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寬在上海市立博物館的往事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市博物館重新開館，而提到這一段歷史，就不能不提當時任上海市博物館復館辦事處主任的楊寬。

復館後，博物館的文物保護、展覽布置、運行制度的建立以及參與的考古調查等工作，從楊寬的足跡中可見一斑。

】

筆者在《1948年，楊寬如何保護了343件重要文物？》一文中寫道：「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楊寬作為上海市博物館復館辦事處主任，成功使得上海市博物館重新開館。

博物館復館後，在館長楊寬的帶領下，進行了舉辦展覽會、保護文物、考古調查、創辦雜誌等卓有成效的工作。

」因這段歷史迄今未見有學者做過詳細梳理，本文以上海檔案館所藏檔案為中心，試圖還原1945年至1949年楊寬任職上海市立博物館的這段歷史。

上海市立博物館的前身為上海市博物館。

1935年 11月16日，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館籌備處。

1936年4月，光華大學未畢業，楊寬就被博物館聘為藝術部研究幹事，他主要擔任古物的陳列布置和編寫說明等工作。

1937年元旦博物館正式開館。

開館不到一年，淞滬抗戰爆發，楊寬與時任館長鬍肇椿將貴重文物寄送至震旦博物館，上海市博物館就此關閉。

1937年9月，受博物館同事鄭師許的推薦，楊寬被廣東省立勷勤大學聘為講師。

1938年夏，為了照顧妻兒，楊寬請辭勷勤大學教職，從海道經香港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後，在上海湘姚中學任歷史教員，併兼任該校註冊主任。

1939年8月起在光華大學兼課。

1940—1941年赴蘇北參加革命工作。

1942年1月，上海淪陷為孤島後，與呂思勉、童書業商量後，認為上海附日勢力將會越來越大，不宜繼續在此工作，於是帶領妻兒回到家鄉避難，專心於戰國史研究。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楊寬立即從青浦返回上海從事復館工作。

9月26日，上海市教育局局長顧毓琇命令高君珊、雷潔瓊、楊寬辦理接收博物館。

10月29日，顧毓琇聘任鄭振鐸、徐森玉、楊允中、張鳳、胡肇椿、徐蔚南、楊寬為復館委員會委員。

11月12日，楊寬被聘為復館辦事處主任，負責辦理復館工作，並勘定上海市膠州路601號三樓為辦公處，於12月1日開始辦公。

同時聘任童書業、承名世為研究幹事，張啟帆、徐安世為助理幹事，徐文成為工役，初期市立博物館的全部館員僅有這六人。

館址暫定四川北路橫濱橋原日本留民團第一小學校二樓。

走馬上任後，楊寬面臨的第一個工作，即尋找寄存在震旦博物館的上海市博物館文物。

經過多方奔走以及警察局的調查配合，1946年1月21日於白利南路偽文物處理委員會舊址倉庫內發現原存於震旦博物館的文物。

此次尋回的文物計「大小銅器九九件，雜件四四件，大小玉器一一六件，玉印三四顆，銅印九七八顆，銅鏡七七面，碎鏡一六件，石器八一件，又史前遺物六五件，磁器一八五件，破碎者一六件，磁片九八片，明器一三二件，破碎者一件，陶器十一件，碎三件，甲骨一四件，服飾四九五件，甘捊銀器二件，古鈔六三串，又九三枚，書畫六二件，圖畫繡品抄本雜件四三件，漆器一三件，清代文件二二九件，照片三二五張，又七冊，各式徽章六九九枚，鈔票四七張，貨幣一三枚，其他雜件七八件」。

雖然所存文物有丟失，但大部分還是尋找回來了，上海市立博物館的陳列品就建立在這批文物基礎上。

為了館內有充足的展品，楊寬還致函上海市教育局，請求將已接收之敵偽藝術史料文物、古畫交付博物館充實館品。

復館之際，展覽物品的展具不夠，楊寬多次致函上海市教育局請求撥款購買展覽器具。

1946年2月27日，顧毓琇任命楊寬為代理館長。

5月4日，為慶祝政府還都，上海市立博物館第一陳列室正式開放。

5月18月，楊寬被正式任命為館長。

從上海市立博物館開館到關閉，期間共開放了三個陳列室，第一陳列室專列銅器，附以玉器、琉璃器、骨器，第二陳列室專列陶器、瓷器，第三陳列室專列明器。

李純康在《上海博物館》一文中對當時的三個陳列室的藏品情況有具體描述，他說：

上海市立博物館，今在四川北路一八四四號三樓，除辦公室及庫房外，全部闢作陳列室，計共三室，並利用走廊，闢為陳列廊。

第一陳列室陳列的，主要是銅鏡、銅容器和古錢三項。

銅鏡共八櫃，陳列漢隋以迄清代製品一百二十八餘件。

銅容器有各式鼎、壺、卣、爵等數十件，最古的在千年以上。

古錢六百餘件，自周代的銅貝，戰國時的明刀，以迄清代的宣統通寶，無不搜羅完備。

此外，陳列室的石器、壽州銅器、武器與工具等，亦頗為人注意。

第二陳列室完全陳列陶瓷瓷器，史前及商周陶器和漢唐瓦當，以及漢代至六朝陶器，唐、宋、元、明、清各朝瓷器都有，唐宋瓷約百餘件。

第三陳列室完全陳列明器，漢代的，元明的，都有搜羅。

就形態論，包括人物、房屋、用具、俑、牲畜、牲舍等；就製造品質論，包括石、木、陶、瓷等種。

全部陳列品四百餘件，俑占絕大多數，其種類有立俑、坐俑、侍俑、文官俑、武俑、胡俑、騎俑等，實屬洋洋大觀。

陳列廊陳列歷史文件四十七

件，最古的是明崇禎年間兵部職方清吏司咨文二件，余如清順治間的揭帖，康熙間的進士金榜，乾隆間的奏摺，道光間的題本，以及光緒間致古巴國書，達賴喇嘛致法國公使藏文函，清末民初官紳名片等。

該館管理甚為得法，各種陳列品分門別類，頗為細緻，每室均列有總說明卡，陳列品作一個簡單而要的介紹，得到明晰的印象。

惜以館址狹小，不能將庫藏物品完全陳列。

綜計該館共有陳列品照相、郵票、拓本、印章、服飾、徽章等二十類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一件，現在三室一廊所陳列的，僅約占百分之二十，其餘均藏庋庫中，以備分期輪流陳列。

舉辦展覽會是博物館的一項主要工作。

博物館共舉行7次展覽會，主要集中於1946、1947年，計有總理遺墨展、上海抗戰文獻展覽、革命文物展覽、特種報紙展覽、歷代明器展覽、辛亥革命文獻展覽、國父事跡展覽。

其中值得敘述的是上海抗戰文獻展覽會。

1946年12月，楊寬為抗戰文物展覽事致函上海社會局請求提供藏品以備展覽。

此外，楊寬還與藝術部主任蔣大沂深入民間積極搜索材料。

據楊寬回憶：他當時找到一個專畫佛像的畫家錢化佛。

錢化佛（1884—1964），江蘇武進人，名蘇漢，字玉齋，齋名萬佛樓。

曾任喜劇演員，又參加辛亥革命，最後致力于丹青，專繪佛像，馳譽海內，有「民國第一畫佛高手」之稱。

他有不少藏品，抗戰期間日軍在上海張貼的布告就是一種。

據他說，見到日軍在上海市街張貼的重要大幅布告，常常出動全家人，在下雨的深夜，幫他四周把風，趁沒人路過的時候，他張著傘，揭下完整的布告；因為天雨紙潮，很方便就可以從牆上完整地揭下，帶回家中秘藏。

他認為這是日軍侵略的罪證，也是別人所不會有的珍貴藏品。

經他同意，借給上海市立博物館以大畫框裝裱展出。

同時，為了這次展覽，上海市立博物館將陳列室所有陳列品歸庫。

1947年1月1日，上海市立博物館舉辦上海抗戰文獻展覽會，陳列品共5000件。

總共有兩個陳列室，第一陳列室陳列著上海抗戰時的悲壯文獻，與地下工作者的忠烈文獻。

第二陳列室陳列日偽的劣跡。

在抗戰文獻中，有上海全套的戰爭攝影，與各種宣傳品及出版物。

在地下工作文獻中，有各烈士之遺像紀念品及地下工作之宣傳品與秘密文件等，如鄭苹如女士之遺像遺墨。

在日偽的作惡文獻中，大如巨幅之彩色廣告，小如賭場中之籌碼，形形色色。

由於群眾踴躍參觀，展覽會本於1月3日閉幕而延期至5日。

戚家墩田野考古和常州古墓發掘是博物館所做的兩項考古工作。

1948年，松江戚家墩文化遺址考古發掘由館長楊寬任團長，藝術部主任蔣大沂任副團長，幹事張子祺、助理幹事張啟帆參加了發掘。

1月14日，考古組前往戚家墩，由當地參議員張明輝引導招待，借黃姓農家為工作站。

15日開始僱工發掘，先後發掘三區。

發現古代住宅區一遺址，一古窯址，幾何印紋器與另一種紅陶器，灰陶器多件。

1949年3月20日，《申報》長篇報導常州南郊發現古墓事。

報導說：城防部隊在常州南郊的惲家墩構築工事時，忽然在泥土中發現用巨磚砌成的牆壁。

繼續挖掘後，露出一磚砌的墓門。

約有一人一手高，闊六尺左右，深五尺左右。

三面牆上各有一個穹形門，均用磚塊砌成。

門內有門，室內有室，墓穴規模非常大。

周圍群眾聽說後，紛紛前往觀看。

如此多的群眾，使發掘工作無法繼續。

城防和縣政府一面派武裝士兵前往堅守，一面由縣政府召集本邑各界士紳商討如何進行。

看到此報導後，3月23日，楊寬與蔣大沂一起赴常州探察古墓。

3月25日，返回上海。

探察結果是：墓早經盜過，但考古目的在求文獻，仍有發掘價值。

4月9日，常州縣政府邀請楊寬、蔣大沂和南京中央博物館的曾昭燏參加古墓挖掘會議。

會議議定三點：（一）初步發掘工資，需米三十擔，由武進縣政府擔任，惟發掘出土文物，應歸武進縣保存。

（二）發掘工作由市博物館及同濟大學負責主持，並推定市博物館藝術部主任蔣大沂為發掘主持人。

（三）研究工作及編造報告，由市博物館及同濟大學主持。

經過詳密計劃，4月13日，常州古墓挖掘開始。

但是到了4月21日，解放軍順利渡江，很快占領常州。

挖掘組商議後決定，由蔣大沂帶隊留在常州繼續挖掘，楊寬返滬處理博物館事宜。

上海解放後，6月27日，楊寬在致函市政教育處社教室主任胡就明信中言：常州挖掘的是一個六朝墳墓，到解放為止，只發掘一個墓室，出土古物60餘件，全墓並未完工。

懇和常州軍管會、文教部洽商後續挖掘工作何時繼續。

此墓後續挖掘工作如何進行尚不得而知。

上海市立博物館能夠有效、順利運行依賴於它有一套完善的運行制度。

首先，博物館的每位職員都需要有人出具保證書，如顧頡剛、楊寬為童書業保證，楊寬、蔣大沂為潘正鐸保證等，當然，館長亦不例外。

楊寬的保證書是由顧頡剛、徐蔚南出具的。

1946年7月15日，顧頡剛、徐蔚南為楊寬開具保證書一份。

保證人（顧頡剛 徐蔚南）

茲保證楊寬在上海市博物館服務，確能遵守法令，勤守奉公，在保證期能被保證人有洩漏機密及憑籍職位營私舞弊或其他一切瀆職行為時，保證人願照章完全負責，此具。

當時，上海市立博物館隸屬於上海市教育局，因此，博物館的所有工作事無巨細都要直接向教育局匯報。

如復館工作情況、請撥文物、請撥款、職員聘用、職員薪級、職員調動、職員請假、月工作報告、展覽會舉辦等。

其中職員請假一項，上海市檔案館保存了1948年、1949年博物館所有職員請假匯報情況，因材料較多，僅就承名世請假事略述一二如下：

1948年7月7日，楊寬向教育局匯報，承名世肺部虛弱，又因工作繁重，病情加重，醫生檢查結果患纖維式肺結核症，醫囑休養，因此請假一月，後事假請假11天，又於8月11日請病假半月。

按照規定，請假不能超過一定期限，超過則可能會被開除。

承名世與楊寬是好朋友，為了保住承名世的工作，在1948年9月6日向教育局局長的匯報中，楊寬極力為承說情：

查本館歷史部幹事承名世，前已請病假一月，事假十一天，業經呈報在案。

該員於八月十一日起又請病假半月，實已超逾可請病假之期限，頃據該員簽稱：「竊職前因患纖維式肺結症，為治療與休養計曾經請假一個月，業蒙核轉奉准，嗣以體弱質薄若，頭劇痛，肢軟無力，熱度甚高，食不甘味，症成合併，勢見加劇，曾經持函再請病假半月，懇予核准在案，惟查病假期限在市府職員請假條例第四條乙項下段有明文之規定，職之病假已超出條例規定期限以外，自知已屬不合，徒以病魔纏身，臥不能起，依例雖已越期，按情無不可原，茲擬據鄙見二點，聊資補救以蓋前□：（一）查職於上年度對於任何假期，積計均未滿期限（事假十一天，病假三天），擬依照上海市政府職員請假條例第八條之規定並本年度計算之。

（二）職超越規定病假期限為半個月，除擬將本年度積計事假未滿期限者九天，依照公務員請假條例第九條規定抵消外，余則以將來之休假星假仍從事本位工作，不再休假以為抵消。

以上兩點，僅以抵消超出病假及補足本位應辦之工作而言。

惟因病超出假期，有違奉須條例之處，自應自請處分，以伸法令而儆將來，為此歷陳忠誠，簽請謄核准予轉呈核示袛遵。

」又據該部主任童書業簽稱：「該員請假逾期，雖違犯請假規則第四條，然病體實未痊癒，不無可原諒處，查上海市政府職員請假規則第八條：『本月或本年度假期未滿期限者，其剩餘之日數得併入下期計算之。

』查該員上年共請事假十二天，病假三天，所余日數尚多，似可照上條規則諒與通融。

惟該員續請病假僅半月，（上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自本月一日之三日止三天，未經請假。

雖據稱因鄉間交通不便受阻，請求補假，然事前未經聲明，與規則第九條不符，擬以曠職論處。

」查本館與職員請假，仍照章處理，極為嚴格，今該員所續請半月病假，既情有可原，擬請姑予照准，惟逾假三天，擬即以曠職論處，今後自當嚴加督責，以觀後效，是否可行，尚祈鑒核，示遵！謹呈

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李

上海市立博物館館長楊寬

經過楊寬的陳情，承名世保住了工作，事後僅作曠工三天處理。

但由於身體原因，承於9月底呈請離職。

承晚年回憶在上海時楊寬等老友對自己的幫助時言：

我是抗戰勝利後來上海謀生的。

起初在蘇州美專（滬校）擔任山水畫教師，後來又在上海市立博物館當技術幹事。

兩份薪水加起來，雖不算高，但因為都是我喜歡的職業，再加上呂思勉、顧頡剛、顏文樑、鄭午昌等前輩的提攜，以及童書業、楊寬、蔣大沂等朋友的幫助，有時還能賣掉一些畫，所以生活的還不錯。

由於工作還不錯，我又將弟弟帶到上海讀書，妻子也從常州來到上海，就讀於立信會計專科學校。

此外，我還有不少時間參與各項社會活動，如為《中央日報》（滬版）的《文物周刊》組稿、寫稿，參與「上海美術館」的籌備工作，參加「上海美術茶會」等活動。

此外，在楊寬的領導下，上海市立博物館用「上海市博物館研究室」的名義，借用《中央日報》版面，每星期編輯一期《文物周刊》，這是中國第一個以「文物」為主的期刊，也是當時惟一探討文物的期刊，前後共出版112期。

周刊每期發表三四篇文章，給周刊積極供稿的有40餘位作者，計有蔣大沂、楊寬、童書業、胡厚宣、夏鼐、顧頡剛、黃永年、方詩銘、傅懋績、陸丹林、承名世、徐家珍、葉百豐、勞榦、石璋如、丁山、李海雲、章卷益、馮友梅、熊庵、張鳳、淳穆、煥章、楊家駱、李石曾、陳小松、張子祺、甄鼎、訥齋、葉華、項士元、李丁隴、樅川、曹鋆、齊鴻、馮友梅、任銘善、楊若漁、孫仲戚、方靜若、饒惠元等人，其中不乏名家。

據統計，童書業發表61篇，楊寬發表43篇，淳穆發表36篇，徐家珍、熊庵發表22篇，黃永年發表20篇，方詩銘、方靜若發表12篇，胡厚宣、承名世、傅懋績、陳小松發表9篇，勞榦發表7篇，夏鼐與顧頡剛各發表1篇。

就筆者看來，對這份期刊目前尚未有學者給予足夠的關注。

同時，還裝印15部《上海市立博物館藏印》，銅印凡八百，原屬商承祚教授，楊寬作序。

楊寬的好友顧頡剛曾多次前往上海市立博物館參觀，顧頡剛在《大公報》上發表《重建市博物館的重要——「見」的教育應重於「聞」的教育》一文可見博物館當時情形：

現在的上海市立博物館，我是曾去參觀過幾次的，覺得它的規模雖小，然而內部陳列，卻已以最經濟的人力財力，表現了最高限度的成績。

現在的館只有三間陳列室，一條陳列廊，而金石、貨幣、陶瓷、明器等古物，都已粗具系統。

尤其對表現古代人民生活情況的明器，更能盡力搜羅，其選擇之精，化費之小，成績之大，真是出於人的意料之外。

館中上自館長、主任，下至工友，無不站在本位上努力工作，絕沒有敷衍塞責的習氣。

而研究空氣的濃厚，更像一所小規模的研究院，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努力的文化團體，本應當頗可有所作為的，無如在這經費奇窘館舍奇狹的環境中，雖有良好的人才，一時也無從盡力發展，這實在是很可惋惜的事。

1949年5月2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通知：進入市區解放軍部隊、各機關團體在接收工作發現古籍圖書，必須移交、報告軍管會高教處。

6月4日，楊寬致函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市政教育處，報告博物館的沿革及最近情況暨文物清冊、圖書清冊、財產清冊、款項收支清冊、員工名冊、卷宗目錄。

1949年6月22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舉行接管上海市立博物館的儀式，在會上，接管領導胡就明強調：今後工作上應有新作風，如發動和引導勞動大眾前來參觀，編輯中國人民文化史小叢書等。

至此，博物館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

上海市立博物館被接管後，這個名字被保留了三個月。

1949年9月，上海市立博物館改名為上海歷史博物館；1951年11月， 併入上海博物館籌備委員會。

195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正式開館。

（作者單位：大連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