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寫起懸疑小說 講述兩個通靈師故事

有人說葛亮有顆「老靈魂」。

說法不知從何時起，大約來自他這幾年最負盛名的小說《朱雀》和《北鳶》：年輕作家難得有這般耐心和筆性，打磨古典詞句，細細摹狀舊時人情風物，打撈湮沒在民國煙塵中的古都往事。

見到葛亮，提及此，他笑言：「那你接觸我，覺得怎樣？」——似乎又難一言以蔽之，眼前的他分明入時、敏銳，言談舉止頗有西方風範和都市氣息。

葛亮點頭說，對呀，一個人是一個綜合體，一個作家也有不同的面相，一方面在觀念里接受傳統的滋養，另一方面生活在現代城市裡，有對當下的挖掘。

作者：張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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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小說集《問米》出來，就有記者問葛亮，是否要「轉型」。

人們印象中的葛亮是《北鳶》里的葛亮、「老靈魂」的葛亮，《問米》里一系列小說背後的葛亮卻面目多端，突破了古典的範式，時而驚悚，時而懸疑，時而詭譎，時而綺麗，紛紛披了都市的面紗，魑魅魍魎，魔性萬端，異化人的心魔紛紛而來。

葛亮說，其實這些小說在寫作時間跨度上和《北鳶》是差不多同時的，只是書次第出來，容易讓人誤解。

在

他看來，只是代表著自己寫作的另外一個面向：如果說《北鳶》、《朱雀》等銜接著他對祖輩致敬的立場，反映了從歷史到當下的完整輪廓，那麼《問米》就更多切入的是對當下和內心的叩問，每一篇都代表著他對當代社會認知的某個層面。

就如第一篇《問米》里的通靈師阿讓，每個人都能通過和他的交流看到自己的內心，就像一面折射世間千萬情狀的鏡子。

作家也是一樣。

葛亮說，這種種不同面向綜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他。

對於讀者來說，《問米》的風格或許意外，但他珍惜這個「意外」。

與之相應的，是撲面而來的充滿陌生化的語言修辭和氛圍意象。

《問米》里有七篇小說，每篇的標題都是一個意象，問米、罐子、鵪鶉、朱䴉、龍舟、竹奴……葛亮擅長從意象出發，結撰起他的故事。

他的人物總被他置於某些非常態的境遇下，突破了波瀾不驚中的蒙昧和不自信，生生逼出內心或正面或邪惡的小宇宙。

葛亮生於南京，後赴香港求學，現為香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與中國作家普遍擅寫鄉土不同，他的寫作中映照著五光十色的城市魅影。

從《朱雀》的南京、《北鳶》的天津與上海，到《問米》，則遍歷東南亞、嶺南、西北、香港等等，無意間為他所謂「沒有結論」的現代城市拼了一塊版圖，留了一份當代人需要間離觀看的影像。

或許和文學教授的身份有關，葛亮愛提及審美的概念。

採訪結束時問他，在他這些題材迥異風格多變的作品裡，有沒有一以貫之的內核？他想了想，依舊給了一個審美意義上的回答：對文字的要求——「文字的表現形式不同，氣韻構造有異，但我對文字本身有一個標準，無論任何題材，都堅持審美的取向和趣味。

」

喜歡懸疑小說的作家

《書鄉》：《問米》很有懸疑風格，你也在後記里寫到懸疑小說對你的吸引。

懸疑小說作為類型文學，多數時候在主流文學圈中是不獲首肯的，但你似乎沒什麼偏見。

它何以打動你這樣一個被視為「純文學」的作家？

葛亮：我們對懸疑小說會有某種程度上的成見，認為它注重邏輯的密度而犧牲了對人性、對社會背景和語言審美的考量。

但我並不這麼認為，我有個很喜歡的日本小說家橫溝正史，從他身上，我看到對本格的執迷並不一定以犧牲其他元素為代價，他就能將各方面比較好地融在一起。

我一直認為小說的故事內核是重要的，它和形式之間並不矛盾。

而故事的邏輯恰恰為我非常注重，懸疑小說在這一點上很打動我：本格推理步步指向結果，其實也是指向人性。

只是懸疑小說所揭示的人性面目通常是非常陰晦的，這點我不十分認同，我認同的是它邏輯所指向的一種審美的意義，一種「造境」，就好像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中的間諜。

我在《朱雀》中也寫到一個美國間諜泰勒，便是借用了推理小說元素，構置了一個特殊的「文化自在體」：他熱愛中國文化，又擔任間諜工作，一方面從家國民族立場有背離，另一方面內心卻經歷著煎熬。

《書鄉》：懸疑小說往往會陷入為懸疑而懸疑的機關當中，但你似乎有意在超越，比如《問米》這篇，在神鬼的外殼之下，落到了一個很真實的悲劇上來。

在平衡懸疑性、驚奇性和真實性、現實性上，你有什麼樣的考量嗎？

葛亮：我們一直以來覺得本格推理太過硬，就像一個方程式，由因必然導致果，這恰恰是我在這部小說里特別警惕的，我不想讓人感到嚴格的甚至嚴厲的構造方式。

所以你看到這本小說里雖有推理的外殼，但結局有的讓人意外、有的荒誕，都不是非常嚴謹的本格邏輯應當達到的結果。

這其實就是人的無力感誕生的來由，我們作為平常人甚至庸常人，當被置於一個非常的情境下，每個人所能爆發出的張力及其帶來的效果都是不能預想的。

這裡面最接近本格的是《朱䴉》。

我以《朱䴉》作為整個系列的結尾，其實也是一個致敬，來向讀者表明我心中的本格是怎樣的。

這個故事的破案過程以「我」作為線索，而最後嫌犯是「我」，有點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羅傑疑案》，在破案過程中，「我」在不斷偽裝和拷問自己。

這是超越倫理、道德、法律的情感，不能用任何一些規則去定義，這也就打破了本格的界定，是我想要的。

《書鄉》：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

因你同時寫長篇和短篇，你對短篇小說這種文體有什麼特別的理解嗎？

葛亮：短篇小說更像時代和生活的橫斷面，其意義在於，提供你的靈感以一個突然釋放的空間。

短篇是可以圍繞一個靈感來寫作的，就像《問米》里，是一個通靈師瞬間打動我。

長篇則因為年代跨度，需要形成一個體系，包括對歷史的感知，價值觀、世界觀和很多一系列的細節。

短篇沒有這麼大的空間，要產生一擊即中的感覺，最重要的一點是意象。

你看我每個標題都是一個意象，中國語言審美講究言未盡而意已達，我嘗試與讀者分享這些可以回甘的東西，我相信我的讀者都非常聰明。

《書鄉》：在語言層面上，你也有多幅筆墨。

《北鳶》的語言非常古典，《問米》里則有更加多樣的呈現，你如何去打磨和尋找合適的語言形式？

葛亮：寫作本身是一種翻譯，或者說轉譯，由不同的語言轉譯出來，效果完全不一樣。

典型表現就是《北鳶》，不僅是在反映時代，也是在轉譯文化。

民國時期的文化氣象和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當時專門打磨了一套語言，不是單純白話文，也不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真實語言，而是找到一種二者互相滲透的結合體，既能感知那個時代的氣韻，也符合當下讀者對語言的審美，能讓他們接受。

嘗試用不同語言寫作是我的習慣，也是一個小說作者必須面臨的檢驗和考驗。

你不能想像用精緻典雅的吳儂軟語去表現《問米》里那個帶有一點粗糲、痞氣、但有好奇心和悲憫感的角色，所以他是個北京年輕男人。

當他遇到通靈師阿讓，阿讓是南方人，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他的對位。

書寫「沒有結論」的城市

《書鄉》：你是南京人，後來長居香港，但你的小說中有更加豐富的地域性。

很多作家一般只寫自己熟悉的城市，但你好像沒有太大的障礙，對各地的語言風俗都能做到熟習，這種跨越地域的寫作是有意識追求的嗎？

葛亮：你讀得很仔細。

這些篇目是我在十年里寫的，其間我去了很多地方，會深深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衝擊，從而刺激人生的某一個面向。

《問米》就是因為我在河內遇到了這樣一個通靈師，他的生命歷程當然沒有那麼傳奇，但給了我一個啟發。

如果不去河內，我就不會寫這個小說。

《罐子》里的侉叔是隱姓埋名逃難到嶺南的西北人，北方是土文化，安土重遷，南方是水文化，這中間就有一種砥礪，我想寫出這種砥礪。

如果二者不碰撞，就不能體會到鐵漢柔情，以及對歷史的回魂有怎樣的應和。

《竹奴》是一個溫柔的故事，氤氳著南方水氣。

這一方面是審美的考量，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因子，塑造著不同的文化呼應，藉由這樣的呼應，人的多維度和豐富度就出現了。

《書鄉》：之前採訪過一些主要寫鄉土的作家，他們有時會表示，寫鄉土容易，寫城市卻常常把握不住，但你筆下的城市故事都遊刃有餘。

張悅然說，你扭住了現代都市中人的心魔，這種「心魔」在你看來是什麼？

葛亮：應當是來自當代人的不自信。

鄉土是中國文化生長的淵源，在我們的審美體系和價值觀上，認知程度已經非常高了。

但到城市寫作境遇中，文化生態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不再連接鄉土中國傳統，而是移植了新的西方價值體系，使得人心產生了更加大的驛動、浮動，變得更加難以捉摸。

所以說當代城市在寫作層面上的難度是相當之高的，因為它沒有結論。

《書鄉》：那麼你覺得城市文學的核心應該是什麼？

葛亮：我一直強調一個概念叫「常與變」（筆者註：出自沈從文《長河·題記》），所以我為什麼喜歡沈從文先生，雖然他也是在寫鄉土，而且不喜歡城市，但他非常精準地抓住了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在變遷中的社會最基準的東西。

在我的城市書寫里，我也不僅僅去寫最fashion（時尚）的東西，也很注重它們和傳統的連接與砥礪。

中國的城市生活有特殊的根基，和西方不一樣，符合西方現代城市建造意義上的大陸城市只有一座，就是上海，而北京、南京、西安等都是以都邑為基礎發展的，所以寫中國城市也就沒法迴避「常」的那一面。

在我們的城市背景中依然是有鄉愁的，就像我在《北鳶》里寫到天津，和上海的氣息是完全不一樣的。

《書鄉》：香港應該和上海是一類城市吧？

葛亮：香港反而更加有鄉愁，因為它的本土化歷程更加艱難一些。

上海人覺得自己之所以作為一個上海人，是他與生俱來的現代性。

而香港在被殖民的歷史中，非常強調本土元素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部分，呈現為一個土洋結合的文化形態。

文學研究者的最強邏輯

《書鄉》：《問米》、《不見》、《朱䴉》等很多篇都涉及了戲曲元素，你本身對這方面很感興趣嗎，是否從中獲得什麼樣的滋養？

葛亮：我挺感興趣的，我家裡幾代人都是票友，外公、外婆父親、母親等，我的了解明顯不如他們，也不敢自居為一個票友，但他們給我很多指點。

戲曲一方面代表我們傳統文化的部分，另一方面的意義是，藉由相對簡潔的方式，表達複雜的人性和時代的綜合體。

中國戲曲最令人著迷的在於它的這種寫意性，這和我對文學和文字的審美是一致的。

《書鄉》：小說中也涉及各種各樣的知識和職業，包括動植物甚至理工科等等。

這是平時的積累，還是為寫小說有意識地查找資料？

葛亮：兩方面都有。

我父母都是理科的教授，我爺爺在大學教藝術史，對我這方面有一些啟發。

《不見》中杜雨潔母親的形象有一些就來自我的母親，她是數學教授，日常也習慣說把什麼數目Σ（數學中的求和符號）一下，覺得比把什麼「加起來」更帶勁。

職業會植入到對生活的理解。

小說家需要表達不同的人，就像卡佛說，好的小說家，對日落和舊鞋子都會充滿了好奇。

不同人的思維模式對同一件事的反映結論可能是不同的，反映出的世界是不一樣的，我想表現的恰恰就是這種差異性。

《書鄉》：說到職業，你同時也是一個專業的文學研究者，這重身份對你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葛亮：最近被問到這個問題四次了，真的很重要嗎？（笑）首先這個身份不是負累，否則我早就辭職了。

人們總有某種成見，認為研究者思維是理性的，小說作者是感性的，但對我並不是這樣，兩方面我都很受益。

學術訓練對寫小說是有幫助的，提供了腦力上的激盪和交流。

比如長篇小說里這麼多人物，我從來沒畫過一張人物關係圖，卻不會寫亂，所有人物都會在我腦子裡，有來處有去處。

某種意義上這就是研究者身份帶給我的一種邏輯感；第二點就是做案頭。

案頭工作對研究者非常重要，不僅僅是fiction和non-fiction（虛構和非虛構）的區別，不是說非要做史料，而是做這些會讓你有底氣；第三，作為研究者需要做一些田野考察，深入人群，這對寫作大有助益。

比如我和老輩交流，最著迷的一點就是，他今天講的和昨天講的不一樣。

作為研究者會困惑，覺得他們怎麼這麼不嚴謹，但作為小說作者，又會覺得帶來了文本的開放性。

這種雙重身份對我來說產生了某種映照。

（原標題：葛亮：作家是一面鏡子）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