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語文學」以賡續絕學

【文化評析】

1928年，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際，傅斯年先生曾雄心勃勃地呼籲要將「東方學之正統」從巴黎奪回到中國。

有鑒於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大家技高一籌，不僅懂漢學，而且還通「虜學」（古代少數民族的學問），能夠解讀古代漢語文獻中出現的令我國的博學鴻儒們都一籌莫展的非漢語成分，傅先生由此倡導中國學者要以「語學」（或曰「歷史語言學」），即當時西方學界盛行之「語文學」（philology）為人文學研究最基本的學術方法。

20世紀80年代，曾有日本學者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此說或乃以訛傳訛，當時卻極大地傷害了一代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心，激發了他們振興中國學術，特別是要把敦煌學研究的正統奪回中國的雄心壯志。

30餘年來，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

可是，認真說來，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優勢和成績僅僅集中在敦煌出土的漢語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上，而對敦煌出土之眾多「胡語」（非漢語）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中國學者依然處於落後地位。

不少在西方和日本學界興起並代代相續的學問，在我們中國卻已經或者即將成為「絕學」了。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是西方人的創造，但「絲綢之路」之所以成為「絲綢之路」，特別是這條道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方語言、宗教、藝術和文化交流的繁榮景象的重構，依據的是世界學人對敦煌出土之多語種文獻及其豐富的石窟壁畫、文物等實物載體的研究。

例如，西方學者利用敦煌和吐魯番出土文獻，成功地解讀了早已失傳的古代吐火羅語、粟特語和于闐語文獻。

與此同時，對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獻的整理和解讀，不但構成了現代西夏學研究的基礎，而且也為我們重構11世紀以後絲路文明交流史提供了十分豐富的資料。

可以說，沒有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出土文獻，世上就不會有吐火羅、粟特、于闐和西夏研究等一個個在東方學研究領域內大放異彩的學問。

令人遺憾的是，上述這些學術領域在中國學術界卻都幾成「絕學」，很少有中國學者成為上述領域內國際權威。

甚至我們今天還不得不忍受海外新清史學家們對中國同行的指責，說我們不懂滿文，無法利用滿文文獻來做清史研究，看起來連滿學在中國也即將成為「絕學」了。

這當然無法讓人接受，因為所有這些民族和地區的語言、文獻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宗教、藝術和文化，無一不是古代中國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學問的失傳無疑將使我們丟失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從學術的角度講，如果以上這些學問不幸均成為絕學，那麼今天的我們不但依然無法超越伯希和這樣精通「虜學」的西方漢學大家，無法真正搞通漢學，而且更無法全面和正確地理解和解釋古代中國及其燦爛的文明。

一門學問的失落不外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社會認為這門學問不再有價值和意義，所以棄絕；二是人們已經沒有了承繼這門學問的能力，所以不得不令其斷絕。

現今於中國學界瀕臨斷絕的這幾門學問對於傳承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意義自不待言，失去了它們，我們將失去理解和解釋「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權利和能力。

自然，我們不會坐視這種局面的出現。

學術強，國家才強。

在經歷了30餘年的不懈努力之後，中國學界不但具有在國際學界力爭一流的雄心，而且也有了傳承這些學問的能力。

只要我們重新回歸語文學途徑，刻苦學習這些已經失落了的古代語文，掌握好這些從事絲路歷史、文化研究必備的語文工具，利用近年來我國各地不斷有大量出土文獻的優勢，我們就能使這些或將成為「絕學」的學問煥發出新的生命和活力，成為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沈衛榮，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