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昕更：在良渚生，為良渚生

1939年的施昕更

施昕更(左)、董作賓(右)在良渚遺址現場

浙江在線11月27日訊(錢江晚報記者馬黎)1936年12月23日，這一天的《東南日報》上，有一篇題為《西湖博物館在杭縣發現黑陶文化遺址》的報導，做了這樣的描述——

「西湖博物館館員施昕更，最近因調查杭縣地質，在該縣境內，發現黑陶文化遺址多處，遺址見於距地表約二公尺之池底，包含於黑色淤土層之內……考古家認為遠古東方之固有文化，為構成中國最早歷史期文化重要份子，時代在殷商以前……並據施君在杭縣一帶屢次之調查，對於地層上蘊藏情形，已漸明了。

」

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介紹良渚遺址發現的史料。

同為考古記者的我，有些好奇，不知當年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是否採訪到了施昕更呢？

當然，80年前，誰都沒有意識到，這位只有25歲的清瘦書生，就是良渚遺址的發現者。

人們更沒想到，3年後，施昕更因為感染猩紅熱，英年早逝。

那是他28歲短暫一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

施時英的辦公室，在良渚遺址管理所，從辦公室窗口望出去，就是莫角山遺址，也就是我們說的良渚古城宮殿區，相當於當時的紫禁城。

辦公室的北面不多遠，則是著名的反山王陵。

他經常會想，爺爺是否也曾走過他窗前的這條路，在那片已經湮沒在歷史中的池塘、泥土裡，尋找著良渚的星光。

25歲的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野外考古給了良渚

28歲的他英年早逝，他的考古報告卻奇蹟般在戰亂中得以保存

施昕更：在良渚生，為良渚生

一位會畫畫的年輕人

一次偶然的發現

施昕更並不是考古科班出身，但是，他會畫畫。

原餘杭縣文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雲路，1990年左右因為建設良渚文化博物館，去北京常書鴻家裡懇請題詞，常書鴻跟他清楚地提到，曾經教過施昕更畫畫。

1929年，杭州舉辦了第一屆西博會，施昕更的繪畫功底派上了用場，當上了西湖博覽會藝術館甲部的管理員。

那年，他18歲。

那時，藝術館的館長是林風眠。

1930年春夏之交，施昕更進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地質礦產組，從事地質礦產工作，除了繪圖，他在西湖邊，靈隱飛來峰，寶石山，進行野外岩石標本採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方向明，在《良渚考古八十年》一首書的《發現》篇中提到，20世紀30年代，史前考古學在中國興起，隨著江浙財團的形成和發達，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挑戰「在人腦海中盤旋久了」的「江浙古無文化的傳統思想」。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1936年5月31日，衛聚賢等在杭州古盪試掘了一天。

博物館命施昕更也去參加。

他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考古工作，只不過對考古一向是有興趣的，所以那些年來，在浙江省各地調查地質時，也同時注意到了近代文化地層的研究。

施昕更覺得，館裡讓他參加的原意，是要他去記載地層的。

但是，試掘不過短短一天，他見到已搜集的實物，太熟悉了，在他的故鄉良渚，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東西，是一種長方形有圓孔的石斧居多，或者稱石鏟，以前他也認為是玉器並行的東西，所以不去注意它。

但是，其他石錛、石鏃等，他此前從未在浙江境內見到過。

發現良渚遺址

從一兩片黑陶片開始

就在古盪試掘第二天，施昕更便回到故鄉良渚搜集開了。

果然，除了石鏟之外，他意外地又得到許多不同形式的石器。

得到了，是不是就結束了？

從下面這句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年輕人帶著明確的考古目的。

「我又覺得，以收購的方式，是太不科學化、太幼稚，還不如古董商收購古玩一樣。

」

他想到，利用河岸池底來觀察地層的剖面，這是進行考古發掘最簡單易行的辦法。

7月，他又來良渚調查，經過多日的分區考查，對於石器遺址的分布地點，有了大概的輪廓，同時在枯竭的池底，親自撿到了不少石器。

11月3日，施昕更第三次摸底，有了突破。

他在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一個乾涸池底，發現了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

回到杭州後，他參考了各種考古材料，尤其受《城子崖》發掘報告啟示，悟及這些黑陶與山東城子崖黑陶文化，為「同一文化系統的產物」。

放下黑陶，施昕更很興奮，「引起我絕大的勇氣與興趣。

」

這一兩片黑陶，我們後來知道了，就是著名的良渚黑陶。

接下來，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的一個決定，定義了歷史。

他對施昕更的新發現非常重視，館方依照當時國民政府頒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條之規定，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取得採掘執照。

這一舉動，並非個人行為，這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

當時發掘執照批下來的發掘時間，是1937年3月20日到6月20日。

而施昕更的三次發掘時間，其實是提前了。

事後，這位耿直boy這樣解釋他的「先斬後奏」：「我對於這遺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譾陋，毅然負責作三次小規模的發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穫，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吧！」

從杭州到上海

一部考古報告的五地遷徙

我們現在走進良渚博物院，可以看到有一個展櫃，展出了施昕更良渚考古出土遺物，最右邊，放著《良渚》報告印模。

樸素的白色封面，主標題更是直白的兩個字：良渚。

如果施昕更沒有寫這一部考古報告，歷史的面貌，或許會不同。

這是第一次準確無誤地向學術界展示了長江下游的史前文化。

那為何是「良渚」，而不是古盪、雙橋，或者其他？施昕更想到，最新的考古報告都以地名為名，他也仿效了一下。

「遺址因為都在杭縣良渚鎮附近，名之良渚，也頗適當。

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

」

因為，施昕更憑藉這部報告，以及他在良渚文化考古方面的開創性工作，奠定了「良渚遺址的發現者」和「良渚文化的發現人」的學術地位。

施時英的抽屜里放著一本後來重新出版的《良渚》，但他現在不敢看了，「跟自己比較一下，確確實實差得太遠了，很慚愧。

他對良渚的情結……你只要讀一讀卷首語就知道了。

」

主標題「卷首語」下面一行，寫著一句話：謹以此書紀念我的故鄉。

「二十七年八月重印，昕更志於瑞安」，他特意標註的「重印」兩字。

一年前的1937年4月他其實已經寫完報告，準備在杭州印刷廠付印，後來因為製圖版很費周折，照片製版交給了上海科學公司承印。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一聲炮響，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西湖博物館為躲避戰火，必須南遷，可是此時，《良渚》報告還在印刷之中。

施昕更的腳，沒準備邁一步。

戰火還是燒到了杭州。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

《良渚》的印刷被迫中斷，已經制好的圖片鋅板也無法帶出。

他不得不拋棄這間相依為命的研究室，但是他的手，沒有離開過這份報告。

施昕更把報告的校樣寄存良渚，自己帶著一部原稿，趕去博物館所在地。

此時，博物館已經遷到蘭溪。

看到稿子完好無損，館長董聿茂決定，再度重新印刷，但由於戰事緊張，只有兩三百塊館費，館裡還有5個工作人員需要生活。

董館長只好帶著稿子衝到已經遷往麗水的省教育廳，以珍惜學術著作為重，要求撥款付梓。

教育廳同意出資印刷。

此時，陸路已經不通，只能走海路。

溫州是無法印了，只能去上海。

於是，施昕更的好友鍾國儀帶著稿子，繞道溫州，去了當時已經是「孤島」的上海付印。

同時，又委託衛聚賢校對。

國難當頭，田野考古活動幾乎完全停滯的中國，個人都難以保全的時刻，一部考古報告，竟活了下來。

講完故事，施時英說了好幾次「慚愧」，他現在的工作，似乎都是瑣碎的事——有違章，有盜掘，他就要給村民做協調工作——「這裡是良渚遺址重點保護區，這裡是5000年的歷史，你造房子肯定是不行的。

」

祖孫倆隔了80年，脾氣是一脈的。

其實，他們都在為良渚做著同樣一件事，一個發現，一個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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