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一天，還君萬年——陝西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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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明珠，華夏寶庫」。
三秦大地是中華民族生息、繁衍，華夏文明誕生、發展的核心地區，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周、秦、漢、隋、唐等十三個王朝在這裡建都，統治中國長達兩千餘年。
豐富的文化遺存，深厚的文化積澱，形成了陝西獨特的歷史文化風貌，被譽為「古都明珠，華夏寶庫」的陝西歷史博物館則是展示陝西歷史文化和中國古代文明巔峰的藝術殿堂。
陝西歷史博物館位於絲綢之路起點、四大古都之首的西安，在著名的大雁塔西北側，是中國第一座大型現代化國家級博物館，遵照周恩來總理的遺願而建設，它的建成標誌著中國博物館事業邁入了新的發展里程。
1973年，周恩來總理來陝西視察時，有感於陝西豐富的文物資源和已有博物館小而簡陋的狀況，提出應在陝西建一座新博物館的指示。
1983年，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籌建，列為國家「七五」計劃重點建設項目。
鑒於陝西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國家和陝西省政府共同投資1.44億人民幣興建陝西歷史博物館。
陝西歷史博物館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築設計師張錦秋設計，1991年6月20日落成對外開放。
布局設計上，借鑑了中國宮殿建築「軸線對成，主從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樓的特點」。
整座建築主次分明、散中有聚，突出古樸凝重的格調，營造出古代帝宮與傳統園林相結合的氣氛，再現出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融為一體的風範，表現了中國傳統宮殿建築「太極中央，四面八方」的空間構圖特色以及千百年來早已潛入中國人空間意識中的「超以像外，得於寰中」的東方宇宙哲理。
館區占地 6.5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5.56萬平方米，文物庫區面積8千平方米，展廳面積1.1萬平方米。
館藏文物多達 37萬餘件，上起遠古人類初始階段使用的簡單石器，下至1840年前社會生活中的各類器物，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多萬年。
文物不僅數量多、種類全，而且品位高、價值廣，其中的商周青銅器精美絕倫，歷代陶俑千姿百態，漢唐金銀器獨步全國，唐墓壁
畫舉世無雙。
可謂琳琅滿目、精品薈萃。
1996年，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專家組對陝西歷史博物館文物進行評鑑、定級，共有762件（組）文物評定為一級文物，其中十八件（組）被評定為國寶級，居中國博物館前列。
這批國寶文物涵蓋了古代壁畫、金銀器、青銅器、陶瓷器、玉器等各大類別，以其珍貴而獨有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而斐聲海內外。
國之重寶，海內孤品。
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陝西歷史博物館鎮館之寶，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
唐代酒器，長15.5厘米，口徑5.9厘米。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這件瑪瑙杯是用一塊罕見的五彩纏絲瑪瑙雕刻而成，造型寫實、生動，杯體是模仿獸角的形狀，杯子的前部雕刻為牛形獸首，雙眼圓睜，炯炯有神，刻畫的神形皆肖。
獸嘴處鑲金，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其實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從這兒流出。
頭上的一對羚羊角呈螺旋狀彎曲著與杯身連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處地裝飾有兩條圓凸弦，線條流暢自然。
這件酒杯材料罕見珍貴，是極其稀有的纏絲瑪瑙，材質紋理細膩，層次分明。
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紋理與形狀進行雕刻，「依色取巧，隨形變化」。
細微處刻畫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見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選材、設計和工藝都及其完美，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國是絕無僅有的。
這件瑪瑙杯的產地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但其造型是西方一種叫「來通」的酒具卻成為專家學者的共識。
「來通」是希臘語的譯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獸角形。
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體可以從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來注神酒，當時人們相信用它來注酒可以防止中毒，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儘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於禮儀和祭祀活動。
這種造型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薩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見，在中亞等地的壁畫中也有出現。
在我國，從唐代以前的圖像資料來看，這種酒具常出現在胡人的宴飲場面中，唐朝貴族以追求新奇為時尚，而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貴族崇尚胡風，模仿新奇的宴飲方式的見證。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西周早期的文物，鑄於西周康王時期，1972年出土於陝西省眉縣楊家村。
造型敦厚雄偉，紋飾莊重神奇。
旟鼎通高77厘米，口徑56.5厘米。
立耳，深腹，平沿方唇，三柱足。
口沿下飾浮雕狀饕餮紋，地襯細雷紋。
三足根部飾大饕餮面。
雙耳外側各飾一條曲體上緣的夔龍。
腹外壁及底部厚積煙跡，顯系長期使用所致。
腹內壁鑄有銘文28字。
旟鼎承襲商代圓鼎風格，造型厚重莊嚴，紋飾十分精美，所刻銘文是研究周初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具有珍貴的歷史及藝術價值，加之鑄刻時代明確，被公認為周康王時的標準器，是一尊著名的西周國寶。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西周文物，通高36.5厘米，口徑34.3厘米，腹深19.5厘米，重11.5公斤，1975年岐山縣董家村出土。
鼎造型簡單大方，雙立耳，三柱足，平沿外折，下腹向外傾垂，鼎外底積結著厚厚的一層煙炱，口沿下飾以細雷紋填地的變形獸體紋腹內壁鑄銘文19行207字，記錄了一場衛和邦君厲之間因為土地補償而引起的違約案件，對研究西周時期的法律情況有重要作用。
鼎內的銘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實際上已屬私有，但土地的轉讓，仍需通過王朝眾臣，說明貴族對土地的處分已得到制度上的默認。
五祀衛鼎是研究西周中期社會經濟和土地制度的第一手資料，對史學界和法學家都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
同時這篇銘文中有確切紀年，因此五祀衛鼎是判斷西周中期青銅器的標準器，非常珍貴。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西周晚期文物，1980年陝西長安縣下泉村出土。
通高51.5厘米，耳高10厘米、寬11.6厘米、厚3厘米，腹徑50厘米、深31厘米，口沿外折2厘米，重35千克，蹄形足高20厘米，徑7厘米。
多友鼎鑄於西周厲王時期。
腹內壁鑄銘文二十二行，二百七十九字，記載了西周曆王時期反擊獫狁侵犯的一場戰爭。
其銘文是重要的上古文獻，對於研究匈奴史及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民族關係，有著重要的科學價值。
銘文結構凝練，字跡秀麗，是中國書法藝術史中的重要篇章。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西漢早期文物，高2厘米，邊長2.8厘米，重33克，以和田羊脂白玉雕成。
1968年陝西咸陽市韓家灣鄉狼家溝出土。
玉色純凈無瑕，晶瑩潤澤。
玉質堅硬緻密，無任何受沁現象。
璽體為正方形，鈕為高浮雕的匐伏之螭虎。
螭虎形象兇猛，體態矯健，四肢有力，雙目圓睜，眼球圓而凸出，隆鼻方唇，張口露齒，雙耳後聳，尾部藏於雲紋之中，背部陰刻出一條較粗的隨體擺動的曲線，6顆上齒也以陰線雕琢。
螭虎腹下鑽以透孔，以便穿綬系帶。
璽台四側面呈平齊的長方形，並琢出長方形陰線框，其內雕琢出4個互相顛倒並勾連的捲雲紋，每個雲紋均以雙陰豎線與邊框相連。
陰線槽內殘留有部分硃砂。
璽面陰刻篆書「皇后之璽」4字，字體結構嚴謹大方，筆畫粗細均勻，深度一致。
《漢舊儀》載：「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鈕。
」此印形制與印文正與漢制相合。
因出土地點距漢高祖和呂皇后合葬的長陵約1公里，推測為呂皇后呂雉之物，是漢代皇后璽的唯一實物資料，彌足珍貴。
呂雉在漢初的政治鬥爭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並一度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
江青對此人十分欣賞，妄想有朝一日步呂雉的後塵。
她聽說新發現的一方「皇后之璽」是呂雉之物，欣喜若狂。
隨後在一次會議上，發言中追問玉璽的下落。
當她得知呂后玉璽現藏陝西省博物館時，便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當時正在西安出巡的女親信，令其速將此玉璽找到送來給她看看。
由於江青指名要看，陝西省博物館無計可施，勉強奉命作了包裝，派人護送去京，江青見之如獲至寶，愛不釋手，遲遲不還。
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江青被掃進歷史垃圾堆，這方「皇后之璽」才得返還陝西。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西漢文物，通高58厘米、口徑9厘米，底徑13.3厘米，重2.57公斤，1981年陝西省興平縣茂陵1號陪葬墓出土。
高柄竹節豆形，蓋如博山，通體鎏金鋈銀，圈足底盤透雕兩蟠龍，均以頭承托盤腹，盤腹下部有十組三角形，內雕飾蟠龍紋，龍首回顧，龍身從波濤中騰出，線條流暢，造型奇妙，爐口外側刻銘文一周135字。
漢武帝時稱「陽信」者惟有其姊陽信長公主，陽信家當為漢武帝姐姐陽信長公主家。
熏爐原為未央宮之物，後來被賞賜給陽信家。
中國古代香爐，以漢晉間流行的博山爐最為精美，而此爐又為所見博山爐中最精美者，是我國古代罕見的藝術品，精美絕倫，令人嘆為觀止。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唐代文物，高14.8厘米，口徑2.3厘米，重549克。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壺身呈扁圓形，模仿我國北方遊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壺製作而成，是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此壺的製作工藝非常獨特，壺蓋帽為捶揲成型的覆式蓮瓣，頂中心鉚有一個銀環，環內套接了一條長14厘米的銀鏈與提梁相連，壺肩部焊接著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劍形狀的提梁。
壺身是先將一整塊銀板捶打出壺的大致形狀，再以模壓的方法在壺腹兩面模出兩匹相互對應奮首鼓尾、銜杯匐拜的舞馬形象，然後再將兩端黏壓焊接，反覆打磨致平，幾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跡。
更為珍貴的要數壺身上的兩匹祝壽馬，裡面蘊含著悠久厚重的歷史文化。
唐玄宗在位後期驕奢淫逸，縱情於聲色犬馬之中，天寶年間，每逢「千秋節」皇帝的生日都會在興慶宮期的勤政樓前，舉行盛大的宴會，接受文武百官、外國使臣和少數民族首領的朝賀，並以舞馬助興。
這時上百匹舞馬披金戴銀，伴隨著《傾杯樂》曲的節拍，躍然起舞，奮首鼓尾，舞姿翩翩。
高潮時，舞馬躍上三層高的床板旋轉如飛。
而此時領頭的舞馬便會銜起地上盛滿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壽。
唐代許多文人曾寫下很多關於舞馬的詩句如「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都是形容舞馬銜杯祝壽這一獨特的宮廷娛樂活動。
而這盛大的宮廷祝壽活動在天寶十四載，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棄城而逃，這批舞馬散落到安祿山的一名大將田成嗣手中。
有一天，軍中宴樂，舞馬聽見樂曲聲應節拍躍然起舞，士兵見狀誤以為是妖孽，田成嗣命士兵將舞馬鞭打而死。
此後，盛行一時的舞馬銜杯宮廷祝壽舞的形式在歷史的變革中永遠的銷聲匿跡了，但這件銀壺卻成為大唐帝國的興衰最好的見證。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唐代文物。
闕樓儀仗圖出土自懿德太子墓。
懿德太子李重潤是唐中宗李顯的長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孫子。
大足元年（701年）遭讒言被武則天杖殺，時年19歲，中宗復位後，於神龍二年（706年），以太子身份陪葬乾陵並號墓為陵。
闕樓儀仗圖在墓道的東、西側各有一幅。
闕樣式為「母子三出闕」，屬帝王級規格。
畫中闕樓均由屋頂、屋身、平座、墩台(基)組成；屋頂均為廡殿式，也屬最高級別，由於其形象端莊、穩定、尊貴，常被用於主要殿堂。
傳說當時的大畫家吳道子喜歡繪這類建築，所以又稱「吳殿」。
在屋脊兩端施有鴟尾，鴟尾始於晉代，隋唐時已較為普遍。
傳說鴟尾是象徵海中的一種能致雨滅火的神獸，用在屋頂上有防火消災的用意。
闕樓屋身的面闊、進深各為三問，四周迴廊環繞。
闕樓建於高大的台基之上，用飛廊或城牆與主體建築連結，台基由磚築成梯形，闕樓圖絲絲人扣，雕樑畫棟非常華麗。
工匠以林木、山巒為背景，襯托出宮殿宏偉高大、莊嚴肅穆的氣勢。
門闕制度是唐代建築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唐代建築多為土木結構，經過一千多年歷史演變，早已鉛華褪盡難覓其蹤。
雖如此，我們仍可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中獲取資料，此壁畫是唐墓壁畫中大量的建築形象的代表，以唐人畫唐景的寫實性，為我們後人研究了解唐代建築，尤其是闕樓建築藝術提供了第一手形象資料。
闕樓圖後面緊接著繪有一幅排列有序、陣容整齊的大型儀仗隊伍的儀仗圖。
儀仗隊由196人組成，分為步行儀仗、騎馬儀仗和車隊等三部分。
衛士均戴幞頭，穿圓領長袍，腰配箭囊。
其後在三輛豪華的車前，排列著十幾名侍臣，舉遮蔽風、目的傘扇。
據舊唐書·輿服志的記載，壁畫所繪的車應屬太子大朝時所用的輅車。
輅車前面有二傘、二圓扇、二長方扇。
《唐六典·尚輦局亦稱傘、圓扇、長方扇為太子大朝所用之傘扇。
步行儀仗和騎馬儀仗象徵著太子儀仗的左右衛。
所以，這幅壁畫可以說是太子大朝時的情景再現。
這兩幅壁畫場面之宏偉，人物之眾多是唐墓壁畫中極為罕見的。
作者將闕樓的比例表現得當，繪製寫實。
儀仗圖雖人物眾多，結構複雜，但整體布局卻顯得井然有序，陣容嚴整。
畫面色彩也艷而不俗，栩栩如生，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讓我們不禁聯想到唐代詩人王維在和賈至合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勢中所描寫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詩句來。
眼前浮現出築於高大台基之上的殿堂闕樓，前面的廣場之上，遍立前來朝賀的外番使節，那氣勢是何等的恢弘壯觀。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唐代，高176厘米，寬196.5厘米。
1960年陝西乾縣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繪於墓前室東壁南側。
此畫為國寶級文物。
畫中共9人。
為首一人頭梳單刀半翻髻，目視前方，雙臂交又於腹前，挺胸起步前行，姿容華貴高雅。
其後一人頭梳螺髻，回頭似在向其他人吩咐事情。
其餘7位宮女頭梳半翻髻、螺髻或雙螺髻，手中分別持有獨台、團扇、如意、方盒、高足杯、拂塵、包袱等物，側身緩行。
其中除2位著男式袍衫外，其它7位皆著窄袖袒胸短襦，肩披絲帛，下穿紅、黃、綠等色曳地長裙，腳著如意雲頭履，畫面形象生動，似是侍寢的圖景。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唐代，高185厘米，寬247厘米。
1971年陝西乾縣章懷太子墓出土，繪於墓道東壁。
畫面中共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鴻臚寺官員，均穿著初唐時期的朝服，頭戴籠冠，身穿闊袖紅袍，白裙曳地，腰系綬帶，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呈三角狀站立。
三人氣度沉穩，雍容自如，神情肅穆，面面相對，似乎正在商討事宜。
後面三位，為首一人禿頂，濃眉深目，高鼻闊嘴，身穿翻領紫袍，腰間束帶，足穿黑靴，推斷應是來自東羅馬的使節。
中間一人面龐豐圓，鬚眉清晰，朱唇，頭戴尖狀小冠，冠前塗紅色，旁邊加插鳥羽，身穿寬袖紅領白短袍，下穿大口褲、黃皮靴，推斷是來自朝鮮半島的新羅國使節。
最後一位頭戴翻耳皮帽，圓臉，身著圓領黃袍，腰間束黑帶，外披灰藍大氅，下穿黃色毛皮窄褲、黃皮靴，應來自我國東北靺鞨族。
這三位使者均躬身,畢恭畢敬，謙卑的神情中流露出期盼、等待之意。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唐代文物，高229，寬688厘米。
1971年陝西乾縣章懷太子墓出土，繪於墓道西壁。
有20餘騎馬人物，均著深淺兩色窄袖長袍，戴幞頭，穿黑靴。
壁畫突出五個持偃月球杖的騎者驅馬搶球。
前一騎作反身擊球狀，其餘縱馬迎擊。
後10餘騎人馬，行者騎棗紅馬，或山間奔行，或馳騁騰空。
止者著綠色長袍，紅翻領，佇目凝神，無球杖。
背景襯起伏山巒，五顆孤零零的古樹點綴在空曠的畫面上，與墓道東壁的「出行圖」中的古樹遙相對應。
此圖是有關馬球運動最早的形象資料。
馬球，又稱「波羅球」，源於波斯（今伊朗），經由絲綢之路東傳至中國。
唐代皇室為健身娛樂，大興力倡，廣為普及。
有關馬球運動的資料過去只見於文獻的零散記載，這幅《馬球圖》以寫實的風格，真實地再現了昔日馬球運動的場面和風貌，是研究唐代馬球運動的重要資料。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唐代文物，高100—200厘米，全長890厘米。
1971年陝西乾縣李賢墓出土。
原圖揭取時分為數幅，畫面以青山松林為背景，四十多個騎馬狩獵者攜弓帶箭或持旗或持馴豹鞭，浩浩蕩蕩地奔馳在長安郊外的大道上，簇擁著主人縱馬馳向獵場。
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為兩名探路隨從，兩側為執旗衛士，最後為兩匹輜重駱駝和殿後隨從，中間大隊人馬束腰佩箭，架鷹抱犬、前呼後擁。
構圖氣勢磅礴，宏偉壯觀，是唐墓壁畫中上乘傑作。
畫中行走在大隊人馬最前列的是一位身著紫袍、雍容端莊的官員，他身無佩箭及箭囊，坐騎是一匹白色「走馬」。
這種走馬只有極少數地位很高的人才可使用。
由此分析，騎此白馬的人應是章懷太子李賢。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共兩件。
其一：高5.5厘米，口徑13.7厘米，足徑6.8厘米重392克。
其二：高5.6厘米，口徑13.5厘米，足徑6.8厘米重391克。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兩碗造型、紋飾均相同。
純金質，捶揲製作，造型飽滿莊重。
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
器壁捶作出上下兩層向外凸鼓的蓮花瓣紋，每層十片，上下輪廓相合。
每一個蓮瓣單元里都鏨刻有裝飾圖案，上層主題是動物紋，有鴛鴦、野鴨、鸚鵡、狐狸等。
下層是單一的忍冬花裝飾圖案。
蓮瓣上空白處裝飾飛禽和雲紋。
魚子紋底。
兩碗內壁分別墨書「九兩半」、「九兩三」，應是碗的重量。
墨書標重顯示兩碗重量略有差異，但現今天平實測重量相同。
碗在唐代金銀器中的數量很大，形制變化也頗多。
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帶蓋碗。
大多數為銀質，金碗很少，最有名的當數這兩件鴛鴦蓮瓣紋金碗。
在唐代，金碗有時還被用作酒器，如與鴛鴦蓮瓣紋金碗同時出土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上，舞馬口銜之酒杯，就與金碗的形狀相同。
文獻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記載，如《唐摭言》卷十五載：「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
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里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
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
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
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鑒於此，有學者認為應把鴛鴦蓮瓣紋金碗看作飲酒之器。
金銀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裝飾，最早起源於公元前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希臘羅馬，後來的西亞和中亞的金銀器製作繼承了這一風格。
公元五世紀至六世紀，捶揲技術非常成熟的粟特銀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紋作為裝飾。
初期是瓣數較多水滴形的分瓣，後來又演變出桃形的分瓣。
唐代，隨著絲綢之路上東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藝精良的西方金銀器的傳入，尤其是許多粟特金銀工匠進入內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金銀加工工藝的發展。
中國金銀器皿上也接受了這種凸凹多瓣的作風。
但是這種接受不是被動的、全盤的，而是在吸收過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國傳統美學的一些元素，如改變了西方銀器中過於誇張的造型，使之線條儘量柔和流暢，在裝飾上也採取了西方銀器很少見到的外表通體裝飾的手法，使之更具有中國本土的特點。
這兩件金碗流暢的蓮瓣、穩重的雙重結構和華麗的紋飾，是典型的唐代藝術風格。
當然，其對西方金銀器造型的借鑑和改造也體現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與唐人的創新精神。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唐代文物，高24.2厘米，口徑12.4厘米，足徑14.3厘米，重達1789克。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銀罐外觀大口短頭，罐腹圓鼓，喇叭形圈足，可活動提梁插入焊接在罐肩部的兩個葫蘆形附耳內，底部為圈足，足與罐體的連接處加焊一圈圓箍，罐體為純銀錘擊成型，花紋平鏨，魚子紋地，紋飾鎏金。
提樑上飾有菱形圖案罐身通體裝飾以鸚鵡為主體、周邊環繞折枝花，組成兩組均衡式圓形圖案裝飾在提梁罐兩面。
鸚鵡抬首，展翅，翹尾，展翅於花叢間，靈動可愛，栩栩如生。
折枝花團圍繞著鸚鵡，將器物簇擁而繞，形成一種生機盎然的景象。
鸚鵡在唐代被稱為「神鳥」，其毛色多彩而艷麗，能學人言，因而刺激了唐人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受到了唐人的格外喜愛。
受此影響，鸚鵡成為地方和鄰國向大唐王朝所敬貢品之一。
銀罐上鏨刻的鸚鵡振翅欲飛，鮮活而豐滿，恰好與圓渾的外型，飽滿的團花相配，給人以富貴喜慶的感覺，是迄今已知唐代銀罐中最大氣和精美的一件。
透過這種銀罐不僅可以領略唐代金銀器的工藝水平，同時它那圓渾飽滿的造型和豐富的裝飾題材，也是唐代審美時尚、生活態度和精神面貌的一種折射。
器身其餘空白處用魚子紋填滿象徵著多子多福。
花紋平鏨，紋飾鎏金。
銀罐的肩部有一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動。
研究人員打開罐蓋，驚奇的發現在銀罐蓋子內有墨書「紫英五十兩，白英十二兩」。
紫石英、白石英均為礦石類藥物，是煉丹的重要原料。
由此可判斷，此罐應為何家村儲存藥物而用，蓋子經過轉動蓋合非常嚴密。
古人認為用金銀器盛放煉丹要物可以提高其藥效，因此在何家村發現的藥材均盛放在金銀器中。
這件銀罐體現出唐代工匠豐富的藝術想像力。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唐代文物。
通高58厘米，高24.2厘米，口徑12.4厘米，足徑14.3厘米。
1959年西安市西郊牛堡村唐墓出土。
這組樂舞俑是典型的盛唐時期的作品，舞樂者均穿著漢族衣冠，使用的卻大都是從西域傳入的樂器，表現的是流行於開元、天寶時期的「胡部新聲」即胡漢文化融合後的新舞樂。
這組俑以狹小的駝背作舞台，卻承載陣容龐大的樂隊來表現當時流行的新舞樂，大膽運用了藝術誇張，充滿想像與浪漫。
製作工藝精湛，形態逼真傳神，使人仿佛耳聞悠揚的樂曲。
釉色鮮明亮麗，協調自然。
堪稱唐三彩中的極品。
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對研究盛唐時期的音樂、歌舞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駱駝站在長方形底座上，引頸長嘶，駝背上的馱架為一平台，鋪有色彩斑斕的毛毯，共有八名樂手。
其中七名男樂手身著漢服，手持胡人不同樂器，面朝外盤腿坐著演奏，中間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顯然這是一個流動演出團。
唐代藝術家用浪漫的手法將舞台設置在駝背上，可謂匠心獨具。
西安地區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現樂舞藝術的陶俑與眾多的文獻資料一起，為我們再現了那個偉大時代震撼人心的樂舞之聲。
它穿越時空，久久迴蕩在歷史的各個角落裡。
直到今天，當我們看著這個駝背上的樂隊時，耳邊又似乎迴響起了盛唐時期那優美的歌聲和動人的旋律。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五代文物。
1968年出土於陝西彬縣。
高18.3厘米，腹徑14.3厘米。
胎質堅細，呈灰白色。
釉色淡青而略泛灰，光澤瑩潤。
壺身呈圓球形，虛設的壺蓋與壺渾然一體，伏鳳式提梁，以花蒂象徵壺蓋。
蓋、壺銜接處堆塑哺乳母子獅，母獅張口為流。
球形壺腹刻飾纏枝牡丹，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造型奇巧，是耀窯瓷器出類拔萃的絕世珍品。
這件提梁倒灌壺是著名的耀州窯（窯址在今陝西銅川市黃堡鎮）產品。
耀州窯是唐宋時中國北方名窯，時人推崇耀瓷「巧如範金，精比琢玉」。
此壺造型古樸典雅，製作規整精細，紋紋繁褥華麗，尤其是構思奇特，設計巧奪天工，被認為是國內外存世耀州窯瓷器中最為精美的一件。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國寶級文物之一，北宋文物。
出土於陝西渭南。
高9厘米、口徑30.2厘米、足徑11.8厘米。
碗大口小足，胎質灰白，通體施黑釉。
油層表面布滿了大小不一，稱金屬光澤的小圓點，這些圓點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滴一樣，因此被成為」油滴釉「。
油滴釉是黒釉中一個特殊的種類，屬於結晶釉。
迄今所見的油滴釉器多出自建窯，胎體較厚，器型較小，而陝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這件黑釉「油滴」瓷碗，胎體厚重，釉面漆黑。
如此之大和如此之美的油滴碗，具有典型的北方窯口的工藝特徵，特別是環布碗底的油滴斑點，晶瑩透亮，增添迷人的色彩，堪稱瓷中珍品，是迄今所見同類器物中體量最大的一件。
「藍田人」又稱「藍田猿人」，是亞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是我國現有的唯一的猿人頭蓋骨。
屬早期直立人，生活的時代是更新世中期、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163萬年前。
猿人頭蓋骨是研究人類起源的極為珍貴的資料。
此前，世界上只有中國的周口店、印度尼西亞爪哇和阿爾及利亞突尼芬發現過猿人頭蓋骨，但北京人頭蓋骨在戰亂中神秘失蹤，藍田猿人頭蓋骨成為中國現存唯一的猿人頭蓋骨。
1963年7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調查隊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在陝西省藍田縣城西北約10公里的泄湖鎮陳家窩發現了一老年女性下頜骨化石。
1964年5月，研究人員又在公王嶺地層中發現一個基本保存完整的女性頭骨化石。
經對此頭骨化石進行室內修復，復原出一件近乎完整的猿人頭骨化石。
在一段時間內，科研人員把陳家窩的下頜骨和公王嶺的頭骨歸到一起，命名為「藍田中國猿人」，簡稱「藍田猿人」或「藍田人」。
但後來，科研人員普遍將在公王嶺發現的頭骨單稱呼為藍田直立人。
大荔人是中國迄今發現最完整的早期智人化石，為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智人。
1978 年大荔人化石發現於陝西省大荔縣段家鄉解放村甜水溝附近的洛河第三階地砂礫層中，時代為中更新世末期，距今大約距今20餘萬年。
大荔人頭骨化石的發現，在中國及東亞地區早期人類演化史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填補了我國歷史上人類由藍田人（今陝西省藍田縣）向丁村人（今山西省襄汾縣汾河附近）過渡的空白，為研究汾渭谷地早期人類活動提供了重要線索。
同時，大荔人頭骨化石對於了解和確定陝西地區舊石器時代文化的性質也極為重要。
1955年發現於陝西華縣的、距今8000—7000年的老官台文化表明，人類已邁上了一個新台階，即由舊石器時代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是陝西境內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
三足缽、三足罐是老官台文化中最典型的器物。
這些用柔軟的泥燒結為堅硬的原始陶器，是人類改造自然的一項了不起的發明，後來成為中國文化重要象徵的精美瓷器就是由此發端的。
這一發明還為人類食用熟食提供了烹煮器皿，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
石鏟、石刀的出現一方面說明對石器的加工從過去的打制進步到了磨製，另一方面也說明，人類已從單純採集、狩獵發展為使用石鏟、石刀從事原始農耕。
西安半坡遺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遺址。
仰韶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
在我國已發現上千處仰韶文化的遺址，其中以陝西省為最多，共計兩千餘處，占全國的仰韶文化遺址總數40%以上，是仰韶文化的絕對中心。
同時，陝西存有大量有國史、正史佐證的炎黃遺蹟，是黃帝和炎帝的故里。
中國國家博物館，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人面魚紋彩陶盆」位列七大館藏精品之首，是代表中華文明曙光的國之重器。
此外，半坡出土的陶器，在其圜底缽口沿的寬頻紋上，發現有二十多種不同的具有規律和共性的刻畫符號，是中國古代文字的淵源，漢字的雛形。
姜寨遺址是迄今發掘的中國新石器時代面積最大的一個遺址，比西安半坡遺址大10倍，早500年至1000年左右，是發現新石器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氏族村落。
遺址具有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特徵，其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非常罕見。
衡量一個古遺址價值大小，主要標準是看其文化內涵。
姜寨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黃銅片、黃銅管，充分說明了在 6500 年至 7000 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掌握了對銅的冶練、鑄造技術，為華夏進入青銅時代奠定了基礎，並且同樣發現了古老的刻畫符號，是中國遠古文明的發祥地。
遺址出土文物的數量之大和品種繁多前所未有，在上萬件文物中，大致可分四大類， 200 多個品種。
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文史學家考證為黃帝崑崙城，是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窗口，華夏民族的發祥地，夏早期中國北方的中心。
以「中國文明的前夜」當選「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和「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
石峁遺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高家堡鎮石峁村的禿尾河北側山峁上，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遺存，城市使用壽命超過300年，占地面積4平方公里以上，可容納的常住人口3—5萬。
如此龐大的城市，眾多的人口，數百年的定居時間，顯示出石峁的經濟、農業和軍事等方面非常發達。
石峁遺址出土了巨量的玉器，數量之多，品質之高，同時代所罕有。
石峁周邊200公里內並不產玉，說明這些玉料、玉器全是來源於周邊小部落的進貢，神木石峁是一座空前繁盛的部族聚落，甚至可以說是古國。
石峁遺址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考古學家直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石峁城址的發現。
石峁遺址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城址，對於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一遺址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這件玉雕側面人頭像鼻樑隆起，五官比例準確，玉人目光平視。
從其工藝可以看出當時玉器加工已經採用了開片鑽孔和拋光技術。
據推測玉人頭可能與氏族、祖先崇拜及宗教巫術有著某種聯繫。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很多寶石，它們都被存放在一個提梁銀罐中，這也是何家村窖藏的一個特點，就是物中藏物。
這幾件黃色寶石為隨形單晶礦物，色較均勻，有較強玻璃光澤，還有被切割過的痕跡，上面有小孔，推測應是裝飾品。
藍寶石分為深藍和淺藍兩種顏色，因其晶瑩剔透的顏色而被視為吉祥之物。
綠玉髓，又稱綠瑪瑙，是寶石的一種，色彩誘人，但儲存量相當稀少，是最有價值的石英礦石之一。
金餅共出土三百多枚，直徑為5.6厘米至6.5厘米，重量為250克至300克，總重約54.5公斤，純度達95％，其表面有「黃、張、馬、吉、貝」等姓氏戳記。
這些金餅表面多刻有「V」形等符號以及「租」等文字，為研究漢代的鑄幣制度和賦稅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在同一地點出土如此之多的金餅，這在國內還是首次。
金餅作為漢代的黃金幣，除用於貯備外，有時也被用於賞賜功臣。
漢代黃金貨幣的形式有馬蹄金、麟趾金、餅金和金五銖等，其中馬蹄金和麟趾金出土較少。
馬蹄金呈橢圓或圓形，底凹、中空，形似馬蹄。
麟趾金是仿瑞獸麒麟之足所鑄，呈圓形或不規則圓形，背面中空，口小底大，形如圓形獸蹄。
這兩種貨幣於1974年在上林苑遺址內發現，一個重約250克，也就是漢代的一斤，值萬錢，一般用作帝王賞賜、饋贈、聘禮以及大額交易和域外交往，並不是流通貨幣。
漢代流通的貨幣是漢五銖，五銖錢是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開始鑄造的，圓形方孔重五銖（約3.33克），鑄有篆體「五銖」二字，因此得名。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39類466枚錢幣，其中金開元通寶30枚。
金開元通寶正面楷書「開元通寶」，四個字，錢文間架端莊，疏密均勻，字跡清晰，製作規整，背面沒有指甲紋或月牙紋，也沒有文字。
製作規整、精緻，僅見於何家村窖藏，30枚金開元通寶出土時存放在「大粒光明砂」銀盒之中，可見其珍貴程度。
金開元和銀開元都是仿照銅質的開元通寶鑄造的，唐朝時，金開元和銀開元並不作流通貨幣使用，主要是皇室貴族用來作遊戲、壓勝，或者是皇帝賞賜臣屬時用的。
以金銀錢作為賞賜，至遲在漢代就已出現。
唐代賞賜、進奉金銀成風。
唐玄宗時期，長安城大內的承天門，是唐代各朝皇帝頒布詔令、赦書或舉行朝會慶典的地方。
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門樓上陳樂設宴，招待臣屬，並向樓下拋灑金銀錢以作賞賜，形成有名的金錢會。
當時的後宮三千粉黛，為了排遣孤獨，消磨時光，也經常做拋擲金銀錢的遊戲。
後來這種遊戲還傳至宮外，在貴族中廣泛流行。
直到明代，宮廷中還流行這種遊戲。
金銀錢由於正面背面有差異，也用來作占卜。
《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有唐明皇時的宮中趣事，楊貴妃未入宮前，宮中嬪妃們常常用金銀錢占卜，看誰的運氣好，能侍候皇帝入寢。
後來楊貴妃入宮專寵，才「遂罷此戲」。
唐代宮廷中還有一種習俗，嬰兒生後三天或滿月的時候，要替其洗身，舉行洗兒禮。
洗兒時還要饋贈金銀錢，稱之為洗兒錢。
「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乞洗兒錢」，看來洗兒活動是很熱鬧的，用錢量也是很大的。
《資治通鑑》中記載，楊貴妃在安祿山生日的第三天給其「洗三」，並用錦緞象包裹新生兒一樣把安祿山包裹起來，用轎子抬著，眾人感到新奇，大聲喧鬧。
玄宗看著高興，就賜給楊貴妃洗兒金銀錢。
洗兒金銀錢一直到後代還很流行。
與銅開元通寶比較可以看出，金開元通寶、銀開元通寶是仿造早期銅開元通寶製作的，即唐高宗武則天時期至唐玄宗開元時期。
從文獻記載看，唐朝宮廷中與金銀錢有關的占卜、遊戲等活動多流行於唐玄宗時期。
何家村窖藏文物屬宮廷用物，因此，這批金、銀開元通寶很有可能是玄宗朝的遺物。
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葡萄花鳥紋銀香囊，香囊外壁用銀制，呈圓球形，通體鏤空，以中部水平線為界平均分割形成兩個半球形，上下球體之間，一側以鉤鏈相勾合，一側以活軸相套合，下部球體內又設兩層銀質的雙軸相連的同心圓機環，外層機環與球壁相連，內層機環分別與外層機環和金盂相連，內層機環內安放半圓形金香盂，外壁、機環、金盂之間，用銀質鉚釘鉚接，可以自由轉動。
這樣無論外壁球體怎樣轉動，由於機環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始終保持重心向下，裡面的香料不致撒落於外。
儘管已經經歷了一千多年，其仍然玲瓏剔透，轉動起來靈活自如，平衡不倒，其設計之科學與巧妙，令現代人嘆絕。
《舊唐書》卷五一講：安祿山反叛，玄宗等逃離長安，途徑馬嵬坡時，賜死楊貴妃，並葬於此地。
玄宗後來自蜀地重返京都，念及舊情，密令改葬。
當挖開舊冢時，發現當初埋葬時用於裹屍的紫色褥子以及屍體都已經腐爛，唯有香囊還好好的。
這就說明楊貴妃身上佩戴的香囊，是用金屬製作的。
唐代，香囊還可用於佛事。
人們認為將佛經盛放在香囊之中，隨身攜帶，能起到消災辟邪的作用。
「符」是中國古代常用的一種信物，一般分為兩半，兩半相合，就能作為辦理某類事務的定約和踐約的憑證。
現代漢語中，「符合」一詞及來源於此。
我國古代兵符多製成虎形。
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一位農民犁地時發現了一枚形似虎的秦國兵符，即我們要認識的這件「杜虎符」。
杜虎符為左半符，虎作行走狀，昂首，尾巴蜷曲。
背面有槽，頸上有一小孔。
虎符上有錯金銘文9行共40字，字體為小篆，內容大意是：右半符掌握在國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軍事長官手中，凡要調動50人以上的帶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與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動。
但遇上烽火報警的緊急情況，不必會君王的右符。
銘文反映出秦以「右」為尊，秦國的軍權高度集中，凡徵調50人以上的兵士必須經國君認可。
虎符作為中國歷史上調兵遣將的憑證起源很早，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說明至少在戰國時期虎符已經行用。
而且從記載可知戰國時期各國君主為把持軍權都實行了類似的制度。
秘色瓷是浙江越窯燒制的一種青瓷，釉色青碧、晶瑩潤澤，好似湖面般清澈碧綠。
過去秘色瓷僅見於文獻記載，一直未見確鑿的實物，而且所記其燒造年代為五代時期。
1987年，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出土了13件越窯青瓷，經過《衣物帳》石碑記錄對照後得知，這些青瓷確為秘色瓷，至此人們才得以目睹到秘色瓷的真實風采。
唐代詩人陸龜蒙《秘色越器》中的詩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秘色瓷所呈現出的悅目色澤。
至於「秘色」二字的含意，目前有幾種解釋，一種認為它專為皇宮燒制，釉色配方和燒造工藝對民間保密，取其秘而不宣之意，故稱秘色瓷。
再有將「秘」解釋為中秋，引申為入貢，「色」為品類、種類，「秘色瓷」就是指進貢的品類。
法門寺地宮的秘色瓷不僅解釋了何謂「秘色瓷」，也將其燒造歷史推前了半個世紀以上，它的出土是我國瓷器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
「祭藍」又稱「霽藍」，是一種在石灰釉中摻入適量的鈷料，在1280攝氏度——1300攝氏度的窯內一次燒成。
這件祭藍碗色澤深沉，色調濃淡均勻。
「祭紅」，是鮮紅釉中的一種，因這種釉色常用來祭祀而得名。
又因它創燒於宣德年間，也稱「宣燒」。
古人配製「祭紅」時不惜工本，在釉料中常加入珊瑚、瑪瑙、寒水石等，有的配方甚至摻入了黃金，但燒成率卻很低，所以祭紅碗的價值非常高。
安伽墓位於西安市北郊未央區大明宮鄉，2000年5月—7月發掘。
這是我國境內發現年代最早的粟特貴族墓，也是迄今為止發掘的北周時期唯一一座墓主人生前擔任「薩保」這一特殊職務的墓葬。
薩保是北周政府任命的管理粟特來華貿易、定居人員，主持來華粟特人宗教祭祀活動的官員。
這座墓葬為我們研究北周史、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別是北周時期旅居中國的粟特貴族的服飾、文化、生活習慣、宗教信仰、以及葬俗等方面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該金幣直徑2厘米，重4.6克，正面為頭戴王冠，身披甲袍的國王半身像，左側為席哈克略，右側為他的兒子，背面四級台座上有末端刻有西字形的十字架圖案，周圍邊緣有銘文。
金幣屬於東羅馬席哈克略王朝（公元610年—公元711年）鑄造。
隋唐時期，絲綢之路上的商品貿易絡繹不絕，東羅馬、波斯等外國的金銀幣流通於新疆和中亞地區，從而成為一種國際貨幣。
「和同開珎」銀幣是日本奈良王朝元明天皇和銅元年（相當於唐中宗景龍二年，公元708年）仿效中國唐代「開元通寶」錢鑄造的貨幣。
它從始鑄到停廢僅一年三個月，所以鑄量不多，現在日本國內也存量有限。
何家村窖藏中一次出土了五枚銀質「和同開寶」。
經考證是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帶入中國的。
整副帶飾共計二十五件套，除帶扣外，每個構件上還附有金釘和鞓，可斷定為實用品。
蹀躞帶是一種綴以垂飾的革帶，帶上釘有若干枚帶銙，銙上備有小環，環上套掛若干小帶，以便懸掛各種日常用具。
這種裝備最初來自西域遊牧民族，後傳入中原。
環數的多少表示主人的地位尊卑，鑲嵌物的質地和多少顯示其身份。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套唐代九環白玉蹀躞帶。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女性具有不同於其他朝代女性的精神風貌。
唐代婦女流行高髻，講究髮式造型。
特別是開元、天寶以後，婦女的髮式更加彭松多樣，頭部裝飾也就更加複雜華麗。
我們看到的這件精美的金梳背就是唐代婦女特別流行的一種髮飾用具，其用法是插在頭髮上，露出漂亮的梳背，起到一種裝飾作用。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這件金梳背是迄今已知保存最好，工藝最精，形制最巧，紋飾最特別的髮飾品。
金梳背由兩層金片剪裁合併成型。
頂端的掐絲工藝和主題紋上金珠焊綴工藝的嫻熟運用，反映出了高超的工藝水平。
唐代發梳用材十分考究，一般因用途而別。
梳發用梳多以木、竹、牛角製成。
插戴用梳常以金、銀、玉為材。
另外，從梳背的尺寸和工藝來看，這件金梳背應為裝飾用梳而非梳理用品。
用「算籌」進行計算稱作「籌算」，這是中國古代算盤出現之前的計算工具，算式有橫式和縱式兩種。
橫著的一根代表一，豎起的一根代表五，遇「0」則空，嚴格遵從十進位制。
中國古代十進位制的算籌記數法在世界數學史上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創造。
算籌在春秋時期就已出現，並使用了兩千多年，直到15世紀算盤推廣之後才逐漸被取代。
盆，是容器，也用作洗滌或盥洗，從古至今，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生活實用器。
用陶制盆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用金銀貴金屬製作盆則出現於文明發達石器。
而金盆則只有地位尊貴的皇室貴族才可以使用。
唐代，金盆是皇宮內常用的洗漱器具。
皇子（女）出生後三天，皇宮中要舉行隆重的洗兒會，為皇子洗身時要用金盆。
因此，也有人將金盆稱作洗兒盆或浴盆。
這件赤金盆是用金片捶打製成的，在盆口沿處向外彎折，形成便於手捉的邊沿。
器壁光滑規整，由內底中心點處向外有密集的粗細不一的螺旋紋，一直延續到腹壁。
金盆的內外壁留有許多擦痕、磨痕、斑痕，從這些痕跡分析，這應該是一件使用器。
金盆雖然通體光素無紋，但卻厚重大方，顯得高貴、典雅、殷實、富足。
透射出不同尋常的豪華大氣。
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兩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與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
這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唯一兩件唐代金盆，也是現存時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這件溢彩流光的唐代金杯杯口外侈，器壁有內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鉚釘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與杯身固定。
杯身製造成型後，進行了仔細的打磨處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離平行線。
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兩端相對的四對如意雲頭紋分割成四個相對獨立的單元，每個單元中裝飾一朵團花，團花由鍛打的扁金片構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體感極強的裝飾。
在團花及如意雲頭紋最外緣又焊接有細密排列的小金珠。
下腹部用同樣工藝焊接四個雲頭紋，外側皆焊有金珠，其中一雲紋內沿里殘存著一小塊白色鑲嵌物。
那麼什麼是「金筐寶鈿」呢？考古學家從法門寺出土的物帳碑中找到了答案，其上面有「真金函一枚金框寶鈿真珠裝」的文字記載。
通過對照實際器物，我們知道「金筐寶鈿」就是指器物表面焊接有金絲編成的外框及細密的金珠，再鑲嵌以寶石。
由此可以想像這件金杯當年的完整面貌，在其杯身的紋飾內曾經鑲嵌有五顏六色的寶石！現在，雖然寶石已遺失殆盡，可當我們面對這件依舊金碧、玲瓏的藝術品時，仍能感受到它令人屏息凝神、繼而驚嘆的美。
這件金鐺為捶揲成型，單柄呈葉芽形，下有三獸足。
在鐺的外底部中心分出九條水波紋曲線，將外壁分成九個「S」形區間，內鏨刻出雙鳥銜綬、銜方勝、力獅及花卉等紋飾，整體構圖協調華美，體現了唐代金銀器富麗華美的特點。
在器物上區分構圖，是西方金銀器中常見的構圖方式。
金鐺內底部以雙獅為中心、周圍環繞麥穗紋圓框，是薩珊金銀器中常見的「徽章式紋樣」。
但鐺這種器形則是中國傳統的，在南北朝時就已出現，有茶鐺、酒鐺、藥鐺等。
這件金鐺，在造型方面也很有特點。
通常圜底的器物上配以三個遒勁的獸腿為足，雖然沉穩，但很容易顯得造型呆滯。
唐代的工匠巧奪天工，以一個婀娜柔弱的葉芽為柄，不但使器物恢復了勃勃生機，而且將獸足所帶來的呆滯之氣一掃而光。
唐代工匠高超的藝術表現力，令人稱絕驚嘆。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說到龍，人們便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氣勢磅礴，神奇怪異，然而，眼前的這件金龍卻小巧玲瓏，樸素而平實。
工匠用金條先掐編出身體，然後插上尾巴和角，最後用鏨子鏨出魚鱗紋的裝飾。
由於是手工製作，每個與每個都不完全相同。
如此之小且並不具有震懾力的小金龍，究竟是幹什麼用的呢？
這組小金龍共12件，出土於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有可能是投龍祭祀儀式中所用的法器。
投龍祭祀的活動來源於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
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慣用「沉埋」形式，祭山用「埋」，祭水用「沉」。
早期用於「沉埋」的祭物，有金銀器、銅器等。
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龍玉簡的固定禮儀。
它的一般方式是將寫有願望的文字玉簡和玉璧、金龍、金鈕等器物一塊用青絲綑紮，待舉行醮儀後，再投入名山大川之中，作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
銀碗高3.1厘米，重136克。
碗內外鏨刻花紋，紋飾鎏金，通體以魚子紋為底。
碗心及足底各有一朵寶相花，內腹壁裝飾有折枝花及流雲，外腹壁折枝花草間鏨刻出一對鴛鴦，兩隻鸚鵡。
鴛鴦和鸚鵡是深受唐人喜愛的禽鳥。
由於鴛鴦雌雄相伴、形影不離，因此人們總以此比喻情投意合的夫妻，象徵著純潔堅貞的浪漫愛情。
鸚鵡毛色艷麗，又善學人言，深受貴族階層的寵愛，因而鸚鵡紋盛行一時，常常與鴛鴦、鸞鳥等出現在唐代金銀器、銅鏡等器物上，並且多成雙成對出現，成為智慧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徵。
這件銀碗的紋飾布局和花鳥形象富有很強的藝術性，不僅表現出唐代工匠超凡的藝術誇張和想像力，同時也是唐代社會風尚和審美情趣的真實寫照。
帶蓋銀碗在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三件，這三件蓋碗在屬窖藏中時代較晚的器物，大體屬於唐德宗時期。
此銀蓋碗重1380克，蓋足內有蓮葉組成的六出團花一朵，蓋周圍散點排列出六朵忍冬結，腹部鏨刻六株形像葡萄石榴的折枝花，蓋面和底部的外沿均有六朵小花，紋飾鎏金，圈足內沿還鏨刻有「進」字。
這件六曲葵花形銀盤底部中心具有浮雕效果的飛廉紋飾是用模沖的方法製作而成，銀盤經拋光處理，銀色光亮如新。
中心部位的飛廉紋飾經過鎏金處理後，金光燦燦，其剔刻工藝技術則更為高超，起刀落刀一氣呵成，線條清晰準確，刀法純熟，不見線條的重疊和補刻痕跡。
這件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不僅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更體現出了唐代金銀器工匠的睿智巧思和高超的製作工藝。
銀盒高1.8厘米，重39.5克。
盒面中央有相向站立的雙雁，腳踏一隻蓮蓬，盒底裝飾有忍冬、折枝花草等圖案。
在古代，婚禮從議婚到完婚有六道程序，成為六禮，雖然各時期六禮有所不同，但雁始終是六禮中不可缺失的重要角色。
雁作為男女婚嫁的見面禮，象徵著婚配雙方像雁一樣夫唱婦隨，不離不棄、和睦相處。
這件銀盒上除了雙雁，還有蓮葉、蓮蓬等圖案，它們也繼承了前者的含義，將婚禮與家庭生活聯繫在一起，祈願婚姻的百年好合，多子多福。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兩件鎏金雙魚紋銀碗，造型和大小基本相同。
碗底內有兩條鎏金的魚，當碗內盛滿水時，水波流動，碗底的小魚就如同在水裡遊動一樣。
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魚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並被賦予了吉祥的含義，成為婚嫁、富貴、種族繁衍的象徵。
碗內底的雙魚和裝飾的水草均為錘揲而成，並鏨刻修身魚身，紋飾鎏金。
圈足為焊接，出土時脫落。
這種內底裝飾風格是在伊朗薩珊銀器上的徽章式紋樣的影響下創製而成的。
銀鎖是唐代貴族重要的生活用具。
分鎖體和鑰匙兩部分，至今尚能使用，開鎖自如。
製作精美，紋飾考究，唐詩中有「銀匙開香閣，金台照夜燈」的詩句。
何家村窖藏出土銀鎖共17件，最大的長19公分，最小的長10公分，工藝相同、紋飾相近。
也許這裡的銀鎖並不是一般意義的實用器，可能為了某種儀式而進行的特意收藏。
這種結構的鎖一直延用到近現代。
釧戴在臂上稱「臂釧」或「跳脫」，戴在腕上稱「腕釧」。
唐代的釧有金、銀、玉、琉璃等多種質地，製作也非常精緻。
何家村出土的這件素麵金釧以純金製成，佩帶時可以根據需要開合，從其尺寸和形制判斷這件金釧屬於典型的金臂釧。
銀杯通體以魚子紋為地，上下裝飾有纏枝花紋，杯身的主題紋飾刻畫出兩幅狩獵場景：第一幅為兩名武士騎著馬前後夾擊奮力奔逃的野豬；第二幅是一位武士左手持弓策馬追趕一隻驚恐的小鹿，離弦的那支箭已經射穿了小鹿的背部，而另一隻鹿無暇顧及正在奮力逃命，跑在前方的武士策馬回首看著眼前發生的這一幕。
在杯子的底座上還裝飾了四朵桃花結，底部刻有「馬舍」兩個字。
銀幣正面有波斯國王庫思老二世的右側半身像。
國王頭戴王冠，冠頂有翼翅和雉形飾物。
兩側有婆羅缽文王名，王像周圍有兩圈連珠紋外框，框外上下左右邊緣各有一新月抱星紋飾。
背面中央有點狀堆積的火焰紋和台基組成的祆教聖火祭壇，兩側有手持長劍的祭司各一人，祭司兩側分別有紀年銘文和鑄造地點，周圍有三圈連珠紋外框，框外緣有新月抱星紋飾。
銀杯呈八瓣花狀，口沿外緣鏨刻一周聯珠紋，足沿也裝飾聯珠紋。
杯腹的八個花瓣是八個紋飾區，每區鏨刻著一組人物，分別為仕女戲嬰、仕女梳妝、仕女樂舞和仕女遊樂，以及四幅狩獵圖，其中三幅是策馬追鹿，一幅為彎弓射猛獸。
在銀杯的內底處，以水波紋為底襯，還鏨刻出摩羯頭和三條長尾，口邊有兩條長須的魚，紋飾鎏金。
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中，有很多器物上的蓮瓣紋飾內都雕刻有唐代流行的各種花鳥紋、珍禽異獸紋等。
這件銀罐的蓮瓣內沒有裝飾任何圖案，蓮瓣彼此相連突起，增加了紋飾立體感，顯得素雅大方。
出土時罐內有玻璃杯等器物。
何家村一共出土10副玉帶，其中9副分別放在4件銀盒裡, 盒蓋上都有墨書記錄著玉帶的玉色、名稱、形制和組成數量。
玉帶是指鑲綴有玉片的腰帶。
由帶扣、帶跨、帶鞓（tīng）和鉈（tā）尾組成。
帶扣和鉈尾就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皮帶扣和皮帶尾部的裝飾，位於皮帶的兩端，鞓是指皮質的腰帶，帶跨也稱為帶板，鑲綴在鞓上，形狀有方形、半圓形等等，有的帶跨上還有孔或者附環，用來懸掛物品。
銀碗碗高4.2厘米，重158克。
外腹部以葡萄、卷草、忍冬纏繞布局分為六區，三鸚鵡、三奔獅間隔刻於每區花草的中心部位，襯碗內底刻有一隻走鳳，外底鏨刻一條蟠龍。
以葡萄作為裝飾紋樣在唐朝非常流行，寓意多子多福，鸚鵡也是深受唐人喜愛的吉祥鳥，除此之外，銀碗上還鏨刻龍、鳳，表達了人們祈求祥瑞的美好願望。
銀盒高2.9厘米，重182克，整體澆築成型，通體鎦金。
盒蓋和底部微微隆起，內壁清晰的螺紋是經過後期拋光留下的痕跡。
盒的正面鏨刻著一隻展翅揚尾、馬頭獨角的異獸，盒底有兩隻鴻雁，其餘空白處以折枝花及流雲作為裝飾。
據考證，銀盒上的這隻異獸應是飛廉。
飛廉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風神，它的具體形象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獸身鳥頭，一種是鳥身獸頭。
類似的形象在其他考古發現中也有出現，但似乎沒有絕對統一的定式，只是獸頭有角、鳥身、大尾的形象被傳承了下來。
工匠們根據自己的學識和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出自己心目中不同的飛廉。
與其他金銀器相比，這件銀盒上的文樣似乎刻畫的較為草率，應該是還未完工的金銀器，由此可以推測唐代金銀器的製作工序是先刻出文飾草樣，然後鎏金，再正式鏨刻花紋，如此反覆很多次才能完成的。
鐺是一種帶柄的溫器，有的帶足，類似於我們今天使用的長柄鍋。
鐺最早見於南北朝的典籍中，當時主要作溫酒或煮飯，但至今未見到實物。
到了唐代，鐺廣為流行，並且有了新的用途——藥具。
在道教煉丹術的丹決中，鐺為煉丹器具。
這件素麵銀鐺的形狀像一個鍋，在底部有三個獸蹄型足，口沿邊有一個半圓形短流。
器身一側焊有一曲尺長柄，柄上有活頁。
不用時可將長柄反折扣到鐺口上，並有滑動的鎖扣用來固定，以節省空間。
可摺疊長柄蘊藏了製作者的奇思妙想，雖經歷千年至今依然牢固，充分反映了唐代精湛的鑄造技藝。
在鐺底部有墨書「十二兩」題記一行，標明了鐺的重量。
碗高3.6厘米，口徑11.2厘米，重152克。
腹部捶打出均等的14條水波紋，其間鏨刻飛禽、走獸，陪襯以花草，山嶽，碗內底中心還貼焊著一隻鎏金海獸，動靜有節，生動有趣。
這件銀碗在紋飾上比較特別，有兩種不同風格的水波紋飾，一種是碗腹的14條曲線水波瓣，紋樣整齊平靜，在中國傳統器物造型中從未出現過，而粟特銀碗器體多分曲或呈花瓣形，並以錘揲技法使之凹凸起伏，因此，這件銀碗波瓣的產生應該是受到粟特風格的影響。
另一種是碗底內襯托海獸的水波紋，著力刻畫洶湧的水勢，不像碗腹那種整齊和平靜，水波與海獸相襯，是一種具有中國民族化風格的紋飾。
所謂海獸，它的形象似乎介於獅子、狐狸和犬類之間，有學者認為海獸是外來文化的體現，也有學者認為是屬於中國民族化的東西，總之這件銀碗始終閃耀著中西合璧的光輝。
唐代，這件白玉帶飾由四塊方胯，九塊半圓形跨、兩塊圓首矩形銙和一個玉帶扣組成，共有16件。
帶飾上的孔和蹀躞帶上的鉸鏈功能相同，也是用來系掛物品的。
出土時銀盒子上寫有墨書稱其為「鉸具」，同時銀盒上還有墨書記錄「一十五事」，這組帶具由圓首矩形銙和圓首矩形鉈尾各一枚、半圓形銙九枚、方形跨四枚組成，共計一十五件，與墨書相符合。
但這些帶跨背面都沒有鑽孔，不能懸掛蹀躞帶，因此推測有可能是一件半成品。
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中有部分的半成品，這條玉帶應該是其中的一件。
銚出現於漢代，是有柄有流的小型燒器，到了唐代這種器物開始廣泛使用。
這件素麵金銚是用厚約0.1-0.2厘米的金片捶打而成，流、柄與器身渾為一體，是用一整片金片錘成。
金銚內壁與外壁有明顯的捶打痕跡，從內壁殘留的痕跡來看，它曾被長期的使用過。
金銚的內底底部有三行墨書：「舊涇用十七兩
暖藥」。
題記的內容涉及三個方面：這件金銚的使用者名字叫做「涇」；金銚的重量是十七兩，摺合下來一兩約等於40.18克；金銚的用途是用來暖藥及熬藥的。
在這短短的三行八個字的墨書中，最重要的是第一行的三個字。
它為我們尋找這件金銚的主人乃至探討整個何家村遺寶的主人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這件銀盤採用錘揲工藝製作而成，為六曲葵花形。
在盤底中心部裝飾有一側身提足振翅欲飛回首的鸞鳥。
鸞鳥紋飾通體鎏金，色澤光亮如新，金光燦燦。
鏨刻工藝在此時得到充分的運用，耳朵、眼睛、勾啄及羽毛皆使用這種方法表現。
這種翹尾側身回首展翅欲飛的姿態，使得鸞鳥的身體形成一種向中的凝聚力，被賦予動感，充分體現出隋唐盛世的風格。
在古人的心中，鸞鳥是吉祥鳥，所以整個畫面洋溢著幸福、和平、寧靜的氛圍。
提梁銀罐的罐蓋與器身扣合得十分緊密，通體采捶揲工藝製作完成。
捶揲是先將金銀捶打成板片，其次將金片或銀片放置在模具之中，打製成各種所需的器形。
捶揲工藝是大多數器物成型前必須經過的工藝流程。
從器物內壁還可以看見在捶揲過程中璇活留下的同心圓痕跡。
根據罐內留有銹跡及殘物判斷，這件器物應是盛放貨幣的儲物盒。
銀盒高2.4厘米，重62克。
盒蓋面中心鏨刻了一隻口銜綬帶長有雙翼的鹿，盒底中心是一隻銜綬的鳳鳥，忍冬花草及流雲飛鳥等圖案裝飾在周圍。
唐代鎏金有多種方式，這件銀盒的特點是，在紋飾鎏金全部完成之後在蓋面上又加鎏了一層，所以盒蓋相對盒底更厚一些。
這件銀盤呈六曲葵花形，盤內飾雙鳳折枝花和雙鳥銜花等紋飾。
盤外有「浙東道都團練觀察置使大中大夫越州刺史……裴肅進」的鏨文兩行、「點過訖」三字以及重量。
在唐代，金銀器是上層貴族日常生活中的奢侈用品，同時在政治生活中它也發揮著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皇帝安撫和獎勵下臣時，常常以金銀器作為賞賜。
臣屬和各地官吏為了得到皇帝的寵信，也盛行用金銀器作為各種節日禮物敬奉給皇帝，並在所進奉的金銀器上刻進奉者的地區、官銜、姓名和進奉數量等文字。
文獻記載，唐代刺史向皇帝進奉金銀器是從裴肅開始的，「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
可見裴肅進奉行為在當時產生的巨大影響。
這件銀盤不僅製作規整，紋飾華麗，其銘文更是蘊含了豐富的信息，是珍貴的歷史資料。
佛教在西漢沿絲綢之路傳入我國，魏晉南北朝時受到各少數民族政權的大力提倡，加之老百姓飽受戰亂之苦，也希望在求神拜佛中得到解脫，於是佛教和佛教藝術都得到了大力的發展。
這一時期留下了許多相關的石窟和造像。
佛教最初傳入我國時，彌勒佛的形象非常莊嚴肅穆、超脫凡塵。
到後來，彌勒佛形象就中國化了，成為深受人們喜愛的大胖和尚的形象。
透光鏡非常奇妙，當日光照射鏡面時，能將鏡背的紋飾和文字映現在牆上，就好像光線穿透了鏡身而直接投影在牆上一樣，所以稱為「透光鏡」。
西漢後，雖然銅鏡鑄造長盛不衰，但透光鏡卻絕響了，因此這枚透光鏡十分珍貴。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銀餅共計22件。
其中4塊為鏨文銀餅，澆鑄成型，表面有錘揲痕跡。
「懷集」即今廣東省懷集縣，是當時重要的產銀、用銀地區。
銀餅上鏨刻的銘文內容分別為：縣名、紀年、來源、重量、負責官員及工匠的職務、姓名。
鏨文的格式、內容與唐代文獻記載一致。
這些鏨文銀餅反映了唐開元年間嶺南地區可能用銀交納賦稅。
杯體為澆鑄成型，紋飾細部採用平鏨手法加工而成。
杯身被鏨出八個棱面，這八個區域內分別裝飾著樂伎、侍者和舞蹈者。
樂伎手執拍板、小鐃、洞簫、曲徑琵琶等樂器。
侍者均為胡人，深目高鼻，有的帶卷沿尖帽、有的頂瓦楞帽，手中捧著杯和盤。
銀杯杯身背景為忍冬卷草、山石飛鳥和蝴蝶，通體飾魚子紋為地。
杯的足沿裝飾有環狀連珠。
手柄上有指墊，上飾高鼻深目的兩個胡人頭。
這件杯的造型和杯上的人物形象都帶有明顯的西方風格，由此推測這件銀杯很可能是從國外輸入或外國工匠在中國製造的。
唐代，出土於西安市何家村窖藏。
銀蓋碗高11.7厘米，口徑21厘米，重1220克。
在裝飾上它採用散點式手法，蓋頂中心鏨刻出一朵六出大團花，周圍及腹部散點式地配置了六朵向心式小簇花，紋飾全部鎏金，簡潔大方又不失華貴。
凸紋玻璃杯為吹製成型，腹部有八組圓環紋，採用的是粘貼玻璃條技術，就是將熔融的玻璃條挑出，趁熱貼壓在杯身上，這屬於熱加工裝飾工藝。
同類工藝的玻璃器皿在陝西扶風法門寺、韓國慶州松林寺和日本都有發現，是唐朝東西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證。
素麵罐形帶把銀杯經過錘揲成型，光滑沒有紋飾。
腹壁上環形手柄已經脫落，留有「T」字形的焊接痕跡。
圈足內部寫有銀器重量的墨跡楷書，雖然已經減淡，但仍能看到「九分」字樣，根據銀杯的實際重量395克以及唐代的重量標準，可以推定墨書內容為「九兩二分」。
銀匜通高9.2厘米，重806克，體量較大。
在裝飾風格上擺脫了早期繁瑣細密的風格，花紋比較寫實，並且加入了浮雕的技法，立體感極強，體現出成熟期的工藝水平。
匜是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中常見的器皿，是貴族洗手的用具，漢代以後就很少見了。
從新、舊唐書的記載看，匜是唐代貴族禮儀活動中重要的水器，但出土數量不多，見於報導的共有三件，僅何家村窖藏就出土兩件。
這件銀匜的導流槽和底部圈足都是焊接上去的，使用了一種從西亞傳過來的焊接技術，其中主要原料是梧桐樹的樹脂，焊接處非常牢固，歷經一千多年的歲月洗禮也沒有脫落，足以證明唐代金銀器焊接工藝的高超！
唐，高4.7厘米，直徑11.4厘米，1970年陝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銀盒是唐代金銀器中較多見的種類，造型也最為豐富。
初唐時期，銀盒的裝飾上還有濃厚的外來影響，如蓋面中心帶有雙翼的神異動物與外圈一周麥穗圓框組成「徽章式紋樣」。
這是薩珊、粟特金銀器最具特點的裝飾風格。
這件銀盒蓋面上的主題紋飾已由粟特、薩珊的神異動物轉變為唐代流行的團花、折枝花，徽章式的圓框也轉變為活潑流暢、首尾相接的闊葉折枝。
盒上的紋樣變化、反映了唐代金銀器從完全接受外來物到模仿改造，再到自主創新這一發展軌跡，是研究唐代器物變化最有說服力的實物資料。
這件銀熏爐由三部分組成：上層為半圓形蓋，蓋面鏤刻三層如意雲紋，中間鉚有一仰蓮瓣寶珠鈕；中層為一周忍冬桃狀紋飾；下層為圓盤狀爐身，爐盤內墨書「三層五金半」5字，有五個獸蹄形足，其間設置五根鏈條，使熏爐既可以平放，也可以懸掛。
中層與下層結合處焊有兩朵如意臥雲，起固定作用。
熏爐整體造型舒展大方，風格凝重典雅，是一件觀賞性很強的室內擺設用具。
唐，直徑26.5厘米，陝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出土。
這件鋪首為圓形銅質，表面鎏金。
其形象是一個大獸面，巨口獠牙，口中銜有門環，眼睛圓睜，額頭上長有一對像龍一樣的彎角，邊緣為一圈圓珠紋。
和田美玉雕鑿而成，玉質潔白溫潤，玉杯外壁裝飾有忍冬圖案。
忍冬紋又稱為卷草紋，是一種纏繞植物，因為在冬天也不凋謝，故有忍冬之稱，是從南北朝就開始流行的一種裝飾紋樣，。
《本草綱目》中記載：忍冬「久服輕身，長年益壽」，因此用它來寓意長壽。
這件杯子造型別致，工藝精湛，形狀為八曲長橢形。
多曲長杯出現和流行在薩珊，後來影響到其他地區，這件杯子的形狀完全模仿了薩珊風格的多曲長杯， 但裝飾紋樣卻是傳統的中國紋飾，可以說，這件白玉杯是中西文化結合的代表作。
同時，這件玉杯也反映出唐代高超的制玉工藝。
杯壁口沿處打磨的很薄，只有半厘米，從杯口到杯底逐漸增厚，唐朝高超的碾磨雕琢技術由此可見一斑。
這件銀盤以桃為基本造型，錘揲成形。
桃在我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栽種歷史。
桃中最有名的則要數洛陽的西王母桃，當時有俗語說：「王母甘桃，食之解勞。
」意思是吃了洛陽產的柑橘仙桃可以解除身體的疲勞。
道教的道士們更是將桃作為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的貢品。
仔細觀察，發現在盤內底部中心又裝飾了一隻烏龜。
龜紋通體鎏金，龜在古人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不僅因為龜能長生不老，還因為龜具有預知未來的靈性。
古籍中曾記載龜千歲生毛，五千歲為神龜，萬歲為靈龜。
千歲神龜能與人對話，萬歲靈龜知吉凶。
因此龜在中國古代曾經受到極大的尊敬，在古代帝王的皇宮、宅院和陵墓里，都有石雕或銅鑄的神龜，用來象徵國運的久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龜作裝飾。
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這件銀盤，構圖方式上繼承了粟特的藝術手法，但在題材上卻是中國化的。
龜堅忍長壽，古人認為它能占卜吉凶，並將桃的造型與龜紋飾巧妙地融為一體，兩者結合似有神龜獻壽的含義，是不可多得的唐代藝術品。
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的各種金銀器製作的盒子共有28個，其中有些大的有些大的銀盒裡面裝有各種物品、藥品，並在盒的蓋面或蓋內以墨書寫明盒內所裝物品的名稱、數量及重量。
這件素麵金盒則是「大粒光明砂」盒內所裝的「黃小盒子」。
盒蓋內墨書「六兩一分」實際測得重量為259克。
唐代的衡制分為大制和小制，大制一兩約為現今42克，小制一兩約為30克。
從盒內墨書的準確性可知，唐朝人對物品的管理是非常嚴謹的。
這件素麵金盒為圓形，素麵，通體光潔，以子母口扣合。
盒蓋與盒底均隆起成慢拱形，盒的上下子母口扣合緊密。
無論怎樣轉動均嚴密無縫。
盒底與盒蓋口部圓形十分規範，精密度之高，令人嘆服。
出土時金盒裡面裝有麩金，麩金是砂金的一種，唐代不僅盛行服用丹藥，還服食少量的黃金認為黃金與丹砂具有強身延年的同等效果。
此素麵金盒出土時放在銀盒內且裝有麩金，可見，它不是皇室和權貴們的供賞品，而是丹家盛放丹藥的藥具。
唐代純金盒的數量很有限，唐代目前只有何家村出土的兩件。
金盒製作精良，工藝嫻熟，技術高超，是一件難得的工藝品，是唐代黃金加工工藝水平的代表。
水晶在古代被稱作「水精」，因為晶瑩剔透，唐代詩歌中常常把它比作冰、水、露珠甚至月光。
從文獻記載來看，水晶多產自西域各國，在唐朝時成為貢品進貢到我國。
這件八曲長杯在造型上有著明顯的伊朗薩珊風格，但是薩珊很少用水晶和玉石這種材料來製作長杯，從中國文化對玉石類材質的偏愛來看，推測很有可能是在唐朝工匠仿製的，也可能是來華的波斯工匠製作的。
這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唯一的一件唐代水晶容器，極為珍貴。
銀石榴罐名稱的由來與它的形狀像石榴有關。
它的壁部厚重，口很小，頸部是將銀片打製成圓筒狀然後焊接在罐口之上的。
在圓筒的底部有一個直徑為0.5厘米的小孔，孔內有一根棍狀塞子。
銀罐腹部有一周明顯的焊接痕跡，由此可知銀罐是由分開澆鑄的兩部分焊接而成的。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銀石榴罐4件，形制基本相同。
根據宋代的《金華沖碧丹經秘旨》中記載，以及書中繪有使用時將石榴罐倒置在坩堝上的圖樣，有學者判斷何家村出土的石榴罐是古代煉丹用的簡單蒸餾器。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煉丹術的國家之一。
煉丹術約形成於公元前2世紀的漢武帝時期。
唐代統治者為了製造「君權神授」的輿論，利用道教祖師李耳姓李的巧合，尊老子為唐王室祖先，並大力尊崇道教，道教的煉丹術便在帝王的支持下盛極一時。
出土的銀石榴罐和大量的煉丹藥物正反映出唐代這一社會風尚。
這種器物形制特殊，僅見於何家村窖藏。
根據同出土的藥物、及石榴罐，推測其很可能也是一件煉丹用具。
該罐由兩部分組成，上部為罐形，下部似一圜底碗，底部飾仰蓮瓣一周，各蓮瓣中央鏨刻一心形圖案。
罐體和仰蓮座式分別制好後焊接起來的。
但不乏可對比的器物：上部罐體為唐代金銀罐常見形制；圜底碗造型簡單，是唐代的各種材料的器物中均可見到的器型；蓮瓣紋飾唐代比較普遍的藝術題材。
蓮花,又名荷花,古時也稱芙蓉。
是著名的觀賞花卉，也被稱為「佛門聖花」，是佛教的象徵。
蓮花被佛教作為宗教花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以蓮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聖潔性來象徵佛與菩薩超脫紅塵，四大皆空；二是因為蓮花是多年生水生宿根植物，佛家以為花死根不死，來年又發生，象徵著人死而靈魂不滅、不斷輪迴。
佛教把蓮花看成聖潔之花，以蓮喻佛，象徵菩薩在生死煩惱中出生，而不為生死煩惱所干擾。
這種瑪瑙杯在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兩件，其材質和造型都來自西域，帶有強烈的異國色彩。
出土時盛放在蓮瓣紋提梁銀罐中，有墨書明確記錄為瑪瑙杯。
兩件瑪瑙杯的色澤和造型有所區別，但都紋理清晰、琢磨光滑、晶瑩滋潤，這些我們從瑪瑙杯本身和底部放置的鏡子中都看得很清楚，瑪瑙杯通體呈玻璃光澤，是一件難得的藝術品。
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兩副玉臂環，出土時裝在蓮瓣紋銀罐內，從器蓋墨書「玉臂環四」可知唐代對它的稱謂。
這件玉臂環由三段弧形白玉銜接而成。
以金合頁將三段弧形玉連接在一起，每段玉的兩端均包以金制獸首形合頁，並以兩枚金釘鉚接，節於節之間由三個中空穿扣合，穿內用小金條作轄相連，可以自由活動。
其中以金針為插銷式，銷釘可以靈活插入或拔出，一邊關閉合開啟，便於佩帶。
虎頭用金片採用鏨刻、錘擊製作而成。
虎頭內側用兩顆鉚釘鉚接。
構思巧妙，製作精細。
利用黃金、白玉、珠寶三種不同材料不同的質地、色彩、光澤互相襯托，交相輝映，使玉臂環更顯華貴富麗。
「金鑲玉」寓意為「金玉滿堂」，象徵著財富和才學，在唐代文物中十分罕見。
從文獻看，玉臂環似乎不是唐代本土的產物，可能為進貢或從對外戰爭中所得。
玉石質地堅硬，加工起來比較困難，因此有著特殊的加工技藝，"琢"和"磨"就是玉器加工的基本方法。
所謂琢，就是對玉料進行切、挖、斬等等。
所謂磨，是指用不同形狀和規格的磨具，在玉料上反覆研磨，因為"琢"和"磨"是玉器加工的基本方法，因此有"玉不琢，不成器"的諺語。
先秦稱為琢玉，宋人稱為碾玉，現在稱為碾琢，用來表示和雕刻工藝有所區別。
這些帶跨上的紋飾就是碾琢出來的。
這種工藝的帶跨這次出土了兩條，出土的時候，盛放帶跨的銀盒上有毛筆書寫的「碾文白玉帶一具」和「碾文白玉純方胯」，唐宋時期習慣用琢玉工藝來命名玉器，這也是這種習慣的反映。
唐代帶跨以素麵居多，有紋飾的帶跨極為罕見。
這條帶跨上面蹍琢有獅子紋飾，設計別具匠心，有俯臥的也有行走的，形態各異，栩栩如生。
獅子產自非洲和西亞，這條獅紋白玉帶的出現也是唐朝中外交流頻繁的見證。
銀碗口沿下內束，折成略有弧狀的斜壁。
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雲頭，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圓飾片。
圓片內以魚子紋為底，中心模衝出兩隻相對的瑞獅，雙口銜摺紙，腳下亦裝飾一株折枝花，邊緣為一圈繩索紋，繩索紋外加飾一周向內翻卷的波浪紋，紋飾均鎏金。
唐王朝的繁榮與開放，是唐朝的文化呈現出繽紛的多元化風格，表現在手工業製作上則是除了豐富的中國傳統工藝和裝飾風格外，還有許多從西域傳入的外來文化元素。
尤其是金銀器，無論從製作工藝還是裝飾紋樣都有外域文化的烙印。
這件雙獅紋銀碗的碗體上捶揲出一周如意雲頭，使整個銀碗的外形飽滿厚重，極富立體感。
而這種在碗壁上以捶揲技術製作出凹凸紋樣的手法在古代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風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傳統。
而銀碗碗底的主紋飾外圍環繞著繩索紋圓框的裝飾手法，也並非是中國古代傳統的裝飾手法，它應是波斯薩珊銀器影響的產物，其形式大都為中間是獅、鹿和瑞獸，周圍繞以繩索式圓框或花瓣。
這種手法在薩珊銀器中被稱為「徽章式紋樣」。
銀碗中雙獅的對稱布局符合中國傳統審美中均衡對稱的要求，而雙獅口中的折枝花和碗體裝飾的如意雲頭紋為典型的中國傳統紋樣。
可以看出，唐代工匠們並不是單一地借用外來文化，而是將其有機地與本國的文化統一起來。
所以這件雙獅紋銀碗可說是融合了中西方藝術風格的精美之作。
1970年陝西省西安市南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銀方盒的紋飾採用滿地裝的手法裝飾，顯得反覆細密，富貴堂皇。
這是唐代金銀器精工細作的代表。
主題紋飾的安排以中軸左右對稱為基本構圖模式，規整而穩重；輔助紋飾則根據空白填補，靈活而多變。
盒正面醒目處為一對口銜勝帶垂蓮、立於蓮蓬之上的孔雀。
孔雀在唐代被視為珍禽，也是畫家濃彩重筆表現的對象。
這件銀方盒上的孔雀圖，兩隻孔雀相向而立，作躍躍欲飛狀，周邊環繞以折枝花卉，構圖主次分明，動靜有序，應該是當十孔雀花鳥畫流行的反映。
遺憾的是，兩隻孔雀加工痕跡有所不同，一隻鏨刻出細膩的羽毛和蓮蓬的葉脈孔眼，一隻卻僅僅鏨刻出輪廓。
根據這些痕跡來分析，孔雀圖很有可能是一幅未完成品。
關於何家村窖藏文物，至今還有許多沒有揭開的謎。
銀方盒上的孔雀圖，既再現了社會流行風尚與金銀器的關係，有透露出金銀器製作方面一些鮮為人知的信息。
銀盤在製作上採用了唐代金銀器製作工藝中常用的兩種製作方法，即捶揲法和鎏金法。
銀盤為雙桃相連形，在兩桃盤底各捶揲出一隻行走的狐狸，其中一隻狐狸回首俯視，另一隻狐狸回首仰視，兩隻狐狸均呈現出機警的神態。
狐狸的頸部及腹股出鏨刻細紋，通體鎏金。
銀盤造型優美，做工精細。
這種動物圖案是用模具衝出來的，圖案高於盤底，因而具有浮雕效果。
這件器物從造型到紋飾深受波斯薩珊藝術風格的影響。
在唐代狐狸同龍、鳳、獅、犀、熊、鹿、兔等一樣，均屬祥瑞之獸。
以桃、狐狸作為裝飾題材是迎合了中國傳統的「辟邪」和「祈福」的心理要求。
金杯的造型為四瓣海棠形。
杯內中心有一摩羯在水中嬉戲。
在杯的內壁，工匠們以花瓣欄分成四個區間，每一區間內鏨刻兩組對稱的寶相花，寶相花兩側還有如意花紋，口沿處則裝飾一周花瓣。
從金杯的造型和紋飾來看，有著濃郁的外來文化色彩。
從公元3世紀中葉開始，摩羯紋就出現在古代印度的雕塑、繪畫藝術當中，在佛教寺院建築的塔門中更是常見。
摩羯紋隨佛教的東進而傳入中國。
摩羯紋最早見於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至佛教盛行的唐代更為普遍，被廣泛地用於金銀器的裝飾。
這時的摩羯紋比起古代印度的摩羯紋來，表現形式更加多樣化，有的是單獨一條摩羯魚，有的為摩羯追魚，有的是摩羯戲珠。
這件金杯是以摩羯戲珠為主題紋飾，與中國雙龍戲珠有同工異曲之妙，顯然收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
★金怪獸★
這件黃金製成的奇怪動物，之所以被稱為怪獸，是因為它是多種動物的集合體:身體似羊、嘴似鷹、角似鹿、蠍形尾，四蹄立於花瓣形托座上。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怪獸的兩隻抵角是由兩兩身相連、背相對的16隻小鳥組成的，而且蠍形的尾巴也是一隻小鳥的樣子。
因此，這件小小的怪獸身上竟隱藏了十七隻小鳥，體現出工匠們的睿智巧思和精湛做工。
根據金怪獸底盤上的小孔，學者們推測可能是匈奴族首領帽上的冠飾。
海螺製品，通高10—9.5厘米，長17.5—17厘米，寬11—10.2厘米，重330克,出土於藍田呂氏家族墓地。
由可分離的螺盞與盞托兩部分組成，兩部分均用天然螺殼製成，杯座為螺體切剖而成中空的環形座。
杯體為海螺自然形狀稍加刮磨休整而成。
螺杯雖為歷來文人墨客所珍視但在考古發現中所見之實物卻極少，因此此次藍田呂氏家族墓地所出的這一對螺杯對我們了解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我國古代酒文化與習俗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周，通高60厘米，口徑16厘米，重16.9公斤，1960年陝西省扶風縣齊家村出土。
幾父壺體形較大，造型穩重大方，長頸鼓腹，圈足外侈。
壺蓋的子口較長，插入器口內很深，倒置後可作飲酒用的杯盞。
頸部有對稱的獸首垂環，環上飾有突起的重環紋。
蓋沿及頸中部飾竊曲紋，腹部是粗獷的波狀環帶紋，凹處填以眉紋、龍紋。
幾父壺的波狀帶紋很有特色，紋飾寬闊，飾滿腹部，而且凹凸有力，給人以豪放粗獷的美感。
壺口內有銘文55個字，記述了某年五月庚午這一天，幾父在西宮得到他的上級同仲的賞賜。
賞賜品有臣僕、金物等。
對此幾父很感榮寵，特作寶壺以作紀念。
西周，通高38.5厘米，重12.8公斤,1963年陝西省扶風縣齊家村出土。
日己方彝華美富麗，雄偉端莊，以饕餮紋為主題紋飾，具有一種神秘的威力和獰厲的美。
它的器蓋和內底各有銘文18字，大意是天氏為亡父日己鑄造祭器，庇護子孫萬代。
這件戰國時期的青銅酒壺，是國家一級文物。
壺蓋為一隻鳥的形狀，壺腹呈瓠瓜形，所以稱之為鳥蓋瓠壺。
鳥蓋處有環扣，可以自由開合。
壺頸部至腹部裝飾有精美的兩道寬頻紋和六道蟠虺紋。
壺蓋上的鳥尾與壺把手用鏈環相連接，鏈分四節，每節鏈環均飾有頭朝上，尾部捲成圓環形的蛇紋。
鳥蓋瓠壺是文物工作者在陝西綏德縣廢品收購站中偶然發現的，當時它已身首異處、面目不清，經專家鑑定得知是一件戰國青銅器，這才使其倖免溶於煉爐之中。
史書記載，瓠壺為「尚禮」之用，裝的酒稱之為「玄酒」。
因此有學者認為壺蓋上鳥的形狀，與我國天文典籍中所著錄的「瓠瓜星」和「天雞星」可能有一定的聯繫，蓋上的鳥首可能表現的就是天雞。
所以這件鳥蓋瓠壺應是戰國時期一件與祀天有關的重要酒器。
西周，通高17.2厘米，口徑17厘米，重2.75公斤，1955年陝西省眉縣李家村出土。
盠方尊是盛酒器，造型非常有特色，體方口圓。
兩側為象鼻形執手。
口外以翹起的扉棱為中心，飾有相背的龍紋。
腹部中間飾圓渦紋，兩邊也是龍紋。
所有龍頭上均有花形冠，裝飾感非常強。
器內有一百多字的銘文，銘文中講到西周王朝的冊名儀式、官員和周王的軍隊，對研究西周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商，高41厘米，口徑19.5厘米，重2.86公斤，1973年陝西省岐山縣賀家村1號墓出土。
鳳柱斝因兩個立柱上各鑄有一隻高冠鳳鳥而得名。
鳳鳥是商周青銅器上常見的裝飾題材，表現手法變換多樣，平面紋樣的較為多見，像這件斝上的立體造型較為罕見。
戈是商周時期的一種進攻性兵器，古稱勾兵，是用來鉤殺的兵器。
但這件戈中間部分採用透雕，鋒部捲起，顯然已不是實用器。
有學者認為這與當時的宗教信仰有關。
這件器物造型獨特，方形的身體由四個桶狀器組成，出土時桶形器中殘留有礦物質粉末，推測它是用來調製顏料的器物。
從同出的其它青銅器上的銘文可知，這些器物屬於貴族史官畢公高的下屬，一位叫「跡」的人。
這件器物為我們了解西周時期史官書寫工具的種類提供很大幫助。
盉蓋內鑄有做器者的名字「它」，因而稱為它盉。
盉頂上鑄有一雙目炯炯、雙翅微張的臥鳥，盉前有一長頸獸頭為流，後有回首顧盼的龍為扳手。
盉與盤經常配套使用，商周時宴前飯後要行沃盥之禮，盉用來注水，盤承接洗過的廢水。
它盤為盛水器，是商周時期貴族宴饗時用的。
那時宴前飯後都要行沃盥之禮，《禮記內則》載：「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也就是年長的侍者持匜向貴族手上澆水，年幼的侍者端著盤在下面承接棄水。
它盤平唇，淺腹，腹飾重環紋，盤內鑄一「它」字。
雙附耳，向上高出口沿，圈足飾斜角夔紋。
圈足下有四個裸體男子為足，人作跽式，兩手扶膝，眉眼俱全。
四人均為受過刖刑的奴隸。
刖刑是西周墨、劓、刖、宮、殺五大刑之一，即將受刑的犯人的雙足或一足剁去。
授這種刑罰的奴隸，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多罰作守門一類的簡單勞動。
觥是商周之際眾多酒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種盛酒兼飲酒器。
日己觥通體由蓋和長方形器身組成，蓋前端為雙柱角夔龍頭，後端作虎頭形，中脊為一隻小龍，兩側各飾長尾鳳鳥紋。
器身曲口寬流，四角起扉棱，曲口飾回首夔龍紋，尾隨小鳥，器腹四面飾卷角饕餮紋，圈足飾鳥紋，把手為寬大逶迤的獸尾，飾魚鱗紋。
紋飾採用浮雕手法，突出於器表，神秘奇特的造型和豪放粗獷的紋飾組合巧妙，是西周青銅藝術中獨具匠心的設計。
日己觥器、蓋同銘各18字。
大意是天氏為亡父日己鑄造祭器，庇護子孫萬代。
陝西扶風、岐山一帶是周人發祥昌盛的故地，西周貴族和王臣曾在此聚居，所以歷年來周原出土的窖藏青銅器很多。
與日己觥同時出土的還有日己方彝、日己方尊及它盤、它盉等器。
三件「日己」銘青銅器銘文、紋飾相同，造型各異。
觥最早出現於商代晚期，一直延續的西周中期。
西周后期逐漸消失。
觥出土較少，陝西僅三件，除牛觥為商代外，折觥和日己觥都是西周中期器。
這件日己觥不論從造型、紋飾和銘文看，都是不可多得的西周青銅藝術珍品。
羊首勺出土時和酒器伴出，因此學者們推斷應該是舀酒器，但羊首勺的勺體比通常所見的舀酒器深，最為特別的是在長不過盈尺的勺柄上竟鑄有三種不同的動物形象。
勺柄端鑄有一個長著一對盤角的綿羊頭，勺柄上鑄有一隻老虎正在追趕一隻小山羊。
老虎嘴大張，整個身體略微後傾呈準備撲食狀態，前邊的小山羊也作奔跑狀，雙目前視，小嘴微張似在咩咩呼救，又似力乏喘息。
這一畫面表現出了自然界弱肉強食的場景。
勺柄端羊頭的方向與老虎和小山羊的相背，給人以處亂不驚、順應自然的印象。
勺在青銅器中比較少見，特別是造型別致、製作精美、設計新穎的羊首勺，可以說是獨一無二，是青銅器藝術的瑰寶。
中國古代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崇拜強者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早期人們經常表現的主題。
在有限的空間和特定的範圍內，用火和金屬鍛造出如此活靈活現的情景，且刻畫得淋漓盡致，充分顯示出三千年前商代工匠們的高超技藝，說明我們的祖先是非常熱愛生活的。
★牛尊★
牛尊，是模仿牛的形象鑄造的酒器之一。
雖然鳥、獸等仿生題材的青銅器在西周中期較為常見，但是這件牛尊卻獨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牛尊的整體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態的情況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個部位實現了酒器的實用功能，使其既實用又美觀。
牛尊通體以雲紋和夔龍紋裝飾。
構圖疏朗，莊重大氣，與商末周初青銅器上神秘怪誕的裝飾風格截然不同，給人以強烈的藝術美感和容易理解的親切感。
青銅龍龍體中空，形體巨大，極具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
這是戰國秦的遺物，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史書上記載的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以為鍾鐻（jù）」的大型樂器架的底座。
青銅水禽是從秦始皇陵園七號陪葬坑中出土的。
共出土46件，其中青銅天鵝20件、青銅鴻雁20件和青銅仙鶴6件，這裡展出的是其中的精品。
我們看青銅天鵝站立在長方形的青銅踏板上，伸頸欲鳴，彎曲回首，姿態萬千。
而青銅仙鶴則俯首啄著一隻青銅蟲，生動地再現了從水中取食的瞬間形態。
如此眾多青銅水禽的出土，說明這個陪葬坑營造出了某種「水環境」。
專家認為，這對豐富和研究秦始皇陵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這件燈形體高大，結構複雜，通身施翠綠色釉，胎質紅色。
燈自下而上共分三層，因通身有九個燈碗可以同時點燃，所以又稱「九連燈」。
這種燈早在戰國時就已出現，到漢代朝著大型化方向發展，高度一般在1米左右，燈盤分層錯落安置，點燃之後，燈火交相輝映，火樹銀花，盡顯豪華氣派。
當然，像這樣豪華，貴重的多枝燈主要供皇宮貴族使用，貧民所用還是以豆形燈為主。
四神規矩鏡是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最精美、流行時間最長的一種銅鏡，其主要特徵是在裝飾花紋中間，有規則地分布著「T、L、V」這三個符號，非常規矩，所以稱之為「規矩鏡」。
規矩鏡的主紋飾以四神為主，還有動物、禽鳥及羽人之類。
古人按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位置將四神鑄在銅鏡上，用以鎮宅辟邪。
由於受當時求長生不老和道家思想的影響，有關羽人、四神、瑞獸等圖案興盛一時。
海獸葡萄鏡在唐朝銅鏡中非常引人注目，又被稱為瑞獸葡萄鏡。
鏡背面圖案由高浮雕式的若干瑞獸和葡萄枝蔓組成，形態各異的瑞獸穿梭嬉戲在葡萄藤間，充滿了生氣。
瑞獸是以獅子為原形，經過藝術再創作的特別形象。
葡萄經絲綢之路傳入長安，它茂密的果實象徵著「多子和富貴」。
將葡萄、瑞獸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這枚銅鏡又被譽為「凝結歐亞大陸文明之鏡」。
國家一級文物。
雁魚銅燈的造型十分别致，整個燈為一隻鴻雁回首銜魚的形狀。
燈由雁頭、雁體、燈盤和燈罩四部分組成，燈盤和燈罩能夠轉動開合，不僅可以擋風，還可以調節光線的明暗度和照射角度。
最令人驚嘆的是，燈油點亮後產生的油煙會順著大雁頸部導入大雁的腹內，雁腹盛有清水，煙會溶於水中，從而起到了凈化空氣的作用，避免了對環境的污染。
這種科學巧妙的設計體現出漢人的聰明才智和環保意識。
1975年出土於西安南郊草場坡，這件銅龍是鐵質的，通體鎏金，身體細長，兩隻有力的前腳緊扣地面，龍頭與上身呈「S」型，龍嘴張開，露出牙齒和彎曲的龍舌，兩隻圓睜的雙眼直視前方，龍角緊貼頭部向後伸展，龍尾叢高高上揚的後肢處反折向龍頭上方。
整條銅龍身體流暢，極富動感，體現出唐代龍的生動美與氣勢美，堪稱精品。
鎏金銅蠶，全身首尾共計九個腹節，胸腳、腹腳、尾腳均完整，體態為仰頭或吐絲狀，製作精緻，造型逼真。
鎏金銅蠶出土於石泉縣。
據《石泉縣誌》記載，此地古代養蠶業就很興盛。
由於當時養蠶之風盛行，加之鎏金工藝的發展，因而，有條件以鎏金蠶作紀念品或殉葬品。
漢代的養蠶繅絲業達到高峰。
大的作坊，均為官府經營，織工多達數千人，絲織品顏色鮮艷，花紋多樣，做工極為精緻。
西漢絲織品不僅暢銷國內，而且能途徑西亞行銷中亞和歐洲，中國通往西域的商路以「絲綢之路」馳名於世界。
車轄是古代戰車上插在軸端孔內的常用零件，但這件車轄的紋飾卻十分獨特。
正面上部是一個人頭，下部為一醒目的獸面，背面是一個作蛙伏狀的人形，此人披髮垂肩，身穿短褲，背上繪有一對似鹿的動物紋樣，學者們推斷這可能是紋身習俗的一種體現。
桃形深腹爐體，蓋為透空流雲紋，底座為一仙人形象，頓跨在一條昂首的飛龍背上，左手扶龍頭，右手托舉著爐體，造型奇麗。
這件幻方鐵板出土於西安市火車站附近，此處曾是元代安西王府所在地。
幻方鐵板上面共有36個真正的阿拉伯數字，我們現在所說的阿拉伯數字，實際是印度數字，它是經阿拉伯地區被廣泛傳播的，因此被稱之為阿拉伯數字。
從1到36組成這樣一個數字方陣，無論橫、豎還是對角相加，總和都是「111」。
這種數字現象在古人看來神奇莫測，因而將它們深埋於房基之下，希望能起到辟邪消災的作用。
這件幻方是我國數學史上應用阿拉伯數字最早的實物資料。
仰韶文化也被稱之為「彩陶文化」。
彩陶是指在陶器的內、外壁上用含鐵量較高的一種礦物質顏料繪製出各種花紋和圖案。
彩陶的紋飾主要有兩種：動物紋和不明意圖的幾何紋。
人面魚紋盆是彩陶的代表作之一，畫上的人面和魚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只見人面戴著一尖頂飾物、圓圓的臉、三角形的鼻子，嘴上還銜著兩條小魚。
關於它的含意國內外專家看法各異，有近三十種解釋，其中較普遍的觀點有三種：人面魚紋是當時圖騰崇拜的產物；是巫師作法時戴的面具，繪在陶器上的人面魚紋則是代替巫師主持祭祀活動的專用圖案；當時人口增長率很低，人們希望像魚一樣繁衍子孫。
不論怎麼說，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人和魚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在人面魚紋盆的底部還有兩個小圓孔，這是幹什麼用的呢？原來，當時小孩的成活率不是很高，小孩夭折後，父母會把孩子的屍骨放到一個瓮中，再把這個盆扣到瓮的上面，並埋葬在房屋附近。
這兩個小孔就是為了方便小孩的靈魂自由出入的，說明人們已經產生了靈魂不滅的觀念。
仰韶文化晚期很多陶器上刻劃著具有一定規律和共性的符號，姜寨遺址中發現的刻劃符號有38種，半坡遺址中發現了27種。
這些符號顯然不是無意識留下的痕跡，考古學家認為它們與甲骨文、金文類似之處，可以說是漢字的雛形，它們對研究探討漢字的起源具有一定的意義。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中典型的器物之一，也是半坡人最常用的汲水器。
它的器形特點是：小口、鼓腹、雙耳、尖底。
尖底瓶具體的用法是先將繩子繫於雙耳之上，當尖底接觸水面時瓶身便會自然倒下，水注滿後則又自動立起，汲水非常方便。
尖底瓶還有兩大優點，一是口小，水裝滿後不易溢出；二是瓶腹部兩邊有耳，穿繩後便於背挎和手提。
尖底瓶這種自動汲水的奇妙現象，恰是近代物理學中重心原理和定傾中心法則的最早運用。
雖是一種巧合，卻體現出半坡人所具有的智慧和創造。
這件鬲紋飾清晰，鑄造精美，陝南城固出土，商代中期器皿。
四足上各有一變形饕餮紋，饕餮的眼睛採用高浮雕手法，裝飾效果極強。
此前我們見到的鬲都是三足，這件四足鬲是目前全國已知的孤品，國家一級文物。
1999年9月，考古人員在秦陵二號陪葬俑坑中發現了綠臉跪射俑。
目前它是已發現的惟一的綠臉俑，具有相當高的考古價值。
俑的臉、頸部均為黃綠色，雙耳為淺綠色，頭髮、髮髻為赭石色，髮帶為朱紅色，眉毛、鬍鬚為黑色，眼睛黑白分明，表情自然而神氣。
目前關於綠臉俑的說法各不相同，主要觀點有兩種：一種認為是鎮墓所用，但三個坑中僅出土這一件，而且其面部表情並不猙獰，所以多數學者認為，可能是工匠顏料不夠用，臨時調製了一種更接近於生活的黃綠色。
因為沒有文字記載，我們只能靠推測來判斷，真正的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古發現和研究。
咸陽楊家灣漢長陵陪葬墓出土。
近三千件彩繪兵馬俑中共有騎兵 583人，步兵1965人，指揮車一輛。
騎兵組成六個方隊，有甲騎和輕騎兩類。
騎兵與步兵方陣被分置在不同的俑坑裡，表明當時騎兵已作為一個獨立兵種而存在。
漢武帝正是依靠這些騎兵才戰勝了不可一世的匈奴，這也是在世界歷史舞台上，農業民族第一次大規模戰勝遊牧民族。
漢武帝為了對抗匈奴,於公元前138年派張騫帶領100多人從長安出發，欲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
張騫在歷經了十幾年的時間和磨難之後，終於到達西域，但當時大月氏已無意戰事。
雖然此行張騫未達到最初的目的，但他了解到了西域的政治、軍事、地理、風俗等，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
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從此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正式開通。
追求西方良馬是漢王朝開通絲綢之路的主要目的之一。
這時的陶馬體格健壯，膘滿臀圓，是西域良馬的體型。
天王俑是唐代新出現的殉葬俑，最早出現在武則天時代。
天王俑與鎮墓獸對稱置於墓門內，與十二生肖俑一起被稱為「四神十二時」，用於辟邪和保護墓室安全，確保墓主亡靈平安。
這件三彩天王俑的形象就是按照傳說中的天神塑造的。
藝術家在創造的時候發揮了豐富的想像力，運用誇張的手法，通過高矮強弱的鮮明對比，表達出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主題。
女著男裝是唐代社會流行時尚中的一大特點，一些皇親貴族女性也常以女扮男裝的形象出現於公眾場合。
這件女俑所穿著的袍服是當時官宦男子穿著的常服，配上這位柳眉細眼、小嘴紅唇、微施粉黛的秀美女性，俊朗洒脫中盡顯俏麗。
唐代，這組俑由兩件舞俑和五件樂俑組成。
舞俑們頭梳雙髻，表情溫婉，雙手分執帛巾兩端，兩者相對，正揮動雙臂，婆娑起舞；五件樂俑中有一人頭梳單螺髻，雙手斜放右邊作吹長笛狀，其餘四人均頭梳雙螺髻，一人擊鼓，另外三人的樂器雖已消失，但動態猶存。
她們圍坐在地上，全神貫注地為舞蹈者伴奏。
這件俑頭髮中分，並編成雙辮交盤於腦後，皮袍向外翻開，露出胸部和腹部，臍乳俱現。
只見他昂首挺胸，左手叉腰、右手向上呈半握狀，好像在牽馬或牽駱駝的樣子。
他頭向右上方仰望，面帶微笑，一個自信無比的胡人形象被刻畫得惟妙惟肖。
浮雕磚上的兩位力士形象，都赤裸著上身，雙拳緊握，怒目圓睜、雙唇緊閉，鼻翼似在煽動，好像正等待投入一場角逐。
相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當時為一種強身健體的活動。
漢代稱為「角牴」，類似於今天的摔跤。
唐代發展成為一種體育競技，始稱「相撲」。
到北宋時期，相撲運動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和發展。
據《日本書紀》記載，相撲是奈良時代由我國傳入日本的，後被日本發揚光大，成為其國技。
這兩件金代相撲俑浮雕磚，反映了我國古代相撲的真實形象。
唐，高48厘米，1971年陝西省禮泉縣鄭仁泰墓出土。
駱駝站在長方形踏板上，昂首抬頭作長鳴狀。
駝峰之間置駝架，上墊圓形花毯，橫搭著一個表面繪黑色圓圈圖案的圓鼓鼓的袋子，袋子兩邊掛著卷狀絲織物、扁壺、刀、箭囊等日用品以及兔子之類的獵物。
有意思的是駝背上還爬著一隻可愛的小猴子，可能是駝夫的寵物。
唐，高42厘米，1959年陝西省西安市中堡村出土。
女立俑面龐豐潤，娟秀的雙眼微眯，下頜微抬，以優美的角度向上仰視；紅唇微啟，甜美的微笑中似乎充滿著對生活的喜悅和對美好未來的遐想。
她站姿優雅，身段裊裊婷婷，穿落地長裙，輕薄的衣裙與豐腴肥美的體態完美結合在一起，衣裙自然流暢的絲綢質感和優美的曲線條，充分體現出唐代女性的柔美、端莊、矜持、風雅和高貴。
三彩三花馬被塑造的頭小、臀圓、腿長，典型良馬造型。
所謂三花馬是指馬鬃經精心修剪後形成三縷堞垛狀的鬃毛。
用「三花」來裝飾馬，是唐代宮廷和貴族間流行的時尚，也是良馬和等級的體現。
唐太宗陵前的「昭陵六駿」，馬鬃都被修飾成三花的樣子。
唐代繪畫和雕塑中，三花馬也屢見不鮮。
馬鬃剪花的習慣可能是受突厥的影響，突厥馬是唐朝馬的主要來源。
突厥和唐王朝關係密切，他們通過貿易、進貢或饋贈等方式，把優良品種的馬連帶馬鬃剪花的習俗都傳入了唐朝。
馬球也叫波羅球，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項體育運動。
它起源於波斯（今伊朗），後傳入吐蕃（西藏），唐初時由吐蕃傳入長安。
唐太宗李世民是馬球運動的倡導者，到唐中宗時，馬球運動風靡於宮廷、顯貴和軍隊中，後來成為唐代社會廣泛參與的體育活動。
從這件陶俑我們可以看到唐代馬球手的瞬間動態。
這件女俑展示了唐人使用銅鏡的情形。
女俑髮髻高梳，身穿小袖腰襦，外罩繡花半臂，裙褶處遍繡柿蒂花。
她左手半握舉於胸前，正持鏡照面；右手伸指似要妝點額頭。
簡單的動作、簡潔的造型，將一位舉止優雅，衣著華麗的唐代女子刻畫得淋漓盡致。
1985年陝西長武縣棗元鄉郭村出土，女俑身材頎長，削肩蜂腰，頭梳雙鬟望仙髻，柳眉鳳目，高鼻朱唇，頸戴項鍊。
身穿闊袖襦，外罩貢領翹肩半臂，下著曳地長裙，前腰佩繡花蔽膝，臂飾釧鐲，雙手抬舉至胸前，食指伸出，神態虔誠。
雕塑家捕捉住了她飛舞游移之中靜止的一瞬間加以雕刻，達到了氣韻生動的意境，以形寫神，神形兼備，是研究唐代舞蹈藝術和服飾文化的重要資料。
女俑以朱紅點唇，白粉塗面，色彩穩定沉著、疏淡自然，衣褶的線條既有雕塑的立體感，又有繪畫的平面效果，流動的線條貫通衣裙，使女舞俑呈現出飄逸流暢的氣勢，如音樂一般富有節奏感，極具東方女性的神韻。
作為唐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唐代樂舞藝術，以其豐富多彩而著稱於世。
其樂舞可分宮廷樂舞和非官方樂舞，前者是專為朝廷服務的禮儀性和娛樂性樂舞，演出多在慶典、宴饗、迎賓、節日、祭祀等場合進行，場所多在宮廷殿堂；後者則是在宮禁和官衙之外的士大夫私宅及長安城中市井巷陌里表演的樂舞，一般分為健舞和軟舞。
官方及非官方樂舞二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大量地吸收少數民族和外國樂舞的成份，並與漢族樂舞融為一體，有的甚至把域外音樂舞蹈直接引進、移植了過來，唐太宗時的十部樂舞中除燕樂、清樂為傳統民族樂舞外，其它均為外國和國內少數民族樂舞；而當時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源自西域「胡騰」和「胡旋」舞，都是由普通百姓的喜好開始，先流傳於民間，逐步變成了朝廷內外達官顯貴以及文人墨客的共同愛好而風靡一時的。
據《新唐書•禮樂志》載：「唐自製樂凡三。
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舊唐書•音樂志》載《九功舞》：「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
」此女舞俑即著大袖裙襦，可見其所穿舞服乃是唐代傳統舞蹈所服，故其應是一位表演輕柔、溫婉、抒情軟舞的私宅樂舞伎形象。
也有人認為她是一位將《霓裳羽衣曲》舞畢，「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的舞娘形象。
女騎俑圓臉、闊眉、朱唇，頭戴緊裹髻發的帷帽，帷帽之上加一頂時髦的笠帽，乳白色上衣外套帶花邊的黃色半袖，下著淡黃色條紋長裙，足穿尖頭鞋，騎在一匹紅斑紋黃馬上，勒韁前視，神情悠然，高貴文雅，是初唐時期仕女出行的真實寫照。
唐朝時一個寬容、開放、自由的時代，婦女擺脫了立交的羈絆，可以經常外出，拋頭露面，到郊外踏青遊玩。
聽戲、看球、逛廟會，盡情玩耍，而且穿著、婚姻、表達感情都甚少受限制。
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後，婦女出門已經不再坐在轎子裡，而是很神氣地騎在馬上，揚鞭策馬，在街市奔馳穿行，享受自由的快樂。
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眾多騎馬女俑形象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實寫照。
明代景德鎮產品，因壺口形似僧侶之帽而得名。
這種壺的造型始於元代，壺口面有一流從頸部突出，一側有寬頻鋬，兩端為如意頭將口腹相連。
此壺通體白底紅花，光澤明艷。
這件錢櫃為長方形，櫃面上有蓋，蓋邊有一投錢小口。
櫃是儲藏物品的家具，據文獻記載，春秋時期就已出現，歷經千年至唐代，櫃已是居家必備用具。
唐代櫃從形制上可分為立式和臥式兩類，這件三彩錢櫃為臥式。
種類上有普通的盛物櫃和專門的食品櫃、藥品櫃、衣櫃、化妝櫃、錢櫃和糧食櫃等。
在西周時的內陸地區，這些產自海邊的貝殼是不多見的，物以稀為貴，加之由於好攜帶、易於儲存、不易變質等因素，成為了物物交換之後的流通貨幣。
這枚印章是由26個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組成的多面體，其中14個正方形印面上刻著規範的楷書陰文。
印章由煤精刻制而成，煤精也稱煤玉，是褐煤的一種變種，以低等植物為主，也有部分高等植物遺體組成的腐植腐泥混合煤。
這枚印章的主人是西魏八柱國之一、鮮卑族上層人物獨孤信，原名獨孤如願。
印文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類：公文用印，如「大都督印」、「大司馬印」、「柱國之印」、「令」、「密」等；上書用印，如「臣信上疏」、「臣信上章」等；書簡用印，如「獨孤信白書」、「信啟事」等。
多面體印章使得這位身兼數職的獨孤信使用起來十分方便。
獨孤信不僅自身戰功赫赫，他的女兒也很有名。
他有7個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明帝，成為周明敬後；七女兒嫁給了隋開國皇帝楊堅，是歷史上以嫉妒著稱的隋文獻後；四女兒嫁給了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父親。
因此他作了連續三個朝代的國丈或太上國丈，所以人們戲稱他為「中國古代第一老丈人」。
不過正因為有此淵源，所以隋唐兩代最高統治者身上都流淌有少數民族的血液，因此大唐盛世吸納各方精髓、接受異族文化就沒有太多的心理障礙，這也成為隋唐兩代社會開放、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一。
唐代銅鏡不僅以題材新穎、紋飾華美著稱，而且在鑄造工藝上也頗有創新，出現了金銀平脫、螺鈿、貼金貼銀等特種工藝鏡。
四鸞銜綬金銀平脫鏡是目前西安出土的唐代平脫鏡中最精緻、最完整的一面。
它採用的就是金銀平脫工藝。
圓形，鏡背正中置圓鈕，鏡鈕四周以金絲同心結環繞，素緣。
鈕外一周貼飾花葉形銀片，鏡背主紋為四隻鸞鳥銜綬帶逆時飛翔，為金片刻鏤粘貼而成。
鸞鳥昂首展翅，優雅現已地起舞，金光銀灰的飾片在黑色素胎地映襯下更加顯得華麗奪目。
鸞鳥（傳說中鳳凰一類的鳥）向來被人們認為是能夠帶來幸福的吉祥鳥，而綬帶的「綬」與長壽的「壽」字諧音，代表著長壽不老。
「鸞鳥銜綬」蘊含著幸福長壽，而環繞的「同心結」則被寓意相愛之意。
這枚銅鏡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祝願。
金銀平脫是唐代的一種華貴的裝飾方法，做法是把厚度一般不超過半毫米的金銀箔紋片粘貼在器物上，然後用色漆髹塗數道，再經打磨，使紋片與漆面平齊，以顯示出用色漆地上的金銀圖案，紋片上有時還施鐫刻，金銀平脫較多地應用於漆器，兼見於銅鏡等其他製品。
這種工藝做工精細，費工費料，做成的器物也因此極為美觀華貴，是金銀平脫鏡稱為皇家貴戚、達官貴人的重要裝飾品和饋贈物。
這件執壺通體施醬釉、描金彩，紋飾精美。
壺的腹部繪製著花繁葉茂的牡丹，一隻孔雀立於枝頭，回首眺望。
壺底有青花書「富貴佳器」四字銘款。
執壺出現於隋代，是一種酒器，又被稱為注子、注壺。
描金，始於宋代，它是將金粉與水溶合，再加入適量的橡膠水、鉛粉混合，後描繪在瓷器上，經過低溫焙烤，再用瑪瑙等物拋光，使其發亮。
這件執壺是明代景德鎮仿照波斯銅壺燒造的，應為一件外銷產品。
這幅壁畫出土於陝西省長安縣南里王村一座唐代豎井磚墓中，總計六條，屏條之間用寬約10厘米的紅框相隔。
由於面積較大，揭取時將其按屏條分割為六塊。
六合屏風每條的主人都是一位裝束相同的仕女。
在柳綠草青的明媚春光中，仕女在男女侍從的陪伴下，或漫步、或彈琵琶，或小憩、或賞花、或撫琴等。
每條屏風中都以一棵柳樹作為主要背景，周圍襯托以山石、花草和飛禽等。
屏風作為實用與裝飾功能皆有的家具，早在先秦就已出現。
屏風題材出現在墓葬壁畫中，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是在漢代。
唐墓壁畫中，屏風較多見。
屏風從式樣上看，有單幅立屏，三扇、五扇、六扇、十二扇連屏，以六扇連屏為多見。
內容有樹下高士、樹下仕女、侍女、樂舞、花鳥、山水、雲鶴等。
陝北子長縣鐘山石窟，位於子長縣城西15公里處的鐘山南麓，開鑿於東晉太和年間（公元366—370年），歷經千餘年建造而成，共由18個石窟組成。
★明彩繪儀仗俑群★
這批儀仗俑共300多件。
墓主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次子秦簡王朱樉。
這組俑群表現的是一個出行的儀仗隊伍，原本他（她）們手中都拿有各式各樣表示其身份的物品，如旗、幡或樂器、花燈、團扇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物品都已腐朽，幸好在他們的腳踏板下用墨書寫著各自的站位、所司職務等，為我們了解這批儀仗俑的分工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代儀仗陶俑的出土，彌補了陝西陶俑在這段時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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