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十八講》|「敦煌學」的「溯流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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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新江先生的《敦煌學十八講》中有八講左右的內容是具體講「敦煌學」,在此我只選取其中的第八講「中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中的中國敦煌學研究方面,對書中所講的內容加以討論,結合自己的淺薄理解梳理中國」敦煌學」。
我本人將該方面內容分為以下三個小目:
1、「敦煌學」的概念
何為「敦煌學」呢?對此學者們各持己見。
陳寅恪先生曾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結合陳寅恪先生《敦煌劫餘錄序》中的諸類言語,可以看出陳先生所說的「敦煌學」,主要是指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的研究。
而隨著敦煌簡牘的大量發現和海內外所藏敦煌絹紙繪畫等美術品的發表,「敦煌學」的概念遂得以擴展。
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舉老一輩著名敦煌學者姜亮夫和周一良的觀點。
姜亮夫先生強調應把「敦煌學」的內涵擴大到敦煌乃至吐魯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獻;周一良先生認為「從根本上講,『敦煌學』不是有內在規律、成體系、有系統的一門科學。
」在李並成主編的《敦煌學教程》中指出,「敦煌學」應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藝術、敦煌史地和敦煌簡牘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群。
有的學者在應不應該將敦煌簡牘歸入「敦煌學」上存在爭議。
有的認為應該將敦煌簡牘歸入簡牘學。
郝春文先生的《敦煌學概論》將敦煌出土的簡牘歸到了敦煌史跡之內,也算入了「敦煌學」之中;榮新江先生的《敦煌學十八講》隱約提及應將敦煌簡牘歸入「敦煌學」研究範疇的觀點;姜亮夫先生也提到應該將敦煌簡牘歸入「敦煌學」範疇之中。
而我個人認為,敦煌簡牘既屬於簡牘學,又屬於「敦煌學」,是交叉存在於兩種學科之間的,這甚至於單獨將其取出來作為一門新的交叉學科——「敦煌簡牘學」來加以研究,也不是沒有可能性的。
2、「敦煌學」的起源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榮新江先生在書中提到了「敦煌學」在中國的起源:「中國學者對敦煌文獻的真正研究,起始於1909年伯希和攜帶所得敦煌文獻中的部分精品來到北京。
」但對於這門學問的起源,榮先生卻提及不多。
我查閱了相關文獻,認為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的《敦煌學五十年》一書中所說的較為具體。
「這門學問的源起則是各種各樣。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大批西洋人熱衷於到中亞地區探險」,「敦煌學實際上是中亞學中的一部分內容,但它在中亞學中所占的地位極其重要,因此也用敦煌學的名稱代替中亞學」,「敦煌古書最早引起公眾強烈關注的時間是1909年夏季,即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國學者展示部分敦煌古書之時」。
等等話語都揭示了「敦煌學」的起源。
至於「敦煌學」在中國的發展,榮先生將其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京師大學堂的學者對「敦煌學」的開創階段。
此階段我個人定義為「敦煌學」在中國的起步階段。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出敦煌古書後,中國掀起了研究敦煌的熱潮。
在此期間,有羅振玉、劉師培、王國維等大家相繼涉足「敦煌學」,他們各自著書立說,推動了「敦煌學」在中國的發展。
這一時期,由於相關資料主要得於伯希和照片的緣故,都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傳統的四部古籍上,為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二十年代開始,至四十年代末,這二十年的時間是中國「敦煌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這個階段,是中國學術發展的輝煌燦爛的階段,也是敦煌學飛速發展的階段。
此時的研究大多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有關,除此之外,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敦煌學」研究的重要人物。
中國的敦煌研究,也從單純的依據書本發展到實地考察;從依賴于海外郵寄的照片,到親身前往英法等國抄錄攝影研究;從只注意中國傳統的四部古籍,到關心民間文學、社會情勢等方面,這是中國「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高潮時期。
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國的敦煌文獻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出現了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等學者的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重要成果,但在歷史研究方面比較薄弱。
文革十年期間,使得全國的敦煌研究全面停頓。
文革結束至今,是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第四個階段。
這一時期是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黃金時代,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榮新江先生在該講中,從歷史和文獻兩個方面列舉了些許學者們在文革之後所發表的重要專集和著作,來佐證這一時期的輝煌,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
季羨林先生曾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這一說法不僅體現了中國優良的學術傳統,也從側面體現了「敦煌學」的發展是蒸蒸日上、漸行漸遠的。
3、中國「敦煌學」的展望
這一部分是《敦煌學十八講》所未有明確提及的,但根據書中所列的中國「敦煌學」的特徵,結合柴劍虹先生的《敦煌學的過去與未來》一文,可以做出以下的展望:
第一,「敦煌學」將繼續得到開拓與創新,我國學界與國外相關學界的聯繫與交流大大增強,這將會促使「敦煌學」的研究範圍和研究隊伍的擴大,「敦煌學」將會得到飛速發展;第二,「敦煌學」的研究實力得到了增強,以往薄弱的環節已得到重視與加強,並且全面系統地進行深入研究敦煌的時機已經基本成熟;第三,敦煌學界與出版社的聯繫合作日益密切,這為編輯出版高質量的圖書、學術專著提供了可貴的平台和契機,也有利於「敦煌學」的推廣。
總之,對於「敦煌學」的未來,是充滿信心和堅定決心的。
敦煌就像是一位遮蓋著面紗的女子,神秘,莫測;而敦煌的相關史跡和史料則是用於遮蓋的面紗。
只有等到敦煌的研究進展到了一定程度,「敦煌學」全面發展之時,這面紗才會被揭開,剎那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多麼曼妙的一位美人啊。
有誰能真正的知道呢?或許正如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學概論》里做結的那句話,敦煌古典文化的一切,正是值得我們深深學習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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