工沒來上班。

名義上，民工們幹活必須服從於考古隊的安排，每天挖哪座墓，進度如何，都要有考古隊統一調度。

但實際上，因為建設方給他們發工資，而建設方最希望的就是幹活速度要快，恨不能這些墓一天就挖完。

民工頭也有壓力，他希望順利的從建設方領到辛苦錢，就要督促他手下的人挖快點，這樣，有時發掘過程中，民工們往往不聽考古隊員的指揮，因此而挖壞墓葬的現象偶有發生。

民工頭還多次向我建議，有些墓的墓道比較長，如果探明沒有壁龕的，不用全部揭露，而只要「顯形」即可，還說他們曾在哪些工地也都是這樣做的。

按照他們的說法，「顯形」即是從墓道口向下挖50厘米左右，顯露出墓道的形狀，墓道以下的地方不全部發掘，那樣可省很多人力和時間。

我沒有同意這樣做，除非是有危險的地方，否則，墓道是必須全部揭露的，不然我們如何知道墓道的上口和下口是否一致，墓道的底是斜坡的，還是台階的，墓道內的填土還有沒有遺物等，這都是一些必須搞清楚的事情。

有一次，在一個長斜坡的墓道底部，發現了一面銅鏡，經過對其周圍的察看，發現它並不屬於這個長斜坡墓道內的遺物，而是另一座墓葬內的隨葬品，從而發現了另一座沒有勘探出來的墓葬。

這再次證明了我們完全揭露墓道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說，與民工們打交道，既要依靠他們，又要善於引導他們，這是我面對的第二個壓力。

在發掘工作中，最耗費我精力、最令我頭疼的就是與建設方打交道，這是我面對的第三個壓力，也是最大的壓力。

建設方來自房地產行業的領頭羊萬科集團，聲名赫赫，越是這樣，越是不好開展工作。

其實，對於在這兒發掘工作的難度，我早有耳聞。

2011年6月份，這一塊地方還沒有開始施工，整個是一塊平地，對於考古發掘來說是再好不過。

但是兩個多月，考古隊只發掘了6座墓，建設方完全不配合，一直拖到當年的11月份，雙方才談妥，重新開始進行發掘，我也是在這時才正式接手這個工地的。

這時，建設方也開始進駐工地，挖基坑，蓋樓房，因此，施工中破壞墓葬的現象也就多了起來。

建設方對我們的要求就是一個字——快。

快點發掘，快點結束。

對於他們來說，時間就意味著效率，也意味著金錢，所以，別看平時配合挺好，一旦發掘影響了他們的施工，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會做出來。

今天剛勘探好的墓，撒好灰線，第二天到工地一看，這兒變成了一個大坑，經理會推脫說是挖掘機司機不知道情況自己挖的，還當面將司機批評一頓，下次要注意云云，感覺就像網上經常爆出的一旦出事都是臨時工乾的一樣。

有時，還會將已經挖好而沒來得及繪圖、照相的墓坑，給你挖掉或用土填掉。

每到這時，往往少不了和他們理論，吵架、拍桌子也是有的。

有時，實在無計可施，就拿出我們的「撒手鐧」——停工。

有的墓已經發掘完了，我會說領導這兩天要來視察，先不能回填或者說還要繪圖、照相；有時也會藉口民工或技工有事，來不了，開不了工等。

這都是一些無可奈何之舉，目的仍是為了順利地進行發掘工作。

在所有這些事情中，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建設方居然和勘探隊串通起來。

本來，按照一般慣例，一片墓葬開始發掘時，先要由最初勘探這片墓葬的人員來放線，考古隊才好發掘。

但是，這塊墓群當初是由長安區的一個私人勘探隊進行勘探的，據說其與長安區某政府部門有關係。

因為墓葬太多，放線都是先放幾十個墓，挖完之後再接著放線。

來了兩次之後，勘探隊就不想再派人來了，說什麼放線還需要經費，當初勘探給的只是第一次的經費，又沒給這次放線的經費，胡攪蠻纏，毫不講理。

但是不放線就不能發掘，索性只好讓建設方和他們聯繫。

最後不知他們之間如何談妥，反正只要放線，勘探隊都會派人來，但也只是象徵性地放上兩個墓就走了，其餘的墓葬全憑我們的考古人員自己來估計，親自鑽探。

後來等到開始發掘以前堆土的地方時，在幾百平方米的基槽里竟然沒有探出一座墓，而且探眼只有三、四厘米深。

據我們的考古人員與勘探人員私下聊天，說是建設方給他們的老闆打招呼，不讓探出墓。

這也就難怪在地面上不用勘探都能看出來的墓葬，竟然鑽探不出來。

後來，我們直接讓民工用鐵鍬在基坑裡鏟去浮土，那些排列整齊的墓葬全都暴露了出來。

自我們第二次開始發掘後，建設方的施工從未停止，而且許多發掘區域還被堆上了土。

因為建設方的原因，中間曾經幾次停工，一直到2013年6月底，才最終將建設區域內的墓葬全部發掘完畢，總共發掘墓葬242座，比最初勘探的墓葬數量，多了88座。

因為原來勘探的墓葬，許多都被破壞了，還有個別沒有找到，所以，新發現的墓葬遠遠超過了100座。

三 發現之美

雖然發掘過程中帶有很大的壓力，也有很多實際的困難，但是，面對著出土的600余件（組）精美的隨葬品，那些壓力和困難實在是微不足道。

這些隨葬品雖然都不會講話，但是當你把它們從墓葬里捧出來、從泥土裡扒剔出來的時候，你還是會感到莫名的興奮，仿佛正在將歷史舒展開來，從而窺探先輩們的種種真相，而歷史也在你的手下慢慢復活。

那件隋代的駱駝，雖然四蹄略有殘損，仍能看出它正在負重前行，高昂著脖子張口嘶鳴。

它脖頸處的鬃毛，捲曲而濃密，眼睛刻畫特別有神。

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背負的馱囊。

身體兩側的馱囊上雕刻著同樣題材的畫像。

畫面的正中有三個人物，兩側有兩根柱子，頂部為圓拱形，整個看起來放佛希臘的圓拱形神廟或殿堂。

再細看這三個人物，中間是一個深目、高鼻、濃髯的男子，袒裸上身，似喝醉了酒，胳膊搭在兩邊的人身上，步態蹣跚，隨時都可能摔倒，兩邊的人正在奮力攙扶著他。

最特別的是，他的頭部還有頭光，一般來說，這是佛或神才會有的。

所以，這個男子，很可能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這件駱駝，便成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希臘酒神題材的文物。

而目前國內，只有拉薩大昭寺內保存的一件銀壺上有類似的圖像。

那件三彩女俑，出土於一個12歲的小女孩之墓。

她的父親是司農寺丞鄭福善。

司農寺丞，是一個從六品上的官職，算不上一個很大的官。

也許她的父親太寵愛她了，她的墓葬出土了許多隨葬品，在我們已發掘的墓葬中算是隨葬品比較豐富的了。

其中有陶罐、陶俑、銅缽、銅鏡、瓷瓶、錢幣等數十件，但最令人感動的，當屬那件三彩女俑。

這件三彩女俑高30多厘米，呈坐姿，頭上高聳的不知是冠飾還是髮髻，面部表情端莊安詳，身穿長裙，上圍披肩，右手執一束花於胸前。

主色為黃、綠釉彩，勻稱自然。

這座墓葬的年代為長安二年，即公元702年，正值武則天統治的末期。

我一直在想，這件女俑，是否是仿照小女孩生前的模樣燒制的呢？

一把東漢時期的鐵劍，銅格鐵刃，雖然其木質劍柄部分已殘，但是劍柄上的銅格和劍刃部分仍然保存完好。

出土時，當把壓在上面的土塊清理乾淨後，劍刃的前端突然彈了起來。

我一直以為兵馬俑博物館宣傳的被壓的青銅劍還能反彈回來的事件是神話，直到我親眼看到那柄鐵劍也彈了起來時，我才相信，兵馬俑坑出土的能夠彈起來的青銅短劍很可能是真的。

在這幾百件出土文物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那8塊墓誌。

其中石質的3件，墨書磚志1件，硃砂磚志4件。

7塊唐代墓誌中，除1件墓主為男性外，其餘6件墓誌的墓主均為女性。

她們分別是：12歲的司農寺丞鄭福善第四女、未嫁而卒的19歲女子韋裴娘、新婚而不幸病逝的焦新婦、京兆府雲陽縣尉閻建方的小室王氏、天水郡君劉英、大唐皇四從叔游騎將軍行左威衛河南府伊川府左果毅都尉李令微的夫人獨孤婉。

閱讀這些唐代女子的墓誌，可知她們有十幾歲的少女，有三十多歲的少婦，還有五六十歲的老婦，有的出身平凡，但卻夫妻恩愛，有的出身名門，家世顯赫，有父親為女兒撰寫墓誌，有丈夫為妻子撰寫墓誌。

每一篇志文，都是一段時代的記憶。

我為這些志文里的真情而感動，我為這些重見天日的文字而欣慰，我也為這些唐代的女子們感到幸運，她們必將得到最好的紀念。

四 考古之憾

考古永遠是一門遺憾的科學。

在茅坡村發掘的242座古墓中，除過五、六座墓之外，其餘墓葬全部遭到了或多或少的盜掘。

更有甚者，50多座墓內因被盜而沒有留下任何隨葬品，墓室裡面乾乾淨淨，致使我們不能準確判斷這些墓葬的年代。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茅坡村盜墓成風，工地上的民工仍能為我們講述那些真假不辨的傳說，當時整個村子的人全體出動，大家都在盜墓。

不知這些故事有沒有誇大的成分，但有許多文物從茅坡村流傳到海內外卻是事實，至今附近村子還有人逃亡在外。

了解了這個背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發掘的那些墓葬被盜掘嚴重的原因。

雖然我們發掘的最終結果，比當初的勘探數量已多出了很多，但是還有許多墓葬因占壓而不能發掘，還有一些墓葬遭到了徹底的毀滅，這是我們發掘過程中最大的遺憾。

儘管發掘了這麼多，但有的墓葬卻沒有任何遺物，領導們也不太重視，所以有人就說，發掘那麼多，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我個人以為，不論發掘的墓葬盜掘與否，出土的隨葬品是否精美，數量多少，每一座墓都有它的意義。

即使僅僅出於對古人的敬意，我們也應把每座墓葬發掘好。

即便是那些因被盜而沒有隨葬品的空墓，對於古代墓葬研究來說，也提供了數量上的積累。

而且，每挖一座墓，世界上便少了一座墓，墓總有被挖完的那一天。

而且，依照現在的建設速度，用不了幾年，西安周圍就將無墓可挖。

所以，凡是在我們發掘區域內，看到的所有能夠發掘的墓葬都得到了發掘，有些發掘區以外的墓葬，也通過各種方法儘量爭取發掘，這是我唯一覺得心安的地方。

在考古發掘過程中，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還動用了挖掘機。

按照考古規程，在發掘工作中嚴禁動用機械，而只能一層一層的依次下挖。

但是在北方黃土地帶，那些墓室較深的墓葬，很容易坍塌，直接從挖好的墓道進入墓室口，有時是很危險的，畢竟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要求，所以，幾乎是約定俗成，一般在考古工地上發掘墓葬時，對於那些墓室較深的墓葬，都用挖掘機將墓室上方的土挖掉，然後由人工進行清理墓室。

另一方面，基本建設中的考古發掘，時間都比較緊，建設方也不停地催促，根本沒有時間按部就班地進行各項工作。

在茅坡村工地發掘時，我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建設方希望我挖快點，趕進度，節省時間；民工頭希望我多用機械，少用人力，節約成本；單位領導希望我把握好進度，仔細發掘，保證質量。

我在三方之間盡力尋找平衡，希望做到各方都滿意，在保證墓葬形制完整的情況下，有時也動用機械挖掘土方。

我深知，這種狀況已是行業公開的秘密，憑我一人之力也無法扭轉這種局勢，因此，這是歷史的局限，時代的悲哀，也是我們考古工作的遺憾。

19個月的考古發掘，242座漢唐墓藏，600余件（組）各類隨葬品，無1例安全事故。

雖然發掘過程中難免有諸多遺憾，但我盡力了，問心無愧。

如果茅坡村註定要消失，那麼這篇文章將是我寫給茅坡村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