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專稿」揭秘遠古的文明 陝西省2016年考古新發現報告會回顧

導言：陝西作為中華文明重鎮，在考古上歷來成就卓然。

據悉，2016全年，共實施考古項目108餘項，對47餘處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累計發掘面積約28781平方米，清理各時期墓葬844餘座。

不僅大遺址考古穩步推進，而且搶救性發掘及時到位，並出版了各類學術專著，成果頗豐。

這組數據來源於2017年1月17日上午召開的第五屆「體驗考古，感受文明」陝西考古新發現公眾報告會上，陝西省考古學會副會長王小蒙對考古學會管理工作及各理事單位業務工作所做的成果總結。

與此同時，來自省局直屬單位、各地市文博機構的文博同仁，高校學生、公眾代表及媒體記者等三百餘人齊聚陝西歷史博物館的學術報告廳，聽取了2016年陝西省考古新發現成果。

報告會現場

陝西省考古學會秘書長孫周勇主持報告會

陝西省文物局羅文利副局長在致辭中

首先肯定了陝西文物考古工作在過去一年取得的成績

陝西省社科聯朱曉悅副主席在致辭中指出，考古工作的影響力和關注度與日俱增，這對於傳承、弘揚、發展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有著重要的作用

陝西省考古學會副會長王小蒙對考古學會管理工作以及各理事單位業務進行總結

時間過去半月有餘，在2016春節過去酉年起航之時，雅昌藝術網對持續了三個上午的第五屆「體驗考古，感受文明」陝西考古新發現公眾報告會內容重新進行梳理。

以此向古文明致敬，向文博系統的專家學者們致敬。

17日上午

17日上午的報告依次是王占奎研究員的《周原遺址的時、空、人》、田亞岐研究員的《郊雍祭天——鳳翔血池遺址考古新發現》以及申茂盛研究員的《如何「好看」兵馬俑》。

（一）報告人：王占奎

題目：周原遺址的時、空、人

王占奎研究員從時間、空間、族群結構等方面，向公眾講述了何處是周原?何以名之周原?

報告對周原地區自仰韶至周代以來的歷史沿革及考古遺址情況進行了回顧，向公眾展示了「青銅器之鄉——周原」出土的重要青銅器及青銅窖藏遺址。

同時，展示了雙庵商文化遺存、劉家村墓地、禮村H8的出土器物，認為禮村H8代表的「聯襠鬲遺存」是目前所知沒有爭議的姬姓周人的遺存，標誌著周人的到來，也開闢了周原遺址西周王朝的繁榮。

報告介紹了2016年新發掘的池渠遺存，發現周原遺址有著商周時期最為複雜的水網系統，供應著貴族生活用水和手工業作坊的生產用水。

考古證據顯示作為城市公共設施的水渠，可能存在定期維護行為的存在。

通過大量圖片介紹了周原的青銅器及銘文、大型建築基址和墓葬等，認為周原地區的社會等級至少可分為周王、貴族、平民、奴隸等。

通過考古發掘還得知，武王伐紂後，周人與殷遺民在腰坑、殉人、殉牲、墓向、陶器組合、銅器族徽等方面都存在差異。

最後王占奎認為周原遺址在公元前1100年到772年之間是一處規模巨大的遺址，至少應是全世界最繁華的大型聚落之一，是周文化與周代歷史研究的聖地，該遺址很可能是周文王以來的一處都邑性聚落。

（二）報告人：田亞岐

題 目：郊雍祭天——鳳翔血池遺址考古新發現

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由壇、壝、場、建築、祭祀坑等各類相關文化遺存所構成的完整「畤」功能結構遺存屬首次發現。

這是與古文獻記載吻合、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於完整的國家大型祭祀遺址。

它以實際文化內涵印證了雍城這座從秦國遷都之後至西漢武帝時期,仍繼續作為秦皇漢武時期「聖都」,以舉行國家最高祭天禮儀活動之功能區的存在,填充了既往整個雍城遺址唯缺郊外以畤祭天遺存的空白。

祭祀坑發掘區鳥瞰

祭祀坑內的馬與車

出土玉器

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傳統,秦漢時期在這裡創製的畤祭祭祀體系對中國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其中充分蘊含著古人在選擇這處祀點地望時的政治理念、哲學思想、地形地貌、傳統規矩和勘與法則。

對血池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不僅系正史記載中關於在雍地開展的一系列國家祭祀行為之印證,而且成為從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物質載體和實物體現。

此次考古發掘出土的實物資料,對於深化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三）報告人：申茂盛

題目：如何「好看」兵馬俑

本講座首先對多年來秦始皇帝陵園的考古成果作了簡要的概括，使觀眾對秦始皇帝陵園的整體布局和文化內涵有初步的了解，認識到秦始皇帝陵是中國歷代帝王陵中規模最大、埋藏物最為豐富的一座大型陵園。

同時明晰秦始皇帝陵園與兵馬俑陪葬坑之間的關係，兵馬俑陪葬坑僅為秦始皇帝陵園眾多陪葬坑中的一組陪葬坑。

然後從俑坑內的戰車、陶俑的種類、陶俑的排列、武器的等級和組合等方面對一號坑第三次發掘所取得的成果作了介紹，強調不僅在考古發掘、而且在文物保護、文物修複方面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最後，對觀眾如何更好的參觀這一中華民族的文化標示給出了有益的建設性意見。

18日上午

18日上午的報告依次是：楊利平副研究員的《葬身阡原：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發掘》、孫周勇研究員的《石頭上的王國：石峁遺址考古新發現》、馬明志副研究員的《朔方營國：中國北方史前石城群落興衰之歷程》以及趙西晨研究員的《相識相惜：出土文物現場保護漫談》。

（一）報告人：楊利平

題目：葬身阡原——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發掘

2015～2016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楊官寨遺址環壕外進行針對性考古發掘，發現了大量的史前墓葬，初步推斷為楊官寨遺址東北部的大型墓地，系國內首次發現並確認的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

經發掘，墓地總面積約9萬平方米。

目前總發掘面積約1967平方米，共發現該類墓葬182座，分布密度非常大，墓葬總數可能逾2000多座，規模空前。

墓葬均開口於⑤層下，東西向。

墓葬形制絕大部分為偏洞式，土坑豎穴墓較少。

個別墓葬的西端或東端發現有柱洞，疑似「番」類墓上建築遺存，是研究當時墓葬排列順序與葬俗的重要材料。

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的發現，為我們從宏觀上認識楊官寨遺址的聚落布局，以及廟底溝文化聚落形態、埋葬習俗、人種學、人群血緣關係、社會組織狀況等重大課題研究提供了依據。

而且，本次發現的偏洞式墓葬當屬目前所知最早的同類遺存，將該類墓葬的出現年代提前了400多年，為該類墓葬的起源與傳播，以及關中地區與中國西部地區、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與影響提供了珍貴的考古材料。

鑒於本次重大發現，聯合國內外相關科研院所，對墓地開展了體質人類學、DNA(全基因組水平)、病理學、同位素、牙結石、腹部寄生蟲、碳十四測年等方面的多學科、全方位、深層次合作研究，深入了解墓地內人群組成及血緣關係、食物結構及其排列形成過程等相關情況。

（二）報告人：孫周勇

題目：石頭上的王國——石峁遺址考古新發現

石峁遺址地處黃土高原北部黃河西岸，毛烏素沙漠南緣，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構成，城外有哨所等城防設施，結構清晰、形制完備、保存良好，被譽為本世紀最為重要的史前考古發現之一。

「皇城台」為石峁遺址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築基址的核心分布區，台頂有成組分布的宮殿建築基址，以多達九級的塹山砌築的護坡石牆包裹，底大頂小呈金字塔狀，錯落有致，堅固雄厚、巍峨壯麗。

2016年石峁遺址皇城台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門址處，發現了廣場、瓮城、南北墩台、門道等遺蹟。

新發現不斷顛覆著人們的認知：皇城台出土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頭時期的青銅刀、銅鏃等，是中國早期銅器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反映了河套地區在中國銅器起源和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皇城台門址瓮城外玉器的發現則再一次證實了石峁玉器的特有埋藏背景。

完整的骨針「製作鏈」相關遺物的發現，表明皇城台頂部偏向西北某處可能存在制骨手工業作坊，為探索皇城台頂部聚落結構和石峁城址內部功能區劃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皇城台的台頂還發現了數量可觀的陶瓦，這對探討中國早期建築材料及建築史具有重要意義。

2016年皇城台門道的發掘為揭示中國迄今所見規模最大的史前遺址——石峁遺址所蘊含的社會分化和王權的出現等文化因素提供了關鍵資料。

石峁遺址考古發掘榮獲「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世界重要田野考古發現」及「田野考古獎一等獎」等稱號。

2017年元月再次入選「中國考古新發現」。

（三）報告人：馬明志

題目：朔方營國——中國北方史前石城群落興衰之歷程

伴隨著仰韶文化衰落解體，史前時期的中國，紛紛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城。

以這些城址和非同尋常的遺存為標誌，中國進入「古國時代」，有人稱之為「酋邦時期」。

這種群雄並起的洋洋大觀，文獻上籠統誇張地喚作「萬國」。

這一時期也是儒家典籍塑造的英雄輩出的偉大時代，可以將其稱為中國的「英雄時代」。

這個全新的時代，在考古學上稱為「龍山時代」。

龍山時代的古城與文化現象，業已成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最熱點的對象。

與之相伴，則是對「唯玉為禮」的社會現象的探索，甚至對於玉器的研究成為考古學研究領域的「顯學」。

陝晉豫地區的仰韶文化，一度整合或影響了大半個中國。

然而，以渭水流域為核心的仰韶文化腹地，卻在龍山時代及其之後的夏時期呈現出強烈的文化衰退跡象。

長期以來，這也成為一個揮之不去而津津有味的議題。

由於陝西長期缺乏史前城址的發現，導致三秦大地長期被排除在文明起源研究的視野之外。

本世紀以來，以陝北高原為中心的河套地區及其周邊，相繼發現大量龍山時代至夏時期的石城遺址。

這些史前石城的發現和發掘，吸引了全國乃至國際學者的高度關注。

目前所知，中國龍山時代的城址群落，主要有以城子崖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城址群、以良渚城址為核心的良渚文化城址群、以石家河為代表的石家河文化城址群、四川盆地的寶墩文化城址、以王城岡、平糧台城址為代表的後崗二期文化城址群、以陶寺城址為代表的陶寺文化城址群，以石峁為代表的北方地區石城群落。

2003年，隨著佳縣石摞摞山城址的發掘，首次確認了陝北地區龍山時代的石城遺址，之後一發不可收拾，目前陝北發現的石城不少於100座，這還只是冰山一角，隨著專題調查的深入，這一數字將會成倍增長。

據推算，當時包括陝北、晉北、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河套地區，其人口總量當接近200萬，這樣的人口密度和人口總量，在同時期古國文化群中是首屈一指的，幾乎沒有哪一隻文明的力量能夠超越他。

石城群落代表的河套地區諸文化先民，創造了中國北方地區開發和文化崛起的獨角戲，此後數千年，再也沒有那樣的盛況。

（四）報告人：趙西晨

題目：相識相惜——出土文物現場保護漫談

文物作為古代歷史、藝術與科學的載體，接架古今。

對出土文物來講，考古發掘者作為第一見證人，有著認識解析文物並深入挖掘其蘊含信息的責任，而為文物診療看病的保護工作者，肩負著使其延年益壽、實現長久的交流與對話的使命。

埋藏於地下的文物長時間處於較為恆定的封閉狀態，在缺氧條件下，加之土壤酸鹼度、壓力、溫濕度等因素相對恆定，一段時間內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埋藏環境，到出土時受溫濕度、光輻射、空氣污染、蟲害及微生物等多因素作用，極不適應並發生新的病害，危及文物安全。

因此在文物出土第一時間，採取搶救性的現場保護措施，維持其最好狀態是現場文物保護的重要任務，它關乎各種材質文物特別是脆弱質文物的存亡，並影響到文物原真信息的提取及後續相關研究工作的開展。

因此作為文物保護的序曲，現場保護的的作用類似於急救病人的120，就是在文物出土時通過技術手段與方法的干預，確保文物安全並轉移到專業的文物保護實驗室，經過一定流程的文物本體保護和相應的預防性保護處理，最終達到文物長久保存的目的。

王煒林研究員點評：

楊利平報告內容的第一個階段是半坡文化時期，以渭河流域為中心;第二個階段是廟底溝文化時期，距今約5500至6000年，兩個文化都包含了尖底瓶和彩陶兩類器物，廟底溝文化時期彩陶影響範圍巨大。

為什麼大半個中國都會有彩陶文化的認同?有學者認為這個時期與歷史文獻記載的黃帝時期存在高度重合，是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時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楊官寨遺址、龍崗寺遺址的發掘，都是對仰韶文化時期的探索，而其最興盛期就是相當於廟底溝文化時期。

楊官寨遺址的發掘，首先解決了廟底溝文化時期的環壕聚落問題，而此次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的發現及確定也系國內首次，打破了以往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合葬墓形式，偏洞式墓葬形制也比較特殊。

未來可以採用人骨測年和基因分析，以解決該墓地的形成時間問題和與半坡文化時期族群的關係問題。

孫周勇研究員領隊的石峁遺址及皇城台遺址近幾年榮獲「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等等均證明該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石峁石城屬於典型的北方石城模式，東西城是連城、皇城台是復城，解決了城址布局問題。

我個人認為皇城台類似於北方石城常在險要位置設置的祭台，結合遺址出土的石雕像、眼目紋石塊、幾何彩繪壁畫、頭骨祭祀坑，包括東門址的位置與天文考古的關聯，將石峁城址的祭祀和宗教色彩營造的淋漓盡致，尤其是皇城台門址瓮城外玉器的發現再一次證實了石峁玉器的特有埋藏背景，具有重要意義。

馬明志先生的報告，將一個複雜的問題即北方石城的演變和興衰給大家講的很清楚。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觀點將北方分為三大塊，東界為遼西以東，是一個面向海洋、環太平洋的文化圈;一個是包頭以西、面向中亞的文化圈，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區;另一個是以河套為中心的正北地區，包括陝北，以石城和雙鋬鬲為核心，是我們近年來的工作重心。

按照蘇先生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理論，中國文化很多時候是一脈相承的，儘管有些東西中間有間斷，但有些記憶還是可以延續下來的，今天的幾個課題都在啟發我們如何去看大中國的問題。

趙西晨研究員的報告題目雖飽含詩意，卻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從宏觀的層面來講，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多文化遺產面臨嚴峻考驗，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歷史博物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近幾年來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近年來在考古發掘隊伍中總會配置文保工作者，這就是考古界內的「相惜」態度。

雖然報告內容只有出土文物現場的保護，但實際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希望能給大家以啟發。

19日上午

19日上午的報告依次是：王建新教授的《從東天山到西天山：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趙靜研究員的《從此出發：秦蜀古道考古調查》、劉瑞研究員的《秦基漢礎：櫟陽考古新發現》以及張小麗副研究員的《古道名驛：從佛坪廳治到老縣城村》

（一）報告人：王新建

題目：從東天山到西天山——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

古代月氏是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古代人群。

古代月氏從中國遷到中亞，進而引發了張騫出使西域的壯舉，是絲綢之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因此，古代月氏研究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牽涉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多個學科領域。

在這一課題上取得突破，將會顛覆許多國際學術界已有的研究結論，產生重大的國際學術影響。

在國際上獲得古代月氏研究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有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開展與中亞各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研究。

在薩扎干遺址所獲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分布的公元前 1 世紀至公元 1 世紀的古代遊牧文化遺存，應屬古代康居文化，這與《漢書》等古代文獻的記載是相合的。

這為我們確認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範圍提供了新資料。

確認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釐清古代月氏與大夏(巴克特里亞)、貴霜、粟特等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深入開展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獲得全面系統的考古資料和科學依據。

從目前的工作進展看，我們有望在這一重大國際學術課題上取得突破。

(二)報告人：趙靜

題目：從此出發——秦蜀古道考古調查

秦蜀古道是中國古代一條國家級大道 , 是古代修築的一條穿越秦巴山地的秦蜀相通之路，是關中平原通往四川盆地的七條主道路組成的一系列道路的統稱，歷史上先後被稱為周道、秦道、蜀道。

七條道路具體包括由陝西關中通往漢中的故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以及由漢中通往終點站四川盆地的金牛道、米倉道和荔枝道。

秦蜀古道起點在陝西西安(古稱長安)，該道路交通網中的七條道路在陝西均有分布，漢中是整條線路系統的中轉站，陝西占據了整條線路的時空界線以及分布格局的絕大部分區域，僅僅道路占比方面陝西已經包括了全部線路總長的三分之二。

秦蜀古道歷史淵源悠久，其起始年代，明確見於歷史記載的，始於戰國，實際上遠在殷商時期已經開通。

故道、褒斜道、子午道、石牛道等幾條主要線路，最初被發現和利用都在周、秦、西漢時期。

不同於其他古代陸路文化線性路線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棧道在秦蜀古道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陝西秦蜀古道的文物本體遺產數量龐大，七條線路中均有棧道遺蹟的發現，目前已發現 313 處道路文物本體遺存，棧道、棧橋、碥道則是秦蜀古道道路遺蹟的主要遺存形式。

這些文物全部是文物田野調查中實地踏查的成果，其特點是文物覆蓋範圍廣，遺存數量大，具備一定的文物規模，文物遺存的保存環境真實，可信地證明了秦蜀古道不僅僅是存在於文獻中以及是地圖上的幾個線條，證明了陝西是秦蜀古道線路的主省份，是中國秦蜀古道文物遺存的最主要地區。

（三）報告人：劉瑞

秦基漢礎——櫟陽考古新發現

秦漢櫟陽城位於閻良區東的武屯鎮、新興街道一帶，在秦為獻公、孝公時期都城，秦末項羽封司馬歇以此所都管轄咸陽以東至黃河之地，後蕭何以此為根據地支持劉邦完成了統一和漢長安城建設，關中地區繼咸陽、長安之外的第三座秦漢都城。

1960年代陝西省文管會、1980—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均對櫟陽城遺址開展過一定程度的考古勘探與試掘，並發現了城牆、道路、建築等大量遺存。

2013年，為進一步確定櫟陽城遺址範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的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重啟櫟陽考古，經多年大範圍勘探、小規模試掘，先復探確定了1980年代發現的古城(編號為一號古城)，後勘探試掘確定了二號古城的時代不早於西漢中期，發現並確認了時代為戰國中期至西漢早期的三號古城，大體確定其應為文獻所載的秦漢櫟陽的所在。

並在三號古城中發現了勘探發現、試掘確定了大規模的大型宮殿建築遺址，豐富了對櫟陽城遺址布局與內涵的認識。

與此同時，還積極開展了櫟陽城遺址周圍的路網、水網和墓葬區的考古勘探和試掘。

勘探發現城外道路多條，發現並確定了漢唐時期最重要水利工程白渠和鄭國渠的具體位置和走向，基本解決了鄭國渠、白渠的關係和渠線走向問題，填補了秦漢時期最重要國家農田水利工程的考古學空白。

（四）報告人：張小麗

題目：古道名驛：從佛坪廳治到老縣城村

佛坪廳故城位於今周至縣老縣城村，太白山東側、秦嶺南北分水嶺南側，是儻駱古道上最大、最為重要的驛站。

該廳於清代道光四年割周洋地設立，屬漢中府。

廳城始建於道光五年，民國十五年遷至袁家莊，閱時102年。

因其地處秦嶺萬山中，林深密菁，人跡罕到，文圖缺載，不但歷代沿革不能詳考，而且鮮為人知。

清光緒年間的《佛坪廳志》和《佛坪鄉土志》是目前存留下來的唯一史料，通過考古調查來證勘史料之記載，補增史料之缺失，了解故城之布局，明確遺存之現狀，而後展現給社會民眾，進而保護利用好這座故城，則是此次考古之目的。

通過走訪、踏查、勘探、試掘等方式，明確了諸多廳城相關問題。

在廳城城牆範圍內，北半部分布著廳城主要官署機構和文化建築群及廟宇，其中廳署居中，其西為城守把總、守備、巡檢等機構，其東為學署、文廟、書院等文化建築群，而以城隍廟為主的各類廟宇、祭壇等皆位於城外東關，這些建築基址大多保存較好，多為四合院結構，或一進、或兩進、或三進院落，兩面坡頂、磚砌牆基、條石砌沿、卵石鋪院、木板隔牆等相結合，形成了佛坪廳建築群的建造特點。

在廳城南側及東側溝道內，分布著眾多的院落基址和與廳城建造有關的採石場、磚瓦窯等遺存，其密集程度以都督門附近的阮全溝和去袁家莊的鐵廠溝、塔耳河溝為最，院落基址皆依山面水，卵石壘砌牆基，木椽或木板搭建房屋，結構布局依據地形而建，無定勢。

道路皆為山路，曲折迂迴，遇山翻山，遇水架橋。

廳城周邊水系以自然河流正河、湑水河為主，其他溝道小河流皆匯入這兩條河流，但在廳城南側、東側有人工開挖的水渠，以排引源出南山溝道的小溪水，避免對廳城造成衝擊。

通過民居、人口調查，明確了佛坪廳人口來源以洋縣、紫陽、四川、湖北為主，迄今為止，基本未發生改變，其語言、飲食、民居皆與陝南相同，少見關中風俗。

徐衛民教授點評：

王建新教授將多年來在東天山和西天山的豐富考古成果向大家做了簡要匯報。

王老師六十多歲了，但仍然堅持在考古一線，尤其近幾年在社會環境並不安定的中亞地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活動，始終矢志不渝的研究大月氏和絲綢之路文化，其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和陝西政府的認可並給予大力支持。

正是有了王老師及其團隊的辛勤工作，才有了今天的豐碩成果，也對王老師矢志不渝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欽佩。

趙靜研究員從事的秦蜀古道調查研究過程艱辛，但成果豐碩。

為什麼我們採用秦蜀古道的名稱，沒有使用蜀道，實質上過去大家一直存在錯覺，畢竟陝西境內秦蜀古道的里程及遺蹟都比四川要多。

四川過去在蜀道上做的工作比陝西早，組織過多次學術研討會與考古調查活動。

相較於這點，陝西的調查研究起步晚，但趙靜研究員及其團隊的秦蜀古道研究成果，對於重新掌握話語權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劉瑞研究員關於櫟陽城的報告內容與大家密切相關，在公眾考古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櫟陽城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秦漢之際曾三次作為政治中心。

過去雖然大部分學者都認可其都城的性質，但也有學者存在疑問，劉瑞研究員的考古成果提供了櫟陽城作為政治中心的詳實證據。

張小麗副研究員對佛坪廳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周至老縣城的考古調查成果進行了匯報，其資料保存價值非常高，對周至老縣城的文化旅遊產業發展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聽眾和專家互動

結束語：三天的報告會，從中亞的戈壁腹地，到河套的黃河大拐彎，再到涇渭之濱的平原沃土。

從周原時空到秦蜀古道，從考古發掘現場到文物保護實驗室，在11位報告人的帶領下，我們與四五千年前的先民、與秦皇漢武、與民國縣城的鄰家小妹進行了隔空對話。

3位主持人的點評也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揭秘人類文明發展人，從考古開始。

(感謝陝西考古研究院提供文圖支持)

作者：劉爽

編輯：張麗敏

放心收藏，全球見證，掃碼立即送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