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風雨之後迎來重生

6月22日，是敦煌與敦煌學史上永志難忘的日子。

百餘年前的1900年6月22日，舉世聞名的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挖出了公元4世紀至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餘件，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語言、文學、藝術提供了數量及其巨大、內容及其豐富的珍貴資料。

這一天，是敦煌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起點。

一段百年歷史的長卷，由此緩緩展開。

壹

提到敦煌，提到莫高窟，就不得不提王圓籙。

這位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者，在歷史上有另外一個知名度更高的稱呼：王道士。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

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願擔當起了清理洞窟的重任。

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

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王圓籙揭開了藏經洞最大的秘密。

他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

王圓籙，攝於1907年

隨後發生的事情，已被無數遍反覆敘述：王道士手持發現的敦煌經卷找到先後兩任敦煌縣令，無人過問；餐風露宿800里找到安肅道台，不予理睬；壯起膽子向慈禧太后上書，自然，杳無音信。

在現世7年後，在被除了王道士之外的所有人漠視了7年後，1907年，敦煌藏經洞文獻最終等來的，是萬里迢迢趕來的外國探險家與學者們。

無需再複述敦煌文物的流失歷程。

只需要知道，直到百年後的今天，歷經一次次的搜集與追回，當初發掘出的5萬餘件文物，只餘下不足萬件仍在國內。

我們無意、亦無資格把文化的重債放在王圓籙的肩頭，事實上，他於敦煌學功遠大於過。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一場屬於歷史和民族的鬧劇或曰悲劇，唯一值得寬慰的是，這樣的鬧劇或曰悲劇，今後不再會出現了。

貳

敦煌之所以能成為敦煌學，和很多因素都脫不開關係。

敦煌曾經是中國、印度、伊斯蘭、希臘四大交明交匯之地，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存量最優的佛教石窟藝術聖地。

因此，1900年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也被稱為20世紀考古史上的奇蹟。

然而，僅有奇蹟還遠遠不夠。

敦煌學重獲生機靠的是一代代先行者。

在這段稽尋古蹟的旅途中，中國有兩個先行者在敦煌留下深刻烙印：一個是藝術家張大千；一個是歷史學家向達。

張大千是1941年抵達的，在此臨摹壁畫，前後達三年。

其行為毀譽參半：其臨摹藝術在全國引起反響，激勵國人；然其剝損塗抹壁畫的輕率舉動又毀壞文物，為學界所痛。

向達則於1942年、1943年兩次造訪敦煌，留下大量學術考察著作。

言：「朝夕徘徊於諸窟之間，縱觀魏、隋、李唐以及五代、宋、元之名跡……神遊藝苑，心與古會，邊塞行役之苦，塵世擾攘之勞，不復關情，平生之樂無逾於此也。

」

緊接著的1943年，常書鴻籌備敦煌研究所。

以他為首的第一代敦煌人，近乎從負數開始，除了面對龐大數量的石窟文物之外，他們一窮二白，其中發生的故事後來成為「敦煌精神」的母題。

在艱苦離亂中，他們始終將文物遺存的保護、研究和體悟放在第一位，由此確立了「殉道者」的精神氣質，上接先賢大哲，下啟後進來者。

叄

1930年，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編《敦煌劫餘錄》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學」的概念。

由此，逐漸興起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

數量巨大的藏經洞文獻，與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其他的文化遺存、史料構成一筆巨大的財富，吸引了世界各國專家學者畢生研究，莫高窟也於199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

而敦煌學的重心，正是在幾代人的努力下，不知不覺地從日本、歐洲移回到敦煌本土，著名的「敦煌一哭」成為歷史——1950年代中國學者由於資料所限，所編寫《敦煌資料》被日本學者比照原卷挑出300餘處錯訛，中國學者為此曾在課堂上流淚。

此後愛國主義式的「攻堅戰」成為了日常課題。

學者榮新江在歸義軍研究上、趙聲良在主編《敦煌研究》梳理學術脈絡上、徐俊在敦煌殘詩考上、王旭東在文物保護研究上、彭金章在北區考古發掘上，都取得了令全球學界矚目的成就。

敦煌學術的重鎮，重新回到了母語者的手中。

自2011年的國際學術會議始，學者的發言已一律全部使用中文。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

」百年敦煌，歷經風雨，終於迎來了再一度的重生。

（本文綜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